对晚清甲午海战的反思

         海军建设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建设一支大国海军，需要整个民族、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海军将士几代人的努力，乃至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继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之后，又一次使中国更严重地毁师、失地、丧权的失败战争。百余年来，关于甲午战争问题的研究，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过全面论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深度发掘和研究的拓展深入，不断有新的成果呈现，有些结论几乎使传统的看法彻底改观。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价，或许间隔时间越长，后来人就会愈加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历史真相也会尽可能地得以还原。如果说匡正史实是历史研究者的工作，那么作为100多年后戍守着同一片海域的海疆卫士，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认真汲取北洋海军的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则是我们这一代海军军人的责任。
         重温甲午战史，眼看着耗费巨资打造的北洋海军只经三战即灰飞烟灭，将士虽英勇奋战却无力回天，心情无疑是极为沉重的，如同揭开伤疤带来的锥心刺骨般的疼痛。然而我们不能因为逃避疼痛而不去正视失败。失败是警钟，只有直面失败、研究失败，才能从失败中获取胜道。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将甲午战争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时空范围来考察，我们会发现甲午战败的根源在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没落的封建制度下的中国，难以同快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相抗衡，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而不断挨打则会更加落后”。但也要看到，甲午战争作为一场在陆海战场交替进行、主要以海军制胜的的近代化战争，中方在战争准备、防间保密、作战指导、装备保障、治军管理以及整个海军建设方面确实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不少教训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反思之一：战而无备，必陷被动。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1894年6月，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就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至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决战，然后进攻北京。为此，日军拟将作战分为两步：第一步，日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同时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渤海的制海权；第二步，根据海战的结局，设想了三种具体作战方案予以应对。而此时清王朝对势必爆发的战争仍缺乏足够的警觉，当日军大举增兵朝鲜，驻朝清军要求增兵和主动出击时，清政府却让前线将领“静守勿动”，不切实际地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争端上，既没有应付各种情况的作战预案，也没有积极进行作战准备，更没有控制朝鲜西海岸的战略要点，以争取主动。直到日军将驻朝清军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从海上增援，但为时已晚，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造成而后整个战局的被动。由此可见，战争准备充分与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战争的主动与被动、胜利与失败。当前，尽管尚不存在外敌对我实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但环顾周边，海上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需要我们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紧而又紧地将军事斗争准备往前赶，往实里抓。既然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那就必须随时准备“打好第二枪”。
         反思之二：失密泄密，未战先败。战争史上因军事秘密失泄导致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甲午战争中这一教训则更为惨痛。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军的军舰和运兵船在朝鲜丰岛海域遭到日军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为什么日本军舰如此巧合地在这一时间、地点出现？事后查知，清军从海上紧急增兵朝鲜这样本属极其机密的行动计划，被隐藏在“天津军装局总办”——李鸿章外甥张士珩衙门内“所用书办”家里的日本奸细侦知，使日军预先有准备地组织了海上伏击。今天从已经解密的日本档案可以获知，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渗入中国社会、拉拢中国奸细的程度，已经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上至清廷中枢的最高决策、军力分布、攻守部署，下至中国官员间的电报书信、机器局每日生产能力，日方几乎都能同步知晓。这样一场可以说是对入侵者单向透明的战争，其结局可想而知。这再一次警示我们，保密关乎战争胜败，“保密就是保安全、保战斗力、保胜利”绝不仅是一句口号。在当前窃密渠道更为广泛、手段更为多样、方式更为隐蔽、保密形势空前严峻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增强敌情观念和防范意识，克服无密可保、有密难保的麻痹思想，真正将保密要求落实到军事斗争准备的每一个环节。
         反思之三：消极防御，必败无疑。长期以来，清廷和李鸿章一直将北洋海军视为拱卫京畿的“要塞舰队”，所谓“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尽管购置了“守口”所不需要的大型铁甲舰，但在海军运用上仍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奉行的依然是“水陆相依”战略，即以舰队配合海岸炮台和陆军进行防御作战。丰岛海战失利后，李鸿章仍幻想“保船制敌”，以北洋海军作“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海军，始终未主动出击与敌争夺制海权。结果黄海一战，制海权落入敌手。尽管此后元气大伤的北洋海军与占据优势的日本联合舰队蛮打硬拼也非上策，但至少应从海上翼侧对日军在花园口和荣成湾的登陆作战行动进行牵制和袭扰。即使后来北洋海军退守威海卫、无力出海决战的情况下，如果海口防御战术实施得当，坚守待援，也不是没有扭转危局的可能。但由于陆军协同配合不力，未能阻止日军从后路抄袭威海卫，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今天再追究到底是李鸿章还是丁汝昌指挥无方已无太多意义，也不应过多苛求古人对制海权理论能有多深刻的理解，重要的是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一味消极避战，坐待敌人进攻，无不招致失败。未来战争我军总体上将始终处于防御地位，因而必须实施积极防御，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主动，充分发挥联合力量体系优势，坚持攻势防御作战指导，努力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加强军种间协同配合，才能达成战略防御的目的。
         反思之四：“问题”装备，殃及战力。以往关于甲午海战的某些研究，一味将战败原因笼统地归结为北洋海军的腐败无能，但当我们了解到北洋海军在火炮的数量、射速与对手存在明显差距，在炮弹的供应和效能、锅炉、燃煤质量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时，对于1888年排名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败给后来居上的日本联合舰队，也就不会感到诧异了。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海军那些多年前的世界最新军舰与密布速射炮的日方新式军舰相比，已经显得老态龙钟，不仅在火炮数量和射速这两个重要的技战术指标上都明显落后，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弹药质量问题。当时北洋海军使用的弹药大部分是无法炸响的实心弹，除非击中敌舰水线部位引起进水，否则即使命中至多造成少量人员伤亡。北洋海军中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当时主要依赖进口，因户部禁止外购军火而丧失供应来源，直到战前才由天津机器局应急仿制，但因技术不过关，在弹药引信、弹箍加工等方面都存在质量问题。特别是其所填充的是类似烟花爆竹使用的黑火药，爆炸威力很小。黄海海战中，多艘日舰受伤，却无一被击沉，原因就在这里。同样的差距还来自动力方面。甲午战前，北洋海军主力舰装备的锅炉历经高强度使用，老化严重，本该早已报废，却因军费紧张而无法更换。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锅炉使用的竟是极为劣质的碎煤，导致航速本就普遍低于日方的军舰机动性更加堪忧，其燃烧所产生的浓重黑烟也使得北洋海军阵前先敌暴露。我们并非“唯武器论”者，相反我们一直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未来信息化条件下海上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勇，更是武器装备的大比拼，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将愈加至关重要。我们无法做到武器装备全都比对手先进，但至少不能让官兵带着“问题”装备上战场。
         反思之五：从严治军，警钟长鸣。长期以来，北洋海军所谓“主炮晾衣”的故事一直广泛流传，称其军舰访日期间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被认为军纪涣散，注定要战败。后来经过考证，证实这是一则彻头彻尾的谣言，但由此产生的恶劣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不过这也从反面告诫我们，治军管理的细节，往往会成为外界评判一支军队形象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准。甲午海战中，我们在承认北洋海军大批爱国将士拼死血战、奋勇杀敌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确实存在的治军不严的现象。应该说，北洋海军初创时期还是颇有朝气的，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治军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还比较正规。然而，封建军队的习气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着北洋海军，即使是完全由新式学堂培养，去国外留学深造的军官，也无法抵御封建官场的种种痼习。特别是洋员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有章不循、军纪松弛的问题滋生蔓延。无视《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在岸上建馆住眷、夜不归舰者有之，聚赌嫖娼者有之，乃至海战中少数贪生怕死之徒临阵逃脱，或主动向敌人投降。更有甚者，在日军进犯威海卫的危急时刻，“来远”、“威远”两舰管带竟在岸上妓院住宿未归。风气败坏也导致北洋海军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搞花架子。平时操练船阵，不从实战需要出发，而是局限于事先拟定的几种阵式。舰炮和鱼雷打靶，则预先量好距离，设置浮标，射击时按预设浮标行驶定位。结果平时训练阵式整齐壮观，枪炮射击精准，连洋人也惊叹不已，但根本经不起战争检验，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北洋海军的教训再次警示我们：严是爱，宽是害。严格管理教育、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练兵这些治军铁律如果不能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地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前紧后松，最终结果必然是自毁长城。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对官兵作风纪律养成和能力素质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特别是武器装备落后的一方，更加需要通过从严治军来严出铁的纪律、严出高昂士气、严出训练水平、严出战斗精神。
         反思之六：海军建设，任重道远。每当谈及甲午海战，人们总会质疑为何曾经堪称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北洋海军会如此不堪一击？今天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历程，细数其成败得失，就会发现对于海军建设自身特点规律的背离，是北洋海军败落的深层次原因。近代海军是大工业的产物，它的发展既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包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大肆掠夺。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海军事业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因和持久性。清政府之所以痛下决心发展海军，主要是屡受外敌从海上入侵的刺激，而非出于自身发展对外贸易和维护海洋权益、掌握制海权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被动应付的成分。尽管在一个时期内，鼓吹海防的言论遍及朝野，可以拨出巨款进口昂贵的装备，然而一旦形势稍缓、海军建设稍有所成，便开始满足起来。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实力的确超过了日本海军，随后其发展便陷入了停滞阶段，未再添置一艘军舰，也未更新一门火炮。作为海军衙门总理大臣的奕譞，竟以筹借海防经费的名义，通过李鸿章向各省集款存储生息，以备颐和园工程分年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如将颐和园工程挪用的海防经费，用于购置新舰的话，差不多可以再增添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前夕，丁汝昌提出为主力舰配置速射炮，需银仅60万两，却无款可拨。而此时日本为了入侵中国，在不遗余力地扩充海军。日本天皇甚至拨出内廷 1/10的经费用于造舰，还号召贵族豪富为海军建设慷慨解囊。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2艘，还针对“定远”、“镇远”两舰的弱点专门设计了“三景舰”，这样使得北洋海军原有的优势在数年间化为乌有，日本海军的实力反倒一跃在北洋海军之上。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北洋海军的建设至始至终都面临着各方势力的掣肘。清廷出于对李鸿章独掌海军的顾忌，断然否决了北洋海军添购新舰的建议。所谓“帝党”与“后党”的宫廷斗争，“清流党”与“洋务派”的争权夺利，时不时就会让北洋海军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当时丁汝昌在被指责、质疑、弹劾、几乎被革职乃至于戴罪立功的情况下，率领舰队出海作战时的心境呢？我们不能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设近代海军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取得的成绩，但北洋海军的历史悲剧更昭示我们：海军建设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建设一支大国海军，需要整个民族、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海军将士几代人的努力，乃至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我们必须意识到肩上的重任，既要积极应对严峻挑战，更要抢抓难得机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海军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要求，充分认清海军作为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的重要地位作用，深刻认识和把握海军建设的特点规律，贯彻落实好海军发展战略，指导和推动海军建设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