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自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的200多年间，社会上出现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它所达到的成就是古代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难以企及的。两千年的封建文化，都可以在先秦文化中追寻到它的根源，即便是现代中国的许多思想也都渊源于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可以和古希腊文明与欧洲文化相媲美。
　　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各国互相攻击，争战不休。为了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各国统治者均十分重视人才，从而形成了礼贤下士的养士风气。在养士之风下，文人学者不必为生计发愁，转而将精力专注于思想的整理和推进上。当时前人的文化成果已经得到较好的整理。儒家先后编篡出《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等重要典籍。各家各派的论辩，多半以历史文献为立论的前提。
　　在这一阶段纷纭繁杂的流派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有儒、墨、道、法几家。各派都试图对人类历史作广泛深刻的探讨，以从中摸索出社会发展变革的道路。他们之间互相批评，相互斗争，几乎贯穿春秋末至战国后期的数百年时间。
　　儒家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年。孔子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崇尚西周的制度，提倡仁爱，主张礼治，把宗法封建制加以理想化。孔子还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有弟子三千人，在当时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孔子之后，又出现了孟子，他进一步推动了儒家学说的发展。
　　墨家学派创立于战国初年，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两大显学在战国初期展开了学术争鸣。
　　道家则以道为最高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主要在哲学和美学方面。一部《道德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被后世道教视为无上圣典。
　　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则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符合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它虽然被各家学派指现为“刻薄寡恩”，却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战国后期达到鼎盛，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利器。
　　各家学派在众多的领域中既相互对立，形如水火；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它们共同促成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使春秋战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时代。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对古希腊文明的赞誉：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没有现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