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铭文、兰达的《尤卡坦记事》以及“德累斯顿抄本”、“巴黎抄本”、“马德里抄本”三大玛雅古籍，成为解读玛雅文字的全部材料。
《尤卡坦记事》提到，兰达在一位懂古代玛雅文字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从那些象形文字中找到27个可在西班牙字母表中找出匹配对象的符号。正是借助于兰达的记录，从1880年起，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的首席图书管理员、被誉为“象形文字研究之父”的德国人弗斯特曼经过长达14年的努力，终于解读了部分象形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解读的文字几乎都是关涉到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这使人们疑窦丛生：莫非玛雅人仅仅关注高级智力活动而对人间烟火不屑一顾？
20世纪5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尤里·克诺罗索夫在研究了数种抄本及兰达的《尤卡坦记事》后，提出了新的观点：玛雅文字中有标音部分。这就是说，玛雅文字和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中国的文字一样，也是一种混合语言，即文字的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意。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克诺罗索夫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由于他的论文中存在着一些缺陷，而且假设多于实证，玛雅学界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克氏理论之所以未受重视，还有学术之外的原因。其一，他是个苏联人，论文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西方学者们颇感不快；其二，克氏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方面的专家，但他的名气尚不足以挑战大名鼎鼎的弗斯特曼。
与此同时，在玛雅地区进行长期田野考古的学者们也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发现，分散在不同遗址的象形文字在结构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像蒂卡尔、科潘、帕伦克这些地方出现了前缀相同的符号。学者们根据字符与字符的组合关系，再联系其所在地点，反复研究，终于找出了一些规律。碑铭研究者赫里克·伯林推测，这些符号有可能是地名，也有可能是统治该地区的家族的徽号。这就是说，玛雅文字体现的并不总是数学、历法这些高深莫测的精神活动过程，玛雅人也很关注政治、社会组织这样的“世俗”问题。横亘了150余年的传统观点至此终于被突破了。确认此次突破有效的成就是由一位女学者塔蒂安娜·普罗斯科里娅科夫完成的。普罗斯科里娅科夫出生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后来成为美国卡内基学会成员，参与了玛雅文明研究工程。她在皮德拉斯·内格拉斯这座玛雅石碑上，发现碑铭中夹有许多数字。这些数字构成了一个一个的时间段，相隔约56年到60年，与玛雅人的平均寿命正相吻合。她还发现，这些时间段总是和女人、幼儿、年轻的国王的画像有某种联系，倒是与数学、历法无关。显然，这铭文记载的是王室成员的诞生、即位、死亡及战争诸事，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 80％的玛雅象形文字得以解读。玛雅考古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释读文字，结合考古实物，人们终于知道，玛雅纪念碑及神庙上的铭文主要都是记述政治历史事件的，玛雅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远甚于他们对宇宙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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