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张辅的父亲张玉，还在元朝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张玉传》)，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干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燕王朱棣后来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和武将张玉。
张辅便是张玉的长子，但他的显贵，却不是沾了父亲的光，而是全凭自己的才干。张辅自幼追随父亲张玉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侯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后又进封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朱棣长子朱高炽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师，威震中外。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但是仁宗仅做了九个月的皇帝就病死在钦安殿。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煦(成祖朱棣第二子)预备谋反。朱高煦与英国公张辅曾经在靖难之役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叛乱之前，朱高煦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笼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把枚青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宣宗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朱瞻基亲自出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1429年)，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
宣宗一朝，人才济济，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音jian，同剪)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因而政治较为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济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可惜的是，宣宗只做了十年皇帝就病死了，皇太子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已经死去，功勋旧臣除了“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外，资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国公张辅。因此，张辅倍受重用，凡是军国大事，重要政务，很多时候都由他来裁决。英宗朱祁镇为太子时，宦官王振朝夕侍侧。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并且尊称他为“先生”。王振逐渐大权在握，专擅朝政，飞扬跋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只有英国公张辅因名尊位崇，不把王振放在眼里，敢与其据理以争。这使王振对张辅恨之入骨，后来找了个机会弹劾张辅，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后面我们还会有专门的篇章论述。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帝朱高炽之皇后)听说后，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经来不及。张辅被杖后，太皇太后张氏十分恼怒，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入见。当时英宗也在场，站立在东首，几名大臣站立在西首。太皇太后指着大臣对英宗道：“这几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帝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一切国政应与他们共议。”告诫英宗不得再让王振干预国事，英宗表面答应，但是内心并不愿听从，反而更加宠信王振，致使政治日益腐败，军备逐渐废弛。
经历被杖事件后，英国公张辅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倒不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英宗的态度：在年轻的皇帝心中，他们这“五大臣”显然都远不及王振这个宦官“先生”重要。之后，“三杨”和太皇太后张氏相继去世，张辅更是独木难支。从此以后，他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便是听之任之了。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之外，他还有另外一层顾虑。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的儿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这些年，张辅能制王振却无所作为，更多的是想到儿子张懋尚且年幼，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自己的幼子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了。史书中对此记载道：“辅老矣，默默不敢言。”(《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张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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