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前，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准备击败瓦剌军。结果，“土木堡之变”使“一代国君”成为“阶下之囚”，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土木堡之变”因此也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么，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即将灭亡的明朝是如何被挽救的？如今的土木堡遗址又是什么样呢？
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土木堡
558年前的夏季，明王朝在离自己都城只有两程的地方把自己的皇帝弄丢了，那个皇帝就是后来成为蒙古人阶下之囚的明英宗，那个地点就是土木堡。此后，明朝走上了内乱和崩溃之途，最终，北方草原部落和来自东北关外的女真人进入了北京和整个东亚大陆。从土木村的东南城墙俯瞰，整个村庄是一片被城墙围合聚拢的谷地。 1. 一战成名的土木堡 土木堡原名统幕堡，明朝英宗皇帝为了抵抗漠北瓦剌部落的骚扰御驾亲征，被围困于土木堡，因为堡中缺水，军心涣散，明英宗成为唯一被活捉的明朝皇帝，土木堡也因此战成名。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京西北狼山西麓，距北京110公里，周围百里内群峰耸立，地势很高。 五百六十年年过去了，现在的土木堡由好多个村庄组成，有的紧挨着公路，有的离公路四五百米远。这些村庄由东向西绵延在公路的南边。顺着公路走可以看见一段一段残缺的夯土城墙及风蚀的烽火台。 如今，在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土木堡遗址中，只剩下两段城墙的土基。夯土墙已经破碎不堪，没有了昔日雄伟高大，只剩下一堆黄土，任凭风吹雨打，在田野上和民房间断断续续地延伸。 2. 闻名中外的显忠祠 土木堡至今仍存留着昔日的显忠祠旧址。“显忠祠” 遗址闻名中外，是为祭祀土木之变中殉难的朝廷重臣和50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因其真实的记载和见证“土木之变”这段历史而备受人们重视。 “显忠祠”遗址位于土木镇土木村内，西距县城（沙城）10公里，东与狼山乡卧牛山旅游点毗邻，与北京十三陵、八达岭长城、龙庆峡等著名的旅游景点相连，北靠燕山山脉，南傍官厅湖畔。 “显忠祠”内建大殿五间、抱厦三间、写有死难重臣名单的石碑一块、66位为国捐躯的重臣神位，用来祭祀殉难诸臣。 明宪宗曾降旨命怀来县重修“显忠祠”，祠成之日，宪宗亲自撰写碑文，题写词篇，又立碑一块。 随着历史变迁，“显忠祠”年久倒塌，又遭火灾危害，烧残将尽。万历年间，怀隆兵备道胡恩伸主持重修，撰写碑文，以予流芳。民国初年，“显忠祠”又经战火危害，现仅存正殿三间，石碑数块。? 现在，祠中墙壁间有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的盈尺见方行书石刻《土木堡谒显忠祠》，七律诗曰：“万乘当年统六师，匆匆退保力难支。徽钦覆局堪同恨，潘沈英名此并垂。身后犹经焦土劫，魂归应笑夺门时。专祠翻为中官建，悔祸君心总未知。” 3. 同出一辙的鸡鸣山驿 土木堡遗址再往西30多公里就是鸡鸣驿，这是个保存较好的驿站，始建于元代，位于鸡鸣山脚下，距今有近千年的历史，驿站因山而得名，全称“鸡鸣山驿”，后人简称为“鸡鸣驿”。如今，鸡鸣驿城门额上“鸡鸣山驿”四个大字保护完好，清晰可见。 千百年来，山、驿互为一体，相辅相成，驿城内的庙宇建筑传承了鸡鸣山文化，城内的永宁寺、观音庙、泰山庙、财神庙、文昌庙等与鸡鸣山的庙宇同出一辙，驿因山而闻名四海，山因驿而加深了文化内涵。 二、皇帝居然被活捉了 1. 鞑靼部的崛起 洪武二十一年，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三大部。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 “鞑”，即蒙古，故元后也。鞑靼仍传蒙古汗，传至坤帖木儿。 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其势力非常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同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施”，采取羁糜和防御的政策。 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明廷，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因此，明成祖朱棣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重创鞑靼和瓦剌二部，阿鲁台领导的鞑靼部受到的损失最大。 后来，瓦刺部又并吞了阿鲁台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先表面与明廷互通贡市，请求通婚，与明廷保持和好关系。暗中却刺探明朝虚实，寻机举兵，图谋恢复元朝统治。 正统十四年，瓦刺部首领也先认为进攻明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先遣使二千余人向明朝进贡马，诈称三千人，向明廷多邀回赐。王振告礼部依实有人数给赏，并减给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致送聘礼，明廷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刺。他以这些为借口，兵分四路对明廷发动进攻。 也先亲自率领精骑一部为主力进攻大同，准备引诱明军主力西上，伺机将其围歼；让脱脱木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部为东路，进攻辽东；让知院阿剌率所部为中路进攻赤城和宣府；让一部骑兵为西路，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 这样，东、西、中三路配合也先主力作牵制性进攻，待歼灭明军主力后，进逼北京。 2. 不止怪王振 明灭元立国，元朝残余势力退居漠北，与明廷时附时叛。朱元璋为了防御北部边境的安全，修长城，设边镇，置卫所，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从而巩固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英宗即位后，明朝北边守将觉察出瓦剌军的图谋，请求加强戒备。然而，太监王振操纵朝政，竭力粉饰太平，使得北部边境武备日益懈怠废弛。 对于也先的进攻，明英宗也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防御部署：调河南、山西轮休部队开赴大同、宣府一线；命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派平乡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率3万兵力赴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1.5万兵力赴宣府。 大同明守军战败，消息传到北京，太监王振劝英宗亲征。虽然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但是英宗最终采纳了王振的建议，下诏亲征。 英宗命太监金英辅佐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文武官员随军出征。 由于宣府和大同等地仓储缺乏，户部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原定口外交纳的夏麦秋粮，抵斗收豆，赴大同和宣府等处交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军需还没有准备充分，英宗便在下诏两日后率大军匆匆出京了。 3. 斗智斗勇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英宗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抵达大同东北的阳和（山西阳高县）。 实际上，在明朝大军出京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军。 结果，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和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监军太监郭敬伏草丛中逃脱。 英宗大军到达阳和后，看到伏尸遍野，军心开始涣散。 明军抵达大同。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看到形势对明军非常不利，力请回师。 王振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也先主动北撤，诱明军深入。王振坚持北进。 其实，不利战报接连不断，令完全不懂战事的王振手足无措，他心里非常焦躁，前方吃紧，营中又找不到人商讨军情，文武大臣一开会就只谈退兵的事情，将相离心，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一天，前军传来井源等先头部队战败的消息。镇守大同的监军宦官郭敬悄悄告知王振说，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已无胜望了，军队切不可前进。王振这才有兵马南还的打算。 于是第二天，王振下令班师，并退到宣府。瓦刺军追袭而来，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都战死。 随后，成国公朱勇和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兵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军，当他到达鹞儿岭时，不幸陷入瓦剌的包围，朱勇和薛绶二人战死，三万骑兵几乎全部阵亡。 接着，英宗率军逃到离怀来城二十里的土木堡，那里四面环山、水源缺乏。 兵部尚书邝埜认为追兵不舍，形势危急，多次建议大军速入怀来卫城，均被王振拒绝。邝埜面见英宗，奏请车驾疾驱入怀来，以保安全。王振怒斥邝埜不知兵事，强令大军扎营。当晚，瓦剌军占领土木堡西北、西南要地，并控制了堡南的唯一水源，对明军形成包围之势。 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都指挥郭懋与瓦刺军拒战一夜。两天后，也先假装后退，派使者与明军讲和。英宗非常高兴，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二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 王振见瓦剌使者来议和，下令全军移营觅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人马争路，相互践踏，阵势大乱。也先乘机指挥精骑从四面入阵。 明军非常惊恐，完全乱了阵脚，再加上火器是临阵配发的，士兵根本不熟悉性能，未经几战即全军大溃，死伤数十万人。 英宗与亲兵想驾马突围，没有成功，只好下马盘膝而坐，成为瓦剌的俘虏。 两军混战中，明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十余人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人侥幸逃出。 护卫将军樊忠愤怒地用锤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 就这样，明军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都为也先所得。明军五十万，死伤过半。 4. 被捕之后 据史料记载，土木堡之后，明英宗被也先所率领的瓦剌军捕获。 当时，明英宗镇静自若，下马盘膝面南而坐，身边只剩下一个叫喜宁的太监。一个瓦剌兵过来，要脱他的衣服和铠甲，明英宗怒斥这个士兵，坚决不给。 那个士兵非常生气，想要加害明英宗，却恰好被一个走过来的一个小头目制止了。他认为此人的相貌非同凡人，于是镇定地将他送到了赛刊王那，赛刊王是也先的弟弟。 见到赛刊王后，明英宗说：“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赛刊王听到这些问话，非常吃惊，立刻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很有可能是大明天子。” 于是，也先召来使者查证，最终确定了明英宗的身份。 也先大喜，把明英宗送到伯颜帖木儿的大营保护起来。 此时，明英宗被捕时身边唯一的太监喜宁因为贪生怕死，已经投降了也先。 随后，也先派遣以前明朝使臣梁贵带着他的手书通知怀来守臣。手书中不仅提到皇帝被扣留的情况，还提出索要金银玉帛一事。 怀来守臣收到手书后，丝毫不敢怠慢，火速派人将其送到京师，上报朝廷。 此后，京城处于一片恐慌之中，百官集于朝堂之下，散朝不退。人们私相传舌，谣言不断。 当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马载着贵重宝物及绣花绸锦，皇后钱氏又尽搜宫中的宝物带上，去拜诣也先，请求他放皇帝车驾南还。不过却没有得到也先的答复。 此时，明朝的太皇太后已经辅佐景泰登基，将明英宗定位于太上皇。 也先看到明政局稳定，知道英宗的用处早已不如从前了，于是动了放英宗南归的念头。 不过，这回明廷态度冷漠，屡以瓦剌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为此，也先恼怒了，于是带着明英宗进行了再一次的南征。 三、战争的因与果 1. 有果必有因 土木堡之变，明军拥有50万大军，最终却敌不过瓦剌的三五万骑兵，这确实是历史所罕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1）指挥不当 明英宗让一个胸无点墨、毫无军事经验的宦官来领导大军，兵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明军的行军路线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才会使敌人有了可乘之机。 2）军队的战斗力不高 土木堡战争之前，京城大军长期没有进行军事演练，甚至是处于务农的状态，士兵对于打仗非常陌生。 而且，此次出征虽然使用了新型火器，但是明军并没有对其进行提前演练，多数士兵不熟悉新火器的用法，没有充分利用火器来对付骑兵。 3）后勤工作不充分 大军出发前只为士兵发放了一些简单的衣物和粮食，没有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工作，所以才会出现行军不到十天已绝粮，不得不靠沿途所到之处供给的现象。 回军时，明军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方，也没有控制好水源，致使全军断水两天，最终导致军心混乱，全军覆没，英宗被俘。 2.“导火索”王振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官，后因故受牵连被贬职，仕途无望后遂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的朱祁镇的启蒙老师。王振为人狡黠，善于伺察人意。他常常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和约束太子，颇得宣宗的赏识。 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更加顺风顺水。他表面上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捺不住攫取权利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办法抓权，干一些干预朝政的勾当。 张太后觉察出了王振的企图，对他管制特别严格，使得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王振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他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很快，他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王振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和谄媚逢迎之徒，一面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他遍受贿赂，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剌，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 瓦剌贡使冒领赏物，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为了多领赏物，虚报贡使集团人数。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致使也先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大举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完全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听了王振的话，作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 最初，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途经家乡蔚州时，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后来，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因此，他不顾当前的紧张局势，传令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剌之时，加紧撤退。当他们退到土木堡时，王振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结果，第二天瓦剌军队包围了土木堡。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后来，王振没有对当时的形势加以分析，最终中了瓦剌军的圈套，造成明军的溃败。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非常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消息传到京城后，成王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然而，英宗对王振还是有一定感情的，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于是，他在重新即位后，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 3. 历史的必然 土木堡之变的结局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他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的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大祸。 当时，明朝面临着前所位有的危机：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的存亡问题成为了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后来，她在文武大臣的一致请求下，命郕王接受皇帝之位，改年号为“景泰”。 2）于谦的重要作用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之所以没有酿成悲剧，是因为于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坚决反对，以南宋的灭亡为教训，他认为京城是国家的根本，于是一面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 当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时，于谦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使得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军仓惶撤退，于谦保住了京城。 3）军民的一致抵抗。 “土木堡之变”后，军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战斗中，甚至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这样，军民同心杀敌，最终赶走了瓦剌军。 4）宦官的积极作用。 明朝有个怪现象，通常情况下，有作为的士大夫经常是在宦官的帮助下显示自己的才华。当时，新皇帝宠信一名叫兴安的宦官，而兴安对于谦非常敬重，数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使得于谦在挽救明朝的存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明景帝的威慑力 明景帝执政八年，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就连瓦剌部首领也先也对其敬畏三分。
古战场遗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