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发邮件给我“地坛书市品种挺多的，大都打折，不知你有兴趣去看吗。来回有三个小时就够了。你还可以在充满负氧离子树林里独自徜徉……”
我没打算要去，但却提醒我想到了12月31日，是史铁生离世一周年的忌日，紧接着的1月4日，是他61岁的生日。
地坛的商品的大集年年季季有，人潮汹涌；好像每年还有两次书市，以冬季的书市比较著名，人流涌动，书而能成集成市，也不枉了地坛和史铁生。
想到史铁生，就不愿意再延误，像是赴一个神圣的约会，时间不能更改，12月5日，冒着浓雾深霾，我来到史铁生的地坛。地坛东门，是我很少到的地方，离门口很远，就看到书市的横幅，听到广播，进出的人都不大记得起这里曾是废弃的古园。我问守门人：“听说园里要建史铁生的塑像，您知道要建在什么地方吗？”他说：“谁？史铁生？没听说过。”
进东门，沿着围墙一直往南，应该是当年史铁生轮椅进出的路径，用设想中的他转动轮椅的速度沿围墙走，走过他每天的路线。在他可能停下来的小树林前寻觅他近四十年前的车辙。细碎的薄雪在绿草和枯草间留下一片片白色的斑驳，他用一整天的时间压下的最深的印记也不复存在了，是在仍旧绿着的草下？还是已被枯草覆盖？又沿着想象中的他年轻母亲寻找儿子的路线慢慢走，感悟这位母亲悲凉的心境。哪一处是母亲停留的地方？儿子能看得到母亲，却不说话。沿着那位练长跑的中年人的路线，沿着优雅的女工程师的路线，沿着那对情侣每天穿行的路线，沿着那个漂亮可爱的智障女孩和捉螳螂的哥哥的路线……
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找寻史铁生。
《我与地坛》的史铁生就出生在地坛附近，这个古园等了他四百多年。除了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病残了身体才回来的几年时间离开过北京，至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在地坛附近。根据他文章中的描述，我想应该是在地坛的东南方向。但是在他生命力旺盛能用双脚行走的时候没有走进来，古园又等了他二十多年，等到了失魂落魄的他摇着轮椅进来。也许这正是古园与他前世定下的缘分，等着孑然的他到这里思考生或是死，等着他孤寂的心与上苍与先哲交流，等着他宁静的深思、超越悲痛，等着园神对他说罪孽与福祉，最后等着他说出那句名言“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
地坛于我的亲切在于我也自幼，自幼儿园起家就搬到了地坛附近，大致说是在地坛的偏西北方向。自幼能玩的地方就是地坛，那时的地坛真是一座如野地般荒芜的“废弃的古园”。小姑娘时，暑假我们总是结伴去，在大栾树下捡史铁生文章中的“小灯笼”，用狗尾巴草编各种小动物，或小手中握一把各色野花在草地上追逐。长成大姑娘后，在曾设在这里的有名的地坛医院住院疗疾，在这野园散步晒太阳。阖家出游的合影也多在这里，背景随着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而变化着。如今照片上的人，小一辈四散搬离，最远的到了海外，老一辈的都已远去了天堂。地坛，已经很多年没再来过了。
同样的年代，我也在史铁生的陕北。他的清平湾离我的杨家沟并不遥远。他写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看着亲切而又陌生。清平湾有水，杨家沟没有，我们吃的用的所有的水都要挑着水桶翻过两座山摇摇晃晃地担回来，肩膀生生地疼着肿了起来，水就金贵得一滴滴数着用。杨家沟的黄土高坡寸草不生也没有树木和牛群，羊群要走过几道梁才能有点草吃。老汉们的信天游吼得轻一声重一声，绕过山梁传给窑洞中住着的婆姨娃娃。那整天价唱个不停的破老汉，我们那里也有。杨家沟的“留小儿”总是问我们“没有山的地儿是个啥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我还记着破窑洞中的婆姨白嫩嫩的脸比陕北人家过年做的凉粉还细嫩，肥大粗糙的裤袄咣当当的空穿在身上，以后电影中的巩俐不如她们美。
史铁生在他21岁生日的当天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不知他在陕西住的是哪所医院，如果是延安医院，我也住过。由于极度的营养不良，我得了重度的黄疸型肝炎，在杨家沟时已出现全身黄疸，送到延安医院虽属危重病人，但因当时当地的贫困，在这所延安最大的医院里，虽有医药，却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对于肝炎病人来说，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同伴们不顾医生的警告，冒着随时可能出现肝昏迷的危险把我偷出来，辗转送回了北京。良好的医疗条件和父母精心的照顾，我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地痊愈了。若干年后看到史铁生的书，知道他的遭遇，我为在他大难时我所过的比他轻巧得多的生活感到一种莫名的愧疚。那应该是1972年1月，我不知道4日他生日的当天我在做什么，但我那个时期在父母所在的河南五七干校，过着衣食足虽有忧有虑却也有闲心闲情的单纯的生活。
同样的年代，我们都在地坛附近，如果不分东西南北，到他轮椅常停留的地方，也许我们的距离是一样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史铁生。也许在他整日呆在地坛的时候，我们打过照面，我没有注意这个摇着轮椅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抑或是注意到了，因为尊重，没有过多的瞩目。在他成名以后，我一篇篇一本本读他的书，没有拜望的机缘，也不敢贸然打扰，更没有认真想过因为喜欢书而要去见作者。就这样，在时间和空间距离都很近的地方擦肩而过，我与这个人格健全的作家没有见过面。
我在雾霾细雪中寻访史铁生，拜谒他的灵魂。试想着为他选择一块可以建一尊有轮椅的塑像，供人凭吊的地方。而今天的地坛，四门的喧嚣，歌舞、门球，书市的叫卖，哪里有一方静僻的角落……安放他苦难而伟大的灵魂。
我把这种伤感的情绪倾诉给友人，友人宽慰说：“在地坛立像的事因为有不同意见搁置了，这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崇高，也不一定就是世事沉重。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大众要在协调中求得平衡，乐观向上就应成为主流导向。”
不管我是否接受这种观点，我想这都是善意、积极的。很多人和我一样，因为史铁生，地坛于我们的意义在一般的园林之外有了一种深重的敬畏。
《我与地坛》的人生和哲理意义寄寓于作者在这古园中内心的感悟，也寄放于作者眼中看到的形形色色与地坛有关的普通人。
49岁就匆匆辞世的母亲带给史铁生的是成名后的痛悔，她有一个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母亲至死没有看到儿子找到那条走向自己幸福的路。这样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上帝看她太苦，召她回去了。如今，受过太多苦的儿子去找妈妈，天国中会有一个古园让他们相会吧。
当年练长跑的中年人，如今应是耄耋之年了。他不会想到，那个耐心地听他发牢骚，无望地困在轮椅上整日在树林中闲游的有点颓废的青年，有着那样高贵的灵魂和非凡的才华。
每天从北向南穿过园子的女工程师，鬓发如霜优雅依旧吗？也许她今天还住在附近，清晨或傍晚，仍旧从北门进地坛，她不再步履匆忙，而是寻寻觅觅了。
那对每日穿行的情侣，应是龙钟老态了，还是一对儿吗？或是形单影只？
那对老夫妇怕都已经不在了。
那个整天练唱的小伙子，是不是唱着《货郎与小姐》交上了好运？
那个漂亮可爱的女孩也进入中年了，哥哥有了嫂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会一起照顾智障的妹妹吗？
惦记史铁生眼中的人物，寻个幽僻处，我站下来，手脚冻得生疼，似听到细小的“唦-唦-”声，以为是身旁草木发出的声响，可这个季节，应该不会。才发现身上和黑色的围巾上一片细小的白色颗粒，是雪？是冰？是雨？轻轻一抖，不见了，一会儿，又是一片……一低头间，我想起了美丽、善良的希米，这一年间，你过得还好吗？
史铁生，这个只用自己的双腿站立了20年的男子汉，他用近40年的时间一个人似乎承担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和责任，他同时又是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和骄傲。这一代人共同的名字叫“知青”。
那一场“上山下乡”，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以为只是一次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因为毕竟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对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无论这“山、乡”是寒苦还是富饶，都颠覆了他们的生活，偏离了原本应有的生活轨迹。后来能凭着机遇和个人的努力改变了命运的终是少数，多数人生的起落沉浮和他们是不是努力抗争没有成正比的关系。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看到光明的前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财富；即使都是财富，也不会有人愿意用健康和生命去换取。无论谁用轻佻的语言说“插队”，说“知青”，用轻佻的语气说“地坛”，我都难以接受。知青不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千百万年轻人如花般青春岁月的代名词。怀着一颗庄重的心，在史铁生辞世一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在心中为他，为他们塑一座神圣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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