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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晚唐的困局
吴宗国：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黄正建：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很大的优惠，比如说它的服装，兵器，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掠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朝王权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怵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有些大宦官竟也娶妻妾，收养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军将为了求得节度使职位，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黄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无奈：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chì]，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吴宗国：宦官的专权，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它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和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样的，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权力。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往观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黄正建：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这个事出了以后呢，他本人又不是很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宰相周墀[chí]：“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nn]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吴宗国：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们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则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黄巢起义队伍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之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离长安城。
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吴宗国：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的一个根本原因。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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