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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学者蒋廷黻先生曾这样评价李鸿章，说他“能从人之脑而不能从人之心”，是“只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毫无疑问，这句话是想表明李鸿章确实有才，但在人品上就不行了。在1915年出版的《李鸿章卖国史》一书中，作者梁思光更是直言“李鸿章是卖国贼汉奸的领袖人物”。
这类论调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是屡见不鲜。人们恨不得指着李鸿章的鼻子骂他，甚至想要啐他一口唾沫。但对于他的师傅曾国藩，人们又多持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梁启超曾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主席也说在近代人士中，他“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留下的《曾国藩家书》也备受后人推崇。
那么，同样是晚清的大臣，同样是在那段艰难岁月中挣扎的人，为何那么多人骂李鸿章，却很少有人黑曾国藩呢？
被骂的李鸿章
批评李鸿章的说法，总的来看，无非是针对他地主阶级的身份、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卖国行为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中避战自保的做法等，说他是卖国贼，说他是软骨头，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不考虑整个国家和民族。
批评李鸿章、甚至全盘否定他的论调主要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章回的《李鸿章》、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等多本书籍都对李鸿章持否定态度。
甚至连李鸿章主办参与的洋务运动都加以批驳，说洋务运动其实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依靠洋人的技术是在向外国人“摇尾乞怜”。除此之外，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也被说成是暴力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说他是人民的刽子手。
这样过激的评论和全盘的否定，一直延续了长达十余年，这才使后来的人难以矫正对李鸿章的刻板印象，一想到他，脑子里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卖国贼”三个字。
当然，李鸿章被骂，也不仅仅是长期的刻板印象造成的，最主要还是他的行为颇受争议。毕竟他“避战自保”、签订《马关条约》等协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笔者还是比较赞同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梁启超先生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毫无疑问，站在李鸿章的立场上，他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是正确的。至于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本人定然是不愿意退让那么多的，但形势逼人，他也只能任列强宰割，想要据理力争也有心无力。
近几年央视播出的《走向共和》一片中对李鸿章形象的刻画和描述，笔者认为是比较中肯的。
被盛赞的曾国藩
曾国藩被大多数人称道，除了他所做的镇压太平天国、参与洋务运动等贡献以外，主要还在于后人在对他的研究中得出他人品上佳这一结论。
曾国藩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品行上他宽厚睿智，为人做事上他又十分自律，并且倡导节俭朴素，心胸也十分开阔豁达。以节俭为例，曾国藩有个称号，叫“一品宰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身为总督的曾国藩手握重权，又家财万贯，但他这个人一点不张扬，相反还十分朴素，每天吃饭就只有一个荤菜，其余都是素菜。
除此之外，在《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对子孙后代的教导也体现出他这个人在为人处世上的智慧以及阔达的心胸。
他曾说，“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站家声。”从这句话，咱们就能看出，曾国藩这个人不是个无原则溺爱子孙的，在是非对错的问题上他看得很明白，在教导子孙上他也有自己的方法。单这一点，就是许多人比不上的。
而除了这些，近现代的学者们还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上去探究曾国藩的为人。毕竟这些幕僚可是经常与曾国藩近距离接触的人，他们所留下的文献资料等还是很有可信度的。
比如李瀚章、何璟等人就肯定了曾国藩“削平逋寇”“底定东南”等功绩，认为他是中兴名臣。除此之外，王家璧、刘蓉等还称赞曾国藩的忠心，说他是个敢于谏言的忠臣。
凡此种种，人们对曾国藩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他在为人、治世乃至文学造诣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故而，对他大加称赞与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袁史有话说
无论是李鸿章也好，还是曾国藩也罢，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始终做不到完全统一，有说他们坏的，也有说他们好的，也不乏持中立态度的。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个人的一生，走过太多的光景与岁月，做过太多大大小小的事，不可能什么都办得漂漂漂亮，其中必然有许多无奈与悔恨，有错误也有失败。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派的，但也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可恶的。
那么，我们去评价一个人，便要做到全面和公正，不能以偏概全，用一个单方面的优点或缺点把人给定死了。就像王安石曾经说过的，“不以不善而废其善”。
放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那就是不能一味地否定或肯定，而要仔细全面、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功与过。
就如同我们现在评价秦始皇一样，不是说因为他做过焚书坑儒这样破坏文化繁荣的事，我们就说他不是个好皇帝，我们还要看到他为全国的统一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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