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就在昨天，我们还在为偶然在书店中发现的一本好书而惊喜莫名，辗转获得后，废寝忘食，难以释卷。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发现：信息时代，书本，大概已经成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书店，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魔力”。
其实，书本还在那里，书店也还在那里，变的只是我们，以及我们的这个时代。
作为文化传播以及文明延续的载体之一，图书自古就与民族的延续休戚与共，而承担图书交易流通乃至出版刊刻功能的书肆、书坊、书店，自然是驿站—在这里，文化得以传承，精神得以休憩，见识得以广阔，同好得以结识。
书肆：为贫寒之士照亮前程
书肆，是我国古代民间图书交易场所的称谓。关于书肆，现今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来自西汉末年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一书中，曾提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春秋以前，书籍少且笨重，大都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即使学识渊博如孔子，要学周礼，都得向掌管典籍的周史官老子请教。孔子是兴私学的第一人，但他“述而不作”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典籍的丰富与发展。依赖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随着书肆的出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汉代造纸术的改良，使得书写更加便捷；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书籍的大量复制带来了福音，也为书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如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今河南洛阳）等地，书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完成流通图书的本质使命的同时，书肆也成为贫寒读书人增长知识、踏上仕途的阶梯。
东汉哲学家王充，就是这样一位从书肆里学得满腹经纶的贫寒学子。据《后汉书》记载，王充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书，所以他经常游走于洛阳的大书肆，翻阅那里所卖的书籍，加上他是个博闻强记的人，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硬是把看过的诸子百家著作融会贯通，终成大家。
也有记性不好的，清朝诗人袁枚就没有王充那样的好记性。同王充一样，袁枚小时候也遭遇了没钱买书的困境，每次放学回家路过书肆的时候，他都要如饥似渴地翻阅架上待售的书籍，碰到便宜的就买回家看，如果是价格昂贵的大部头，就只能望而却步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到了晚上，袁枚还常常梦到书店的经历，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句诗：“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聊以自嘲。正是这段经历，促使成名后的袁枚买书藏书成癖，但买回来后大都束之高阁，可见“书非借不能读也”确有其事。
对于贫寒学子来说，身居大都市的可以去书肆看书，而生于偏远地区的就只能去借书了。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小时候很穷，曾向友人借阅《文选》，当时雕版印刷还没有广泛用到刻印文史书籍上，手抄本《文选》显得格外珍贵，所以那人面有难色，不是很乐意借。受此刺激，毋昭裔更加发奋读书，并许下誓言，他日发迹后一定要刊印《文选》，使天下贫寒之士受益。为官后，毋昭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他刻印了《文选》《初学记》“九经”等书，大大丰富了后蜀图书市场。这种看似意气用事的举措，既开创了私人刻印图书的先河，也在客观上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肆的名称不断发生着变化，陆续出现了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屋、书籍铺、书经籍铺等名称。宋代以后，书坊逐渐取代书肆，成为书店的新代名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书坊不仅集中在大都市，还广泛分散于各地，销售的书籍品种丰富，经营方法灵活多样，受到各类读者欢迎。
书坊：引领时代文化的潮流
书坊，既是书店，又是“出版社”，因为它不仅卖书，还刻书。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品已经从早期的局限于印刷佛经、历书等物扩展到经史子集，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良，更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古代书籍与书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书籍从抄本时代真正走向了刻本时代，复制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刺激了书坊的发展。
宋代书坊的发展概貌已无迹可寻，但从宋代开始出现的藏书家这一群体可以推测出，书坊作为图书的制作与发行机构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坊刻本”成为宋代图书的代名词。书商与文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把握文化发展的脉搏。
一代文宗欧阳修有个癖好，就是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在写作著名的《醉翁亭记》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醉翁亭记》写成后，很快滁州各书坊就开始售卖这篇文章。过了一阵子，欧阳修再拿起这篇文章来读的时候，修改的欲望不期而至，于是对文章进行了脱胎换骨的修改，最后定稿。对比两篇文章，人们发现原稿首段用了大段笔墨来描写滁州四面的山，而定稿只寥寥五个字：“环滁皆山也。”宋代书坊的刊刻速度可见一斑。
在效率与利益的驱使下，书商刊刻的诗文难免会有错讹之处，苏轼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有一次，苏轼的孙子苏仲虎拿了一本当时流行的京师本《东坡集》，诵读其中的一首诗，念到“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时，苏轼勃然大怒。原来，苏轼原诗本是“春醪”，结果书商在刊刻的时候误印成了“香醪”。
书商不仅随文学潮流而动，有时还引领文学潮流，这在宋明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临安（今浙江杭州）是南宋的刻书中心，这里书坊林立，书坊主人亦儒亦商，陈起是其杰出代表。陈起本一文人，参加过乡试，能诗善文，尤其喜欢藏书著书，和当时的诗人交往甚密。他在临安的睦亲坊开了一间书籍铺，还给自己取了个雅号叫“卖书陈彦才”。刻印诗集，是陈起的一大爱好，他以“江湖集”为题，刻印了五部诗集，集结了当时在野诗人的大量诗作，人们称之为“江湖诗派”。后来，由于某些作品触怒了权贵，陈起遭受牵连，被流放数年，书版也被劈毁，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江湖诗案”。
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以及通俗文学的兴起，都为书坊的经营与发展增添了不竭动力。科举的发展，催生了考试附属物如墨程的诞生，这种类似现在的复习资料一类的东西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出版物，也是每个书坊经营的重点之一。当时，每考完一科，著名中榜者的考卷都会被抄写刻印，摆在书坊的醒目位置，售以高价。
在唐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一天，蕲州刺史李播接待了一位前来拜访的书生，书生呈上了拜访的作品，是一些诗。李播一看，哑然失笑：这不是我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作的诗吗？经过李播反复询问，书生才承认这些诗是他花钱从书坊上买来的，结果李鬼遇见了李逵。
书坊与考试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商品上，还表现在书坊灵活的经营方式上。由于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所以每到考试季来临，考场外都会冒出很多临时书坊，小本经营的仅仅支一个小摊儿，财大气粗的就在考场附近租一间民房。灵活经营，在书坊运营过程中随处可见。除了科举，书坊还随着庙会、灯会等群体性活动而聚散，如北京的“燕市”就游走于灯市和城隍庙之间，杭州的书坊则随游人而动。在这样一些临时性的书店里，畅销书无疑是迎合普通人群的通俗文学，自宋话本到元杂剧，再到明清小说，通俗文学始终占据了书坊的重要位置。
明代文人兼书商的典型凌濛初在仕途上没什么作为，却在写书、刻书、卖书上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这位因编有两部“拍案惊奇”的刻书名家为他的著作取了两个最能体现自己身份的名称—“初刻”“二刻”，而在这两部书中，他的精湛技艺与优美文笔相得益彰。凌家为江南刻书名家，再加上准确把握了市场动向，通过刻书卖书，赢得了相当数量的财富。
书店：开启民智的播种机
书店一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店也叫书局。从书肆，到书坊，再到书店、书局，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实质内涵并没有发生改变，所肩负的使命非但不曾稍减，更有所增益。
清代，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全面总结和整理阶段，文字狱的泛滥，使得读书人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考据上，严谨求证，客观分析，古籍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围绕图书开展的交流，也促进了书店的进一步发展。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以开启明智为己任，以宣传民主革命图书为主业的现代化书店应运而生。中华书局从创立到走向成功，正是建立在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动、敏锐察觉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与辛亥革命同步，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很快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
中华书局的创始地上海，彼时也是全国的出版中心，那里民营出版机构云集。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新型大都市，上海出版机构也随着自身的发展，自发地形成了一块相对集中的商业区域。这里书局、书店林立，图书种类繁多，全国各地的书商都来这里采购图书。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店也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既承续传统，又与时俱进，是中国书店一贯的品质。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网上书店也在逐渐壮大；在人们慨叹挤不出时间看书的时候，24小时不打烊书店应运而生……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文化的载体，书肆、书坊、书店伴随中华民族一路成长，书店那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必将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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