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蔺桃
一辆辆旅游大巴开进来，基山老街人潮汹涌，就像大陆的“十一”黄金周。这样的九份，离《悲情城市》里那座幽静的山城，已相去甚远。尽管那海仍在山的那一头，触目可及。
无怪乎当地的文人感叹，“连‘阿公’‘阿嬷’这样代表过去光阴的词汇被泛滥使用时，要如何妄想能在一堆风格雷同的商铺中寻得失落的记忆？”半客半居的我，也不忍看游客一波又一波地攻占梁朝伟坐过的“阿妹茶楼”。
如果不是九份乐伯二手书店，估计失望而归后，我再不会想踏足此地。那是一座开在街尾小巷尽头的书店，人烟甚少。从外观看，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两层民居，如果门口没有指示牌和招牌的话。这种有别于喧嚣的朴实，反而让人想一探究竟。
见过茉莉、旧香居宽敞明亮的装潢，乐伯书店更像个书库，四壁皆是书架，快叠至天花板，不大的客厅中间摆着两横、两竖排书架，店家的柜台上还摆满了书，老板娘便“掩映”在这书影之后。后来才知道，这些书架、招牌，都是老板回收而来。
书架之间的空隙，几乎只能容一人站立。幸好客人不多，只三四位伫立架前，翻书或看书，又像游客，又像访客。我们轻声入门，门口书架上，便看到近年一些国外小说的翻译本，如《不存在的女儿》、《追风筝的孩子》，皆有九成新。再往里年代又远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本土的小说、画册甚至非官方地方志，素净地列在架上。同行的台湾友人感叹，这在台北众多的旧书店中都已少见，居然能在这远山看到，当下便判断老板眼光不俗。挪步到转角，许多书已泛黄，出版年份都在1970年代以前，徐复观、殷海光、李敖这些人的书，按照出版社整齐成列，“干净得像九份五分山11月的芒花般的白净”。
朋友看中一本1965年殷海光翻译的哈耶克《到奴役之路》，此书早已绝版，果断出手。我收到的是摆在柜台显眼处皇冠版的《秧歌》。朋友站在厅中书架旁，手头的《王阳明全集》显然年代更久。年份更久的线装书、非卖品都在二楼，我抬脚准备上楼去，却被陈列在楼梯拐角的英文、日文原版书吸引，坐在阶梯上半日，用蹩脚的英文选了本《Your Scandalous Ways》。
楼上光绪年间校经山房、鸿宝斋出的《春秋》《左传》也好，日据时期大昭年间的《孟子》《中庸》也罢，我不懂亦不敢碰。但自有书痴来与老板分享着爱书、藏书的喜悦。九份附近基隆爱书人陈逸华曾遍访台湾和大陆南北的旧书店，自从发现乐伯二手书店后，便经常骑着摩托车上山看书，还把台北的一众爱书人带上山来，乐伯亦喜不自胜地搬出刚收到的古书和他们分享，一同品茗。从2006年开业至今，他们已成为多年老友，乐伯了解书友们的爱好，若收书时发现有对方会中意的书，都提前收好，待对方下次来时赠送给他们。
“没有自己的定位，二手书店很难存活下来。”乐伯曾经在台北开过13家书局，但都是上游给什么书就收什么书，他说就像饲料鸡一样。接连多次的风灾、大水，其中8家书局被毁，九成的珍藏线装书被卷去，财务吃紧，他甚至又重新摆起旧书摊。一点点偿还债务后，他经友人介绍，在九份开起了二手书店，按照他的喜好，收的主要是1970年代以前文史哲和艺术类的书籍，都由他亲自上门收书。尽管他起早贪黑收来的书中，通常十本只有一本能上架（其他不符合定位的书，他都顺带帮客人回收，送至更合适的二手书店或回收业者处）。但乐伯说，现在他的书店就如同放养在土地上的山鸡。
因为书的定位，他的收书对象，多是8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回给他开门的是一位102岁的老人家；也有的是老人往生后留下来的一生的藏书，被子女割爱，希望流动到更懂书的人手中。每一个藏书的老人就像一本人生活字典，每回收书回来，他都会写下一些和这些爱书人交谈、交往的故事，发在博客或脸书上。这对乐伯来说，也许是经营书店的另一重乐趣。
一同被记录下的，还有他眼中的九份。雾霭、山岚、冷雨、清风，和阳光、星辰一样，在他笔下都被赋予动态和生命力。乐伯说，他多年不看日历时钟，都靠看天候和植物生长，判断时间。第一次访他的时候是十月初，他说寒露刚过，山上的芒花该开了。
下山时，夜幕已临，我们看着远处海上斑斑渔火（乐伯告诉我们，那些不是岸上人家的灯光），与满天繁星辉映，忽然明白，为什么乐伯说，原以为三个月就能看遍九份，没想到十年也看不完。
回台北后，我激动地和朋友分享这个秘密基地，没想到“九份乐伯二手书店”早已是这些文青雅客心底，“到九份必去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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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蔺桃，前媒体记者，今年7月从台湾硕士毕业回来。为记录台湾三年留学的日常生活、文艺讯息、社会观察，开设“台湾私人订制”公号，关注传统与现代，生活与美学，农业与年轻人。热爱生活，保持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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