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一万多幅油画，数十万幅插画、漫画、连环画，
一百多公斤字画、拓本，一百多吨手稿，一百多万张老照片……
作为一个“收破烂的”，他几乎无所不收，无所不藏；
作为一个身家过亿的收藏家，
他又将这些藏品送人、捐献，毫不犹豫地卖掉。
在那个堆满是废品也是宝贝的工作室里，
“北京破烂王”赵庆伟给我们讲了满满一下午的
收藏史、生意经——
口述 | 赵庆伟 采访 | 阿改、江舸、祥子
摄影 | 王晓东、阿改
有人说我是当代王世襄，我可不敢这么比。王世襄不止玩，他是钻研，我纯粹是玩，淘气。不是沿着理性的路线走，只是觉得这样买卖有意思，玩过也就玩过了。
小时候我就淘气，打鸟、捅马蜂窝、挖蚂蚁窝，全北京的蚂蚁窝都翻遍，还专门坐车到十三陵，坟墓里逮了蛐蛐回家自己养。踢足球，捡球的时候，差点被裸露着的高压线电死。
我当过工人，也干过公司，但就没让人拿鞭子“抽”过。我一直保持着淘气的状态，但最后吃喝自足，房子买了，车子买了，没缺什么，也不比别人差。你看这房子，三层，装的全是东西；那边还有一库房，一千多平米。
百度百科上关于我的介绍是错的，辽宁锦州那哥们儿跟我落一块了，其实我就是北京人，1963年生，小时候在国防科工委大院，大学在北航学的电子自动化控制，当工人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上的，从1989年开始，读了五年半，因为老出差。别人说要改，我说，改它干嘛，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误会，误会就误会去吧。
“北京破烂王”赵庆伟。
1988年我玩邮票挣了十万块钱。离开工厂的时候我工资78块钱，1990年去四通电源公司打工是180，干了三年，走的时候是280。那十万块钱算不上第一桶金，但足以让我在中关村“自主”打工，那时候真是觉得有底气——你别跟我来劲，来劲我随时就翘了。
1996年左右，我开始收东西。之前不是在中关村卖电源吗，售后维修都归我，所以老出差，其实就是到处逛，超市去逛，研讨会也去听，逛到美术馆的时候，觉得艺术品这东西挺有意思，它跟商品属性不一样，商品是你得紧着卖，不能有库存；但艺术品不怕库存，越搁越贵。它美，有品位，有文化，又集合了所有商品的优点，于是我就转型了，扯出更多精力到处跑。
1997年我跑宋庄去，那时候方力钧他们都在，不是金融危机吗，没人买，而且中国人本来就不买画，我就买那些自由画家的画，一屋子一屋子地买——扔五万块钱，拉人一屋子画。
当时方力钧的画两万块钱一张，我没买，因为那会儿他情绪不太对，属于跟政府有对抗倾向的，我们大院子弟不能鼓励这个。我们支持他们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和自由创作的思想，但我不碰政治，不碰意识形态。
不过，当年买的这些画，现在全在库房里，一张也没卖。也不是非得存着，就是没顾得上。
我搞收藏，玩的就是海量。一种东西，只要数量够大，这件事就成了。所以我跟一般的收藏者不太一样，他们没有规模的概念，我以前做过企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规模。
比如我收的老照片，百万级的数量，绝对无人能敌。但这些原片我现在还不卖，哪天做一个图片社，就卖数码照片。当时我一麻袋一麻袋地买，没人要；底片是最贵的，但那帮人什么都不懂，白给。
“破烂王”和他的收藏。一屋子的箱子里装的全是照片和底片。
（上）电影《黄飞鸿》的剧照；（下）包含有邓小平和孩子的影像的底片箱子。
手稿也是，上千万页。前几天还又翻了一套莫言的手稿出来，是早期的散文《马蹄》；还有一篇王朔的，是王朔的处女作《等待》。有一年商务印书馆清仓，我花了好几十万去买，主要是赌其中有鲁迅的手稿，结果没有，倒是翻着了郭沫若翻译的《歌德传》，那是中国最早翻译的《歌德传》，1929年郭在日本翻译的。
你看那边的《天安门诗抄》的稿子，我有四麻袋，2000年左右两百块钱在潘家园买的。凡是手写的东西我都要，但手稿的原稿比较难得，所以复印的我也要。所有种类的画我都买。日记我也收，从民国到当代，包括学习笔记、交代材料，很多都是大腕写的，基本上十块钱一本。
《天安门诗抄》。
我这个人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价值观上没有限制，所有东西都玩。所以我是广种博收，博而不精，什么都懂一点，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初段水平就行。我不会把自己玩成专家，因为专家必须放大量时间在某一个地方，这和我性格不符，而达到初段是最容易的，来个琴我能扒拉扒拉，高尔夫我也能打个九十杆，是不是？
他说的就是这把“四不像”的断弦琴，赵庆伟说那可能是民国时期的吉他。前面的画是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时候，日本小学生画的，无名无姓，这样的画，他从类似宋庆龄基金会这样的单位收过几千张。
跟我打交道的藏家会发现，只要隔个半年，我就已经在玩新的东西了，今天玩这个，明天卖那个，你看我那翡翠玉石，玩了两三年，成初段了，又跳到珠宝、玛瑙、沉香，中间还玩了一阵子手表，十块钱一块，收了一万块表，我把那手表零件全拆出来，改装成首饰送人了。
“插”在原矿石上的沉香，如果分开卖，两件都不算值钱，但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带有“艺术创作”的意味，价钱就不止翻番了。赵庆伟现在喜欢干这样的事，让手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来实现增值，“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价值最大化。”
其实，现在你还是能花相对便宜的钱，买到很多便宜的东西。例如老家具，我基本上只买边角料，一个黄花梨椅子起码得三十万，只剩两个腿的，三千就卖我了，我拿那两腿打点手串，一个手串就得三四千；还能拿去做扇骨，或者家里要做两对黄花梨的筷子，我也有现成的料——干嘛不行啊，是不是？
佛像也买，贵的我都不跟风，你看这个观音头像，金丝楠木，也就几千块钱，不过就是残了。
各式佛像。因为是残件，所以不值钱，随处放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可惜——也不需要供起来。
所以我的宗旨是，便宜就买——能吃多大亏啊？你又不是只买一件，一万件里有那么一件假的，扔了、送人都无所谓。而且，市场不热的东西也没人造假。再说了，一百年以内的东西，随便什么材质，你都骗不了我。
但我买来的东西不会收藏一辈子，只要一贵，我就卖，不管多喜欢——太贵的东西会让我紧张，周边的人你都得小心，稍微看不住，那就产生伤害了。
不过，一般情况下，等我要卖的时候，价格都已经是比较贵的了，因为我是在很便宜的时候买的，卖的时候，价格比买的时候贵了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万倍的都有。
一楼茶几上的杂物，有秤、磁带……总之就跟整个房子一样，无处下脚、无处下手。
“香山”和“芒果”，都是建国后的名牌香烟，前者出产于北京卷烟厂，后者是河南新郑卷烟厂的产品。“别看这个搁了几十年，还能抽。”
早年一整车一整车收来的老茶砖，当年特供苏联的，20块钱一块，现在？卖到两万块钱还不一定找得着。要泡茶了就掰一块，跟掰巧克力似的。
我跟阿城（作家、学者钟阿城）聊过天。他说，我能不能到你这儿打一工，管水就行，不用管饭。我说不行，我对你不放心。把他气坏了。但我说的是实话，他心里也明白——看不住！这帮坏小子，他们怎么长大的我都知道，都是淘气过来的人；我告诉你，把我自己放库房里我都不放心，随便一看到什么好的都会揣起来！
那仓库里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大院原来有一大哥，是我同学的哥哥，人大档案系毕业的，后来在证监会工作，说退休后带他们人大档案系的主任来这儿搞研究。他们我放心，就算偷我都心甘情愿，自己人，无所谓。
所以什么都得先了解信任。比如说崔永元，我给他捐过一万五千多盘电影拷贝，反正有三四十吨吧。为什么捐给他？我搁这儿干嘛呢？我这库房条件也不行，他那儿至少有一个地下仓库，恒温、恒湿、防火，而且他喜欢电影，说起电影来一套一套的，那真是行家里手。我只是保存了这东西而已，没有狂热到那份上，这个电影演员是谁，演过多少片子，多大岁数了，我什么都说不清。那都是存了十几年的东西了，全给他了。还有七八千件版画，给我另外一个朋友了。
我要只是商人，好多东西早就全毁了。莫言早年的手稿《苍蝇·门牙》，我后来归还并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当年我就跟莫言说，如果我是商人，你这东西就毁了，全当擦屁股纸了。你想，那时候有几个有行情啊？钱钟书的能卖个几百块钱，剩下的谁也不要。莫言虽然写了很多，但你现在到各省去找莫言的东西，留下的真不多，全毁了。我是觉得作家多神圣啊，有名没名的手稿都留着——多占地儿啊你知道吗。
比如我有一套冯其庸点评《红楼梦》的点校本，潘家园买的，五千，他们说给谁谁不要，你再不要就交废品站了——卖废品就是一块二毛钱一公斤。后来才发现，这是千万级的东西，曹雪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我们搞收藏的，都有“线人”。其实所谓的线人，就是卖旧书的，原来什么都收，但你跟他买了两麻袋手稿，跟他说只要手写的我都要，他最后就专门干这个了。北京周边有很多货场，单是废旧品回收的就有玩玻璃、门窗、砖头、瓦块、纸张等等，分工很明确。我“管”的这帮人，只跟旧书、手稿、破画儿、雕塑这些有关，比如说手头有哪个出版社清理的旧书，论一麻袋多少钱。
这就跟赌石一样，比如一麻袋三万，一页也是三万，我不管。你不能挑，因为卖的人不懂，吃过亏。
我也赌过，但赌的都是常年卖货给我的，冷不丁的我也不赌，因为他要给你设局怎么办？不熟悉的话，很容易打架的。
中央美术学院的工资卡，能看到上面有叶浅予的名字。
毛主席纪念堂竣工决算簿。
我去潘家园，不自己逛，都是有人带着，是他们圈里的人。你带我去，我买了东西就给你提成，东西我拿走，有冲突了你们解决，因为他们都认识。我不会为了贪图便宜，把中间这个环节给省了，因为你不能断了人家的财路，这样才能长久。你要是翘了他的行，什么时候那边有东西出来了，他不给你弄了，或者找别人，反正不给你。
我们圈子里很多人都是这样错过了机会。他们比我有实力，但最后都被打退了，因为方法不对，侵犯到人家利益了。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你不能坏了规矩，不能拿中关村那套规矩跟人讲。
中国政协的徽，占半面墙大小，曾经有一个政协委员对赵庆伟说，“这东西应该挂我家里啊”——也就是说说而已。这样的挂在全国政协大楼上的徽，现在收破烂的已经很难碰上了。价钱？估计不好谈价钱。
建国后的家具，寻常是寻常，但伟人像贴在上面，看了能勾起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更标准的伟人像，被放在柜子的顶上，一堆鹤的下面。
好多东西，只能靠中间人去弄，比如玩旧货的，那些需要入户的，他有本事到人家里跟人谈生意。比如收紫砂壶，那些中医、律师、将军什么的，家里都有，我基本上限定八十年代以前的，一弄就弄一二十把，没用过的不要，全要那种有茶碱的。
紫砂壶已经很贵了，但在民间其实没那么贵，比如顾景舟的，拍卖都上百万了吧，民间绝真的顾景舟绝对超不过十万，如果再磕一个角，五千就卖了——我买回来，给它包个金不就完了吗，我就不相信到时候卖不到五十万。我楼上还有一把汪寅仙的，二百块钱买来的，因为盖子摔了，她的东西拍卖价都过百万了，但民间不买，因为它残了。
都说搞收藏要交学费，我交的学费不是钱，是时间，因为你对某些东西的理解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有一年我捐书给国家图书馆，来了好几个人，我认为好的，人家全筛掉了，人家说有名的那些根本不考虑，人家都有三四套了，就挑那些偏门的，我之前扔了好多没用的文革档案什么的，人家一看，说这太重要了——你看我对这东西的理解就不成，马上接受教训，全装麻袋，所以现在什么都不能随便扔。比如说我有徐悲鸿一个弟子的大批作品，家书信件什么的一麻袋，当时谁知道他呀？那我是先存着再说，这就留下来了。
做收藏这么多年，我没记得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这跟我性格有关。我是不求人的性格，就像《让子弹飞》里说的，咱们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收藏也是，这玩意儿没人要了，我要，是你求着我，因为没人要，就像1997年我在宋庄买画似的，因为没人买，所以我可以站着买——你现在要买方力钧的你还不得低三下四的，对不对？而且我也不低三下四地卖，因为当市场热了，东西变得很贵了，我也就可以站着卖了，所以没有那种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的事。
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老照片，知名或不知名的画家所画的小幅油画，都杂乱地堆放在楼梯间里。
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跟大院生活有直接关系。小时候，小玩伴的东西你拿来玩，我的东西你也可以拿去，就是那种很开放共享的性格，大家有乐一起乐，就像崔永元这事，这么好的东西都给你了，玩去吧，要不然，我花了上百万，凭什么给白你啊？这都是小时候落下的痕迹。
国家大事我也稍微关心一点，但最近不想关心了，你天天看新闻，它给你弄得很烦，你说你操心，是你该操心的吗？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实每个人把自己活好了，我没给人、给社会添麻烦就挺好。
那天有一朋友来问我“你幸福吗”，我说在中国只要你不恐惧，就足够幸福了。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恐惧，中国人的恐惧来自于各种说不清的东西，但你要是想这东西就没到头儿了。我不太想这个，就是要好玩，就行了。
俗称“北京破烂王”，一个特别的收藏家，既懂做生意又不吝于捐赠值钱的玩意儿的北京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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