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矛盾性正是现代人自身的矛盾性体现，个体依赖时尚来获得某种程度上地认同，同时又能刺激自己，刷新自己以抗拒陈旧。这种做法看似是对抗现代性体验的解毒剂，实则是不断透支精神内在的毒品，欲望满足后便是无尽的身心疲惫和精神空幻。
而一个时代越是紧张不安，我们就越是戒不掉对时尚的瘾。
时尚的艺术哲学阐释及其反思
作者：杨向荣 雷云茜
当一种行为方式的新颖程度构成行动取向的原因时，时尚也就产生了。作为一种常规，时尚和习俗一样，都是出自于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和威信的关注。时尚能够以超出现行社会形式而又为社会所允许的新奇形式使其重新确立自我。而利波韦茨基则认为，时尚是促使个体滋生个性主义的动力，时尚将人类的虚荣变得审美化和个性化。
在时尚理论的问题领域中，德国文化学家齐美尔无疑是我们不能绕开的，从现代性审美体验这一特殊层面出发，齐美尔对时尚展开了极其精辟和深刻的论述。在《时尚》一文中，齐美尔说：“时尚是对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与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分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齐美尔的界定揭示了时尚的二重性特点：从众性与区分性。时尚一方面把众多不同阶层的个体聚集起来，另—方面又使不同阶层得以区分开来。
时尚的从众性是如何形成的?在齐美尔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对群体的依附感和个体的自我保护本能。首先，从众性来自于现代人对一定的社会统一体的依附感。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强烈的从众本能——需要他人的认可，渴望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归家的亲和感。而时尚通过大量的机械复制，将不同的个体聚集到一个中心，这种聚集功能很容易使不同的个体获得对彼此的认同，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对同一种社会行为的效仿，感到自己跟上了大众的步伐，成为了大众中的一员。其次，从众性还来自于现代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对时尚的模仿可以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行为中的保证，这样个体就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他只是群体的创造物，以及社会内容的容器。模仿是现代个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它能使现代个体从社会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中脱离出来，融入到大众当中，因为在跟随社会潮流的过程中，个体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语与行为负责。
此外，这种自我保护本能还可以使个体消除在大众中的不安与羞耻感。现代人所有的羞耻感都与个人在不合适的场合的引人注目、不合适宜地受他人关注有关，这种关注能使个体极度不适，并由此产生羞耻感。但在对时尚的追逐中，不论时尚的外在形式或表现方式如何过分，时尚对个性的夷平使其看起来总是让人感到合适的，时尚可以使个体在成为被注意的对象时不会感觉到不适。
时尚具有从众性，但这只是时尚的一面，另一面是时尚的区分性。时尚不仅能使不同的个体相互同化，它也使不同的个体、群体得以区分开来。在齐美尔看来，时尚最初产生于上流社会，只是少数上层精英的特权，一旦较低阶层开始接近较高阶层的时尚，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转而追求更新的时尚，如格罗瑙所言：“生活方式和品味是由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有等级地排列和决定的。某一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是类似的。
品味就是阶级品味。一个社会的正统品味是与其统治阶级的品味相一致的。在如此概念化而形成的社会中，社会阶层在发起一个连续的斗争，在决定高雅或正统品味方面社会威望的作用已岌岌可危。时尚是阶级的时尚，几乎总是来源于社会的较上层。”这种阶级性也就是区分性：一方面，时尚总是阶级的时尚，它是一种阶级区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在时尚自身的传播和最终的消失过程中，时尚总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扩散，而且通常是从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
至此，可以梳理出齐美尔时尚二重性的要义：既树异于人，又求同于人。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级的联合，但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被不断地突破。这是一个既矛盾又一致的心理过程。社会上层想树异于大众，往往最先采用尚未被人采用的新事物，实践尚未能被人实践的新行为，而社会下层则要求接近或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而往往想方设法采用这些阶级采用的新事物，实践这些阶级实践的社会行为，时尚也就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众性和区分性是时尚不可或缺的两面，如果统一的需要和分化的需要两者中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的疆域也将会因此而终结。
在对时尚的追逐中，个体对同一性的模仿就仿佛给自己戴上了一幅“大众”的面具，使其觉得自己成为了社会“共同体”(鲍曼语)中的一员。个体的行事原则都可以以“共同体”的面目出现，自我的单一动机被“共同体”的群体行为所遮蔽，从而使自我的行动获得了普遍认可的合理性，不用担心受到他者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时尚表征着“大众”行为，而一旦为社会所难以容纳的事物成为了时尚，也就意味着它获得了大众的支持，遭到排斥的行为一旦成为时尚就很容易被接受。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一种自我确证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风险。毕竟，当今社会时尚潮流瞬息万变，时尚的“共同体”意义永远处于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中，在这个意义上，时尚其实并不具备“共同体的真实性”，而仅仅只是“共同体的云雾”(利奥塔语)。其次，时尚的区分性使不同阶层及个体得以确证自我身份和地位。对此，恩特维斯特尔写道：“在欧洲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布尔乔亚阶级兴起的过程中，时尚是作为社会身份的竞争的手段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时尚是新兴资产阶级用来挑战贵族权威与社会名流的工具之一。”比如说，一个上流阶层的女孩开始穿一种新款的皮鞋，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时尚，从而吸引其它阶层的女孩对之进行效仿。很快，这种效仿使得穿这种式样皮鞋的人也越来越多，会使最初穿这种皮鞋的女孩再也感觉不出它的独特性，这时这个女孩就会努力寻求另外的新款皮鞋，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
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从高贵的、新兴的服装特别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特征循着齐美尔的思想轨迹——时尚的艺术哲学阐释及其反思的角度对时尚进行了解读。在凡勃伦看来，新的中产阶级是把时尚当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来使用的。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惹人注目的消费、惹人注目的浪费以及同样惹人注目的闲暇来表示他们的富有。虽然时尚没有什么实用性，但这个阶级中的许多成员却将时尚作为一种手段，来显示他们和处处讲究实用的那种比较低级的生活方式的距离。凡勃伦认为，时尚是用来表征阶级差异的一种形式，精英阶级试图以看得见的标志来与其它阶级区分开来，而低层阶级则恰恰相反，他们试图通过接受这些标志把自己认同于精英阶级。换言之，精英阶级总是力图用一种明显的标识如服饰或生活方式等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想借用这些标识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一旦最初的时尚成为大众效仿的普遍行为，精英阶级就必须放弃旧的区分标识引入新的区分标识(新的时尚)，于是就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时尚追逐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在永不停息的升升降降中你‘时尚着’，不断追求地位的改善。”现代人都有着一种强烈希望受他者所注视的欲望，而对时尚的追求恰恰满足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通过追逐时尚意味着个体将成为社会的中心和大众的视觉焦点，甚至走在大众的最前沿。
在齐美尔的分析中，时尚是一种社会生活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体现，而在凡勃伦的分析中，时尚更多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体现。齐美尔之后，恩特维斯特尔和塞拉贝格等人也从社会理论的视域进一步丰富了时尚的理论建构。恩特维斯特尔认为，时尚是大都市中个体的一种生存技巧，它使个体能够在大都市中以一定的方式和陌生人相遭遇。“在像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时尚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它是现代人用来确证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人们借助时尚与衣着可以隐秘地漫游于城市(或者相反，借助时尚的魅力而引人注目)，由此，时尚与服装成了保护个人生存的一道必要的‘屏障’。人们可以用时尚来为自己获得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体的’身体特征，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凸显出一致性，因为时尚本来就是对某种清一色的东西的强化。”
然而，时尚的“一致性”却处于一种不断产生和消亡的状态，时尚的标准也在永远地发生变化。此外，恩特维斯特尔还认为，时尚表达了制度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它表达了人们既想符合和追赶某种组织性，但同时又想特立独行确立个体性同一的矛盾的愿望。按照齐美尔的说法，选择极端与新颖的服装风格是精英阶级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一种手段。这种摆动不已的节拍就使得时尚具有了它的不断翻新的逻辑。”不难看出，恩特维斯特尔所言的制度性与差异性，其实也就是齐美尔所言的从众性和区分性。
在时尚中，个人的活动受到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力量或目标的推动。一方面，人们愿意通过模仿他人融人一个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将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通过拥有别人没有的新东西来凸显其个性和独特性。追逐时尚的过程就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因为塑造个性和模仿他人这两个对立的阶段会自动互为因果。新潮一旦被所有人选择就不再成为新潮，必须由另一新潮所取代。这样，时尚就如一个旋转木马，或者更形象地说，像一台永动机，它永不停息地运动，引发一轮又一轮模仿和创新。
衣着常常被视为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道德品格的象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人为的。当今城市生活的日益匿名化导致了人们在解读他者时越来越重视他者的外在形象。因此，衣着作为时尚风向标，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区分，另一方面更是个体身份的一种象征。
今天，当我们解读时尚时，不仅仅是将时尚视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更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因为，时尚的理论谱系建构绝非仅仅只是简单意义的社会学意义建构，同时也是关于现代生活的审美意义建构。时尚一方面体现现代性的审美特征，另—方面也是现代个体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救赎，而这，也恰恰为当前学界所忽略。
在现代性的问题史上，波德莱尔曾将审美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认为现代性是艺术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他极力推崇画家居伊，认为他对现代生活充满激情，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性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现实生活的当下性，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即“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
波德莱尔在巴黎所感受到的现代生活的特征，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柏林，再一次在齐美尔对时尚的分析中所提及。“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作时尚了……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因此，它在被普遍接受与因这种普遍接受而导致的其自身意义的毁灭之间摇晃，时尚在限制中显现独特魅力，它具有开始与结束同时发生的魅力、新奇的同时也是刹那的魅感。”
在这里，我们能读到波德莱尔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意义之建构，而时尚作为现代个体的一种生活选择，所体现出来的瞬间性与现实感，正是齐美尔对审美现代性的一个典型个案分析。我们说时尚体现了现代性的审美特征，主要在于时尚展示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性”或现代生活的“当下的现时感”。时尚意味着—旦形成就立即过时，成为时尚也就意味着死亡。在时尚的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在，时尚永远只存在于即将展开而未普遍展开中。少数人的同一行为不能称为时尚，因为时尚是一种从众行为，它要通过大量的复制而使自己得以存活；而—旦时尚流行开来，也不能再称其为时尚，它缺乏了新颖性，只能视为一种流行。严格说来，先锋并不是时尚，先锋只不过是两种时尚间“短暂的喘息”，它处于一种时尚刚刚没落而另一种时尚尚在萌芽之间。同样，流行也不是时尚，一种时尚一旦流行开来，也就意味这种时尚失去了独特性，就会死去而不能再成为时尚。因此，先锋是尚未来到的时尚，流行则是已经死去的时尚，在某种意义上，“时尚就是变化”。
现代个体必须时刻使自己处于被刷新的地位，只有时时不断地刷新自己，才能不断的抗拒陈旧，走在时尚的最前沿。除了建构审美现代性的‘转瞬即逝性”意义之外，时尚还建构着另一重审美现代性意义：通过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动态的距离关系来实现个体的审美救赎。时尚作为个体的一种现代生活的审美体验，它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解决。现代性有其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它为个体的个性化提供了在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新机会，但与此同时，它又扼杀了社会协调的可能性。问题出在客观的物质世界胜过了个体试图适应它的能力，个体不能按自己的计划适应客观世界，而只能把摆在面前的世界视为一个异化的他者。现代性的矛盾通过时尚得到了一定的调和。现代性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种平衡，而时尚则恰恰具有对社会进行平衡的功能，时尚的从众性与区分性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温和的协调。
有时，齐美尔认为，个体能利用时尚来耍花招：表面上听任时尚的集体服从，以便挽救自己的内心自由。在短暂的人生中，现代人寻找如何对付这种短暂性在他身上产生的焦虑的办法。”
在《波德莱尔》一书中，本雅明写道：“新奇是一种不依赖商品使用价值的品质。它是幻象的源泉，而幻象不可分割地属于集体无意识制作的各种想象。它是错误意识的典型，而时尚就是它不知疲倦的代理。这种新奇的幻象被反映在永远同一的幻象中，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另一面镜子一样。”这种“新奇”若仔细考察的话，可以说是齐美尔“时尚”观的另一种表达。基于此，弗里斯比说：“商品不断翻新的出现，作为感官刺激以及我们如同震惊般对它们的感受，最终只会愚钝我们的感官。为了进一步享受刺激，我们被迫去寻求新奇的东西——正如齐美尔在世纪转折时期已经坚持的那样。”对于齐美尔，货币经济导致了个体在现实生存中的无意义感，为了抗争外在世界的物化，个体就不得不高扬一种夸张的个人主义，转向对最新奇、最怪异的反常东西的追求；而对于本雅明，生活的强调不再能刺激我们的感官，为了获得对生活感受，我们就不得不去追赶更为新奇的刺激。齐美尔和本雅明对时尚以及新奇事物的强调，都源于外在物化世界对个体感性丰富性的扼杀以及个体的在现实生存中产生的无意义感。
时尚理论建构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在于通过与生活拉开距离来实现个体对平庸生活的颠覆，进而实现现代个体的审美救赎。我们可以把这一观念追溯到现代性美学家波德莱尔那里，而齐美尔显然发展了波德莱尔的理论。对齐美尔而言，现代人追逐时尚，实际上是在强调与现代物质文明保持距离，“时尚的抽象性也是在历史现象中发展成熟的，它根植于其最深的本质，而且‘和现实的疏离’将现代性自身的某种美学标记赋予那些非美学的领域。”对时尚的不断追逐也就意味着现代个体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中断与打破。
齐美尔曾忧虑地谈到，在碎片化的现代性体验中，自动化的日常生活唤不醒个体的任何激情，因此“对于带有个人主义碎片的当代生活来说，时尚具备的同质性因素尤其重要。……时尚的变化显示了减弱神经躁动的量的大小；一个时代越是紧张不安，其时尚越是变动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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