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前日本战败。东亚区域内，中国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结束，这是中日两国在50年内发生的第二次战争。与这次战争的法西斯侵略性质相比，1894年的甲午战争，更像是日本在清朝主导的东亚“天下”体制下的一次冒险。然而它成功了，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朝鲜成为“独立”国家，而非清朝藩属国。
日本并非第一个挑战传统东亚“天下”格局的国家，1884年的中法战争之后，中法签订了诸多条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藩属体制逐渐解体，东亚“天下”格局渐渐崩塌。1945年9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东亚区域内的“普天之下”，已经不是“王土”，尽是“民族国家”。而作为主导者的中国，也早已去除王朝国家的胎记，努力从“古代中国”的母体中再孕“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定义下的民族国家靠拢。各类族群被重新定义为“民族”，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然而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现代中国人尽管有“中华民族”的认同，但仍然出现身份认同的群体焦虑：“我们从何处来？”“中国人是什么？”“中国又是什么？”“中华民族缔造了现代中国，谁又缔造了古代中国？”
这些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遗忘了古已有之的身份认同观，被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浸染的我们，能说清吗？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如此回答“什么是中国”的询问。
“中国”的话题近期为公众关注，凸显国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群体认同焦虑。而“复杂共同体”的复杂之处，或许并不在于“中国是什么”，而在于“谁是中国人，中国人是谁”、是哪些人维系这一共同体几千年来而不坠的问题。
这必然涉及自古以来持续至今的族群凝聚。在古代“天下”所认知的范围内，“中国”是哪些人缔造的国家？是汉族，抑或是少数民族？还是中华民族，或者都不是？
8月19日，腾讯文化记者专访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李大龙，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均质化的汉文明，也没有汉族的提法。“汉人”从某一个政治体控制下的人民，后来逐渐演变成中原地区核心族群的共同称呼。
在李大龙看来，“天下”范围内的凝聚在中原农耕族群与草原游牧族群中同步进行。受“大一统”观念影响，二者在“争天下”的过程中进一步互相交流，进行交叉整合，最终在元朝和清朝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族群整合、凝聚。“中华民族并不等同于汉族，中国也不是‘汉族国家’，而是众多族群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缔造的国家。”腾讯文化：二十五史中描述“天下”范围时，经常将位居“天下”边缘的少数民族一并叙述，比如《史记》记载了匈奴、南越、朝鲜等，《后汉书》则记载了东北的夫余、高句丽等。“天下”之中的政权如何对“天下”边缘的族群命名？李大龙：中国古人对“天下”族群的认知明确见于记载是《礼记·王制》，它将“戎、夷五方之民”依照不同的文化，用东南西北方划分为夷、蛮、戎、狄。这是先秦的情况。从《史记》《后汉书》出现的边疆族群的名称看，其来源比较复杂。有些可能是自称，是中原政权通过来朝的少数民族使者、中原地区人员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获知的，用汉语进行了注音，所以有些名称的含义现在难以理解，比如“匈奴”“鲜卑”。这其中有些可能是别的人群对它的称呼，最终又转换成自称的情况。有些是来源于山川之名。如《后汉书》记载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之后，余众分为两支：一支退入乌桓山，就以“乌桓”之名出现在史书之中；一支迁徙到了鲜卑山，以鲜卑为名。还有些沿用了动物的名称，比如“回鹘”是种大鸟的称呼。回纥改称为“回鹘”还得到了唐朝皇帝的承认。此事在新旧《唐书》中有记载。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用的是汉语名词。比如高句丽，有学者说是夫余语，“城”的意思。我认为高句丽这个名词可能来自高句丽县，是由地名转来的。“高句丽县”是汉代玄菟郡郡守所在地，是首县。因为高句丽政权出现在高句丽县境内，所以后来就用这个名字称呼高句丽人。
总体上，出现在中国史书当中的族群名称，是中原政权和边疆族群有了交流才被记载下来。
需要强调的是，在秦汉对中原地区族群整合的同时，边疆地区的族群凝聚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由于秦汉王朝的出现而逐渐密切，但第一次系统将其纳入史书则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史书记载的典范。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一统”的观念将匈奴等边疆族群都说成是“夏”的支系，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很可笑，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它迎合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他是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情。但现在学界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史记》之后，二十四史一般将边疆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也纳入叙述范围，视为“天下”的一部分，和中原地区的汉人共同构成了“天下”。
腾讯文化：《新唐书》中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的传记事迹，如《沙陀传》《北狄传》等，远在中原的汉人政权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并写入正史的？李大龙：不仅是《新唐书》，其他史书也多有边疆族群的传记事迹，这应该是源于中原地区王朝对边疆地区族群的了解。中原地区王朝出于构建“大一统”的需要，通过建立机构、派遣官员、册封等多种渠道保持着和边疆地区族群的关系。汉唐两朝在中央设置鸿胪寺主管边疆政权的册封、皇帝诏令的传达、边疆政权使者的接待等事务。鸿胪寺派遣的官员去边疆传达皇帝的诏令、进行册封等，在回来后都要把沿途了解的情况做记录，上奏朝廷。同时，边疆政权也经常会派遣使者或政权首领亲自来朝见皇帝，其相关事迹也由此被中原人所了解。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权演变及族群凝聚的情况就是在这些使者来往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进而写入史书。汉、唐王朝也设置有掌管天下图籍的官员职方郎中，也其职责即是记录边疆地区的情况记录。北宋时王氏高丽的使臣来朝，他们说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后继者，曾巩就跟皇帝说，他们既然说有关系，就让他们说明白和前朝王系关系如何，是否可以接续起来。结果他们说不明白。这说明中原政权的史官对中原王朝和边疆地区政权的使者来往多有档案记录，记载得很清楚。因此，我觉得史书上关于边疆地区族群的记载，都是通过这些档案写成的，不是乱说，有着切实可靠的依据。当然，因为战乱，记录可能丢失，导致史书记载出现混乱。腾讯文化：乾隆帝曾拒绝哈萨克部族的归附，理由是它并非“方万里之内”的民族，在历史上找不到渊源。在统治者看来，“天下”的边界是不是史书上已知边缘族群的聚居地？李大龙：历代中国王朝统治者，尽管有版图意识，但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清晰的疆界观念。一般称呼自己统治的区域为“天下”。“天下”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就是皇帝圣旨能被执行的区域，见诸史书中的所谓“大赦天下”之“天下”即是如此。该区域是皇帝的政令能执行的区域才能大赦。也就是说该“天下”是王朝直接能实施管辖的区域。广义的“天下”是一个理想化的区域。因为有德的皇帝讲究“德被四夷”，也就是说其地位不仅得到了汉人的认同，也得到了边疆族群“四夷”的认同。该“天下”没边没沿，是理想中的范围。但中国历朝历代对周围地理的认知范围是不断往外拓展的，“天下”的范围也由此不断在向外延伸。古人经常说“四海之内”，但具体哪四海，众说纷纭，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种变化。统治者对自己直接统治疆域的范围还是有相对清晰的认识，一般是以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为基础。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对后代，尤其是唐朝统治者影响很大，唐太宗认为在西汉王朝统治区域内的边疆政权是必须称臣，之外则没有要求。唐朝时期的“康国”想派遣使臣向唐太宗称臣，唐太宗拒绝，理由是：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意思是你出事以后，我要去帮助你，但太远，我照顾不到。照顾不到就落了个只是名义上的称臣。换言之，“天下”的边界，也可以是国力或者是军力所及的范围。清朝统一准噶尔之后就再没有往外扩张，乾隆帝拒绝哈萨克族归附的行为应该是受了传统“天下”疆域范围的影响。综合起来看，《二十五史》中的“天下”基本上限定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北至西伯利亚，东至海，南到东南亚乃至南亚的辽阔区域，没有太大突破，反正就在那个范围之内，或大或小。腾讯文化：中原的汉人为何难以像蒙古人、满人那样主导更大范围内的族群整合？能否实现更大范围的族群统一，跟王朝的疆域范围也有关系，但根上还是生产力的问题。骑马族群波及的范围比农耕族群波及的范围要广，它的移动性更强。清朝的疆域为什么比元朝更大？因为八旗主要是马战加蒙古人没有的东西——红夷大炮，大炮和骑兵结合，非常厉害。生产力发展使军力波及的范围更大。至于思想意识，是指中国人心目中“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中原政权还是边疆族群，大一统的观念对它们影响极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就是这个观念。它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分裂时期，大家期盼统一。秦汉把理想变成现实，历朝历代就谋求一统，主导了中国历史的延续，也使天下范围内族群的凝聚变得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原地区的族群当皇帝既要得到所谓传统的“夏”的认同，也要得到夷的认同，区域内两部分人共同认同你，你才能当上“正统”的皇帝，变成天下的、“德被四夷”的皇帝。当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族群都想构建一个大一统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皇帝谁做？历朝历代都有争论。两汉时期，匈奴人的首领呼韩邪单于被汉朝给扶上去的。汉更始皇帝派使臣去匈奴，想让人家称他们为大，单于就说，你能稳定，是我的功劳，你应该称我为大，这是最早的争老大表现。南宋时期，中原地区被游牧族群的女真金国占领，就有人讨论天下皇帝谁来做。后来南宋明确向女真皇帝称臣。这与两汉时期反过来了。“天下”的皇帝是女真人。南宋时期的夷夏之辨讨论得那么激烈，就是在争正统。天下由女真人当皇帝是它的历史背景之一。农耕族群当皇帝好还是游牧民族当皇帝好，到清朝还在争。雍正帝写的《大义觉迷录》就是讨论这一议题。你仔细读他的那些理由，南北朝时期好多人都用过，比如作为游牧族群的苻坚争正统，就说大禹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戎之人，历来如此。蒙古人、满人恰好有这个能力获得夷夏认同，在争天下的过程中获得胜利，构建出比中原地区汉人政权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历朝历代，争夺大一统的这种努力，最后促成了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它的疆域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同步的。腾讯文化：一种观点认为，满人因为没有完完全全的汉化，才能主导更大族群的凝聚。李大龙：应该说满洲及清朝兼容并蓄，发扬了农耕族群的柔性，兼糅了蒙古的刚性，才能建立这个辽阔的国家。靠满洲渔猎的小块地方做根据地，很难办到。农耕族群治理国家很稳定。草原民族对疆域拓展的努力，农耕民族没有。清朝就发挥了农耕王朝跟游牧行国双方的优势，构建出大一统的国家。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人把中国社会由王朝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放到民国时期。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往前提到清朝中后期。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有篇文章就指出，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的退位诏书，就是一个从消除族群差异，到给予“国民”称呼的过程。腾讯文化：“天下”范围内多民族政权之间有无协调机制？李大龙：这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研究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农耕族群构建了一个藩属体系，游牧政权构建了行国体系，这两个体系结构虽然有差异，但构成性质略同，都有一个核心，其它政权或族群围绕着核心分布。这两个体系不断地争“中国正统”。藩属体系保护中原地区的农耕区域，后来被清朝继承，清朝把藩属体系发展壮大，它分为18省，外围加疆域区。疆域之外是属国区。在这个体系内，王朝对藩属授官册封，藩属区内官员需要定期朝觐、朝贡。朝贡是定期送东西，朝觐就是官员向皇帝述职，在古代主要是考验你是否诚实。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册封是三年一次，单于三年必须来一次，要不来的话就说明心里有鬼，心里有鬼肯定要想办法打你了。起码要防着你。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羁縻”，并不是放任不管。
李大龙：我把这个体系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以汉唐为例，在汉朝，一开始是汉朝一个体系，匈奴一个体系。但后来匈奴体系被汉朝体系兼并。兼并以后，匈奴的亚体系还保留着。匈奴跟乌桓、鲜卑的控制关系，汉朝允许保留。我觉得这是互相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制衡。汉朝势力在藩属地区不那么直接地实行管辖。汉初给卫氏朝鲜管理周围地区的权力。对于周边的族群，你不能阻止他们去汉朝朝觐，也要防止他们犯边。卫氏朝鲜边疆也利用汉朝授予的权力，对周围地区族群实行兼并和整合。唐人说中原体系是太阳，边疆政权或族群是月亮和星星。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体系在互动过程中，碰撞、重组，形成比较大的族群。久而久之，到清朝形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当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中，其周围也形成一些如朝鲜、日本、越南等的国家。腾讯文化：东亚特有的“天下”格局体系在鸦片战争前一直存在着，西方入侵后，他们是怎么认知这种体系的？李大龙：我国学界一般不认同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主导的东亚“天下”体系，以为是想象中的国际关系体系，但实际上近代鸦片战争初期西方人是承认这个体系的。法国占领越南、英国占领缅甸，都要跟大清签条约。条约里要求清朝承认它们独立，摆脱宗主国身份，尽管清朝并没有认为它是“宗主国”，但说明了西方人对这个体系的认同。朝鲜人称清朝为上国，与殖民体系截然不同，是东亚特有。清朝只是作为主导者，一般不过多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偶尔控制一下外交。比如朝鲜处理别国漂流过来的流民，是直接送到清朝，由清朝再跟外国交涉。在这种体系下，清朝对疆域划分，还对藩属国进行照顾。在清朝皇帝眼里，你国归我管，你官是我给。这个地方由我直接管理，或让你来间接管理都一样。由于疆域划分不很清晰，所以造成东亚天下体系没有明确的主权国家边界。这个天下体系，清朝放弃了。由它主导的东亚“天下”政治格局被西方殖民体系所取代，在这一体系上生长的独特族群理论，受到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严重影响，我们好多学者也放弃了，这个话语体系没有了。我们就跟着“民族国家”理论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