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台北，身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李济出版了一生中最后的著作《安阳》，书中是殷墟发掘史的回顾，也是李济无尽的念想与遗憾。今年春天，首都博物馆公开展出《河南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纪念展》，400多件出土文物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幸得见这些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无缘得见的国宝。今天活字的推送，与大家一起回望殷墟，缅怀前辈。
《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亲笔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派人送到正在安阳殷墟从事第五次发掘的李济等人的手中，以此勉励国难之际仍按秩序加紧工作的殷墟考古发掘团队。
殷墟发掘已近90载，中国考古学更是日新月异，蔚为大观。作为一名接力殷墟发掘的考古人，每每拿着手铲，奔波于殷墟的边边角角之际，脑海里仍不时闪现先贤们的身影：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考古十兄弟……我时常会伫立在考古现场，默默地想，如果没有这些隙穴之窥的谔谔之士，现在的殷墟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场景呢？
1896年，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1923年被哈佛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身为京城小吏的李父尚不知何为博士，就给自己取了个“博父”的别号，一时传为佳话。
学成归国的李济最初执教于南开。期间开始与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他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做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时当列强以探险、考察之名纷至沓来，瓜分中华遗产之际，李氏之拳拳爱国之心一览无遗。
１９２９年殷墟第三次发掘
1925年，年仅29岁的李济受聘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与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并称为清华“五大导师”。与其他四位不同的是，李济的广阔天地在田野。1926年，李济赴晋南发掘了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1928年，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傅斯年极力倡导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为了求得新知识，他极力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同年秋，董作宾被派到小屯，开始了殷墟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毕竟董作宾没有考古知识与经历，物色最佳人选就成为傅斯年当务之急，而李济遂成不二之选。1928年12月，李济担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从此殷墟考古发掘迎来了“掌门人”，李济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殷墟王陵挖掘现场
发掘之初，李济就提出考古不能有挖宝思想，“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自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疯狂盗掘已让殷墟千疮百孔，但谁也不会留心、收集与甲骨一起伴出的“残陶碎骨”并知晓其价值。有这种想法的只有那些专门受过人类学、考古学训练的学者。
同时，李济给大家立下规矩，“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成为所有中国考古人心中最神圣的戒律、底线。“考古不收藏，收藏不考古”现在仍是衡量一名考古人的最基本的标尺。
１９２９年殷墟第三次发掘
殷墟发掘之初，中原大战狼烟并起，地方政府又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中央考古组的进驻也极大地触动了当地文物古董商甚至是土匪的既得利益，百般阻挠之举纷纷上演，甚至直接威胁到考古组同人的生命。直至1931年后，殷墟考古发掘才逐渐顺利。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李济（左二）、董作宾（左一）、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的傅斯年先生（右二）视察。
李济指出，科学的考古必须有问题、有方法、精确、无成见、有耐心。在李济的带领下，有文字记载的中华第一都就这样一点点地露出真容。宫殿、王陵、祭祀坑、甲骨坑及大量的甲骨、青铜、玉器、骨角牙器、陶器无不见证着那个时代的辉煌与荣耀。
利用殷墟发掘，李济培养了一批早期的考古学家，这些人像一颗颗种子，生根、发芽、壮大，逐步构筑了中国考古学体系。他注重第一手材料，以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正如他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济与殷墟文物一起迁至台湾，再也没有返回过殷墟。
在甲骨学界，“甲骨四堂，郭董罗王”无人不晓。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评价殷墟卜辞研究称，“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但与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不同，彦堂董作宾长期奔走于考古发掘第一线，八次参加殷墟考古发掘，甚至是主持发掘工作。
1895年，董作宾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早年辗转求学、经商，好文字、喜篆刻。1924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王国维习甲骨文。1928年傅斯年招董作宾入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与董本人丰富的阅历、通晓甲骨文和金石学知识，及史语所选定殷墟作为考古发掘突破口的工作目标是分不开的。8月，董作宾调查殷墟，认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呼吁中央研究院“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10月，董作宾全权负责殷墟第一次发掘。如果没有董作宾多方奔走、私下斡旋，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央学术机关想挤进河南是不可能的。虽然第一次发掘方法简单，目标单一，但毕竟开启了殷墟考古发掘的大门。
对于殷墟这样的历史遗址来说，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难以取得新材料、新知识，田野发掘很难成为现代考古学；但若不具备传统学术修养，不精通文献、甲骨学、金石学，也很难将殷墟研究推向深入。1929年，殷墟第二次发掘开始，董、李（济）二人开始合作发掘殷墟，傅斯年这样的安排真是珠联璧合！ 董作宾多次参加或主持发掘。1935年作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委员监察殷墟第11次发掘。第10、11、12次发掘让殷墟王陵的面貌与布局清晰地呈现出来，作为监察员，他深刻感受到洹河南岸的宫殿区仍是一笔糊涂账，从而最终促成殷墟后三次发掘又回师小屯。
１９３５年李济（左四）与“史语所”同仁在安阳袁家花园合影
作为著名的甲骨学家，董作宾的巨大成就当然体现在其甲骨学研究上。其最值得敬仰的研究当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及《殷历谱》。前者完成于殷墟发掘期间（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研究的十项标准，把甲骨分为五期。从此甲骨学研究有了精准的年代学依据。对于这样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确实，如果没有田野发掘材料作基础，实难取得如此成就。
发掘、研究的同时，董作宾于1935年秋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眼看着多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谁料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被日占领，最终无法出版。后多方努力，1941年本应在香港出版，却因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而再次毁于战火。直到1948年，终于在上海出版。期间董作宾等人备受不明就里的学者责难，认为他们故意“秘藏椟中”。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在编号为YH127的坑中一次性出土甲骨17000余片。甲骨被整体运到南京后，由董作宾带队清理。抗日战争使得学者们几无藏身之地，可每到一处，董作宾都打开箱子里的出土甲骨进行研究，最终于1948年开始出版、1953年全部出齐《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下三集。在四处逃难过程中，董作宾又完成了他的另一名著《殷历谱》。
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来了一位新成员——梁思永。正是他的加入使得殷墟发掘技术日趋成熟，甚至有人认为殷墟发掘从此才逐步走向科学的道路。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1904年生于澳门，192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次年其兄梁思成与林徽因亦赴美国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分别让二子留学学习十分“新派”的考古学与古建筑学，这样的安排不应是无意之举。
殷墟前三次发掘，虽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但田野技术却是他的弱项，梁思永恰恰在田野发掘技术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与他在哈佛学习时曾参加祁德（Kidder）主持的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遗址发掘不无关系。他依据土质土色不同划分地层进行发掘，而不是之前殷墟发掘所采用的人为划分水平地层的方法，即便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洲考古，这也非普遍方法。但这种最新的发掘技术无疑是正确的。采用这种发掘方法，梁思永在殷墟后冈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极其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这是地层学方法在殷墟发掘中的成功运用。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殷墟出土文物纪念邮票
大陆殷墟出土文物邮票
所谓“三叠层”，就是指梁思永在发掘时，采用自然堆积分层的方法，正确地把厚度不一、分别代表仰韶、龙山和殷墟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区分开，从而确立了三种文化的早晚顺序。如果仍然采用之前水平分层的发掘方法显然是做不到的。三叠层发现之前，学者们对西部彩陶文化、东部黑陶文化以及中部灰陶文化三者的早晚关系众说纷纭，而早晚的年代学问题恰恰是深入研究的基础。梁思永采用正确的发掘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学术难题，这成为了解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34年，大病初愈的梁思永重返殷墟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先后主持了第10、11、12、14次殷墟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对殷墟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确认了殷墟王陵的存在，这对研究殷墟布局及早期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同人一起带着妻女颠沛流离，加之严重的病症无法得到及时、彻底的根治，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即便如此，他仍夜以继日整理殷墟王陵发掘资料，撰写了发掘报告初稿。新中国成立后，梁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为了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力量呕心沥血，然而病魔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1954年去世时年仅50岁。
与李、董、梁诸位先生相比，郭宝钧先生应该是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土专家”。1893年，郭宝钧生于河南南阳市，1922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任教多年，后转到位于开封的省教育厅工作。1928年，作为河南地方当局代表，又是董作宾的同乡与挚友，他与董作宾到殷墟进行第一次发掘。1930年经董推荐，正式入职史语所，从此踏上考古征程。
1931年，郭宝钧与梁思永一同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来还主持了第八次、第十三次发掘。由于没有相关的知识与背景，只能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李济曾评价他是最不怕吃苦、最能想办法的人，刚参加发掘就解决了殷墟的一个重大问题。
殷墟出土青铜人面
自董作宾1928年首次发掘时就认为殷墟地层是“漂流冲积”而成，建筑基址内因夯打形成的凹痕被解释为洪水冲刷的结果。后来张蔚然先生更专门撰文用“四次大水之说”牵强附会解释各种遗迹现象，并在发掘之初让郭宝钧注意观察、验证。发掘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郭宝钧正确地指出，“洪水说”实为臆测，殷墟是“废弃所致”。这种没有成见、基于发掘事实的态度始终应是考古人坚守的基本原则。
1930年和1932年，郭宝钧先后两次参加了城子崖的发掘，与梁思永等编写报告时，首次提出了“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概念。
1932年，中研院与河南省政府成立了河南古迹研究会，郭宝钧是实际负责人。1932年至1933年，郭宝钧主持了河南浚县辛村的四次发掘，清理了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他将这批墓葬定为周代卫国墓地，据此材料，讨论了诸如墓葬的形制、丧葬礼仪、殉葬制度等，开创了周代考古的先河，也使得史语所的考古领域下延到西周时期。1935年至1937年，他又主持了河南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的发掘。
1950年春，新中国首次开展田野考古工作，郭宝钧责无旁贷，亲自主持了著名的殷墟武官村大墓的发掘，为论证殷代是奴隶社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除了考古发掘外，郭宝钧在青铜器、殷周车制、古代玉器、名物考释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
15次殷墟发掘，除了李、董、梁等大家外，尚有他们刻意培养的一批青年才俊积极投身于考古事业，并逐步成为中坚力量，甚至是殷墟发掘与研究的中流砥柱。其中以“考古十兄弟”最具代表性。按当年十兄弟的排序分别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他们于殷墟发掘的不同阶段来到发掘第一线，因年纪相近，志趣相投，因而平时工作、学习时也总以兄弟相称。
到殷墟发掘中后期，因李、董、梁等多重职务在身，不能长期坚守在殷墟，很多发掘工作都是由十兄弟完成的。像石璋如于第13、14次发掘事实上担负起执行领队的职能，第15次更是独立领队。
纷飞的战火让十兄弟于1938年来到长沙，国家危亡、前途未卜，他们决定就此一别，石璋如先生动情地记录了他们于长沙清溪阁饯别的情景：参加的人除了十兄弟，还有李、董、梁三先生及几位技工。想想来日分别，前途未卜，大家只能以酒买醉，一口气喝下11杯：第一杯“中华民国万岁”、第二杯“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先生健康”、第十杯“梁先生健康”、第十一杯“十弟兄健康”，如此大家醉得一塌糊涂啊！
分手后，十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刘（后改名尹达）、祁延霈、王湘去了延安；李景、石璋如、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潘悫留在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尹焕章去延安抗大短暂学习后又到中央博物院工作。1949年后，他们更是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大陆，这之前，祁延霈和李景已去世。留在大陆的刘则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所长，主持大陆的历史和考古研究工作；胡厚宣则成了研究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尹焕章仍然坚持在南京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考古第一线，成就斐然，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自杀。去了台湾的石璋如、李光宇、高去寻、潘悫四位，一直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殷墟考古资料的整理，石璋如、高去寻后来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考古界泰斗级的人物。
上举数人，只是殷墟早年发掘的代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始终恪尽职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千辛万苦、峰回路转的考古发掘，掩盖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之上3000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们慢慢拂去，显露出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开端，更是第一代考古人于风云涤荡之际，矢志不渝，执拗前行的硕果。作为后学者，面对喧嚣的世界，更需要我们板凳坐得十年冷，在殷墟发掘与研究之路上踩出坚实的脚印！１９２９年殷墟第三次发掘
原文刊于：《群言》杂志2015年11期，已获何毓灵先生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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