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沿海省份“双子星”的形成主要是依赖港口运输优势、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一般形式是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优势，而某个非省会城市有这样的优势，于是那个具有比较优势的非省会城市依赖这些优势迅速崛起。与之相对应的是，中西部省份的大多数非省会城市则没有这样的优势，从而导致中西部省份一城独大的现象。
作者：戴显天（央观智库研究员、区域经济骨灰级爱好者），
张晨阳（区域经济骨灰级爱好者）
最近几年，随着武汉、成都、重庆、郑州、长沙等城市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城市开始在各大榜单中崭露头角，成为排行榜中的常客。但是，撇开这些省会或者直辖市，其余中西部城市在榜单上基本难觅踪迹。甚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难脱口而出哪座城市是该省第二大城市或者经济第二强市。
与之相对应的是，沿海省份往往是双子星或者三足鼎立，甚至是群星璀璨，强者如云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可谓非常之低。你可以很轻而易举的举出该省的第二大城市，第三大城市，或者经济第二强市，经济第三强市。有个别非省会城市的光芒及实力，往往与省会城市是势均力敌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典型的如青岛、深圳、厦门等等。
目前中西部非省会、非直辖市城市中，2017年上半年GDP排名最高的为鄂尔多斯，仅排名全国第45名。众所周知的是，鄂尔多斯是一座躺在“羊煤土气”等矿产资源上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仅仅是GDP很强，城市规模、交通设施、高等教育、医疗、商业、文化等等其他领域和首府呼和浩特远不能相比，也比内蒙古第一大城市包头要弱，其发展深受国际国内能源价格的波动影响，容易大起大落。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每每与人聊起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的城市格局时，必有同侪吐槽具有内陆省份特色的一城独大现象，而沿海省份则往往是双子星。故而，在交流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论坛上，每当内陆省份的朋友在为家乡省会崛起而“沾沾自喜”之时，沿海地区小伙伴也总会冷不丁的吐槽 “内陆省会‘吸血鬼’，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回顾历史，探讨其形成原因，提出规划建议。
一、盘点中国各省的第二大城市与省域副中心城市
先来看现在广为人知的中国城市夜晚灯光图，图中的比较亮的城市基本上都被笔者用红线圈出来，并标明了名称（不含台湾省）。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东部省份往往发展较为均衡，表现为图中星星点点的亮点；而中西部地区往往单点独量，或者亮度远远逊色于省会。这图给我们的信息依旧是，中西部省份的第二大城市或者第二大经济中心很难一下子想起。
为此，下面我们不妨再来做个简单的小测试（如果读者能快速做出，说明您对经济地理很了解了），填出该省的第二大城市，其中东部发达沿海省份已经给出，只需要填中西部省份即可。以下哪个城市是该省第二大城市：
表1：该省第二大小测试
图1：中国城市夜晚灯光图
表2：该省第二大城市小测试答案
答案看完了，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省份都存在着第二大城市，或者第二经济强市，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省份的第二大市或者第二经济强市就一定很强，或者说是双子星的格局，对于中西部省份而言，更可能存在的是第二大城市或者经济第二强市与省会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即所谓的一城独大。
与第二大城市相关的，还有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说法。与城市大小纯粹按照人口数量与建成区规模排名不同的是，省域副中心城市更多是一种政治考量和平衡区域发展的需要，促进该省较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通常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具有超出自身辖区的经济辐射力，拥有独特的优势资源，且距离省会城市150公里以上、可以被赋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重任的大城市。该概念最早是湖北省社科院学者秦尊文于2001年提出的，目的是在湖北省的局部地区承担经济发展核心带动作用。他提出由于湖北人多地广、地域上东窄西宽，而省会武汉又偏于鄂东，客观上需要在鄂西确立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作为省会武汉的“二传手”，其中襄阳和宜昌可以承担这样的职能。此建议2002年7月得到湖北省委的批示和肯定。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该《规划》明确将宜昌、襄阳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之后湖北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
很快，湖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思路和做法，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许多省份纷纷跟进。目前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江西省、安徽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海南省、贵州省、山西省等等省市区都提出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说法。从表4我们可以得知，除了距离省会太近的城市，基本上多数省份第二大城市，都纳入了省域副中心城市。因此两个概念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表4：省域副中心城市
二、各省市区的前几大城市的实力差距
上面笔者只是总结了下各省市区的第二大城市与省域副中心城市，但是并不知道其实际数据差距如何，因此笔者在这里给出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的具体对比数据以供参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行政区划上的市和经济、地理概念上的城市并完全是一回事，在比较城市之间的城市规模、经济实力、集聚程度，拿全市域口径并十分不合理，虽然全市域的GDP与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行政上这个市可以管辖与调配的资源，但是毕竟不是城市本身，行政区划少的城市经常吃亏（例如厦门、中山、珠海、鄂州、嘉峪关、莱芜这种面积狭小、没有辖县的市），因此更科学做法直接是拿主城区去比较，但又考虑到根本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选择市辖区数据进行替换。这也是为什么重庆这样的直辖市会出现万州、涪陵这样的城市的原因，也是重庆提出要把万州建设成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缘由之一。另外由于2016年数据缺失较多，表5的数据以2015年为主，因此对于2015年底还没有撤县设区、撤市设区的那些行政区划不纳入本文的统计，只统计2015年底前算作市辖区的数据。
在补充说明了以上这两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笔者整理的数据表5，表5给出了除西藏、港澳台和京津沪之外27个省市区的前几大主要城市。在东部沿海的几个省份，我们看到深圳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广州的96.70%与84.28%，苏州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南京的76.69%与66.63%，宁波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杭州的55.92%与49.94%，厦门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福州的122.50%与195.80%，大连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沈阳的59.95%与57.54%，青岛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济南的131.06%和105.76%，唐山的GDP与人口分别占到石家庄的108.79%和75.06%，以上这些都是发达的沿海城市，观察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明确得知，几乎所有的省内非省会第一城的GDP与人口都达到了省会城市的一半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还超过了省会，因此前述所说的沿海省份存在“双子星”的现象得到了证实。
但是观察中西部省份（含东北）和较落后的沿海省份（广西、海南），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广西的柳州、黑龙江的大庆、河南的洛阳、内蒙古的包头、贵阳的遵义，大多数城市的GDP和人口数据与省会的比值都没有超过一半。其中洛阳（71.19%）、遵义（50.49%）仅人口过半，GDP和人口占比很低（洛阳32.43%、遵义25.86%），只有柳州和包头与省会有的一拼，尤其是包头，GDP与人口相当于呼市的145.05%和112.99%，而柳州也达到了南宁的66.57%与62.36%。因此我们前述网友吐槽的内陆省份普遍一城独大在此处得到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表5：全国各省市区主要城市市辖区2015年GDP与人口数据
注：大同市为2014年人口、宜昌为2011年人口、长沙为2016年人口、合肥为2014年人口、柳州为2013年人口、遵义为2013年人口、遵义为2013年人口，兰州、天水、武威皆为2016年人口，西宁为2013年人口、格尔木为2010年人口，石河子为2013年人口、克拉玛依为2016年人口、喀什为2012年人口
三、对沿海多“双子星”，而内陆多一城独大的解读
为什么会形成沿海多“双子星”，而内陆多一城独大的格局呢？这要从城市发展的因素来说起。以省会为代表的城市，由于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可以依赖行政权力调配省内的各种资源，与此同时围绕行政权力而派生的相关产业、资源自然也会在省会城市集聚，因此省会城市天生就具有强大的发展能力。观察中国的省会城市发展史，可以得知，当一个自身条件不突出的城市一旦失去省会光环，很快就衰弱了，相反，任何一个城市在获得省会头衔之后，就会迅速崛起。合肥、石家庄、郑州、哈尔滨、长春等都是因获得省会地位而快速崛起的城市，而开封、安庆、桂林、吉林、齐齐哈尔、保定都是失去省会地位而快速衰弱的城市。
那么问题来了，沿海地区的那么多非省会强市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崛起普遍是在近代进入海洋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才会大规模产生的，而且与交通运输关系密切。事实上古代少数几个实力强劲的非政治中心城市如苏州、泉州、扬州都与便利的交通有关，苏州、扬州都是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且附近农业、手工业发达，人口众多，而泉州是少有的主要依靠海外贸易崛起的非政治中心城市。
观察现在强势的沿海非省会城市会发现，大多数都是这种格局：省会是非港口城市，另外一个城市是港口城市这样的组合；强势的非省会城市往往有一种省会城市没有的优势。
具体来说，辽宁的沈阳是内陆城市，大连是港口城市；河北的石家庄是内陆城市，唐山是港口城市；山东的济南是内陆城市，青岛是港口城市；江苏的南京是内陆城市，苏州是江苏最靠近靠近上海港的城市（事实上今天苏州港已经是吞吐量全国第三大港口，超过了传统的天津、青岛、广州、大连等海港）；浙江的杭州是内陆城市（或者说是伪沿海城市），宁波是港口城市；只有福州、厦门和广州、深圳是双港口的格局。港口存在的意味着，在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之时，这些城市获得了最低的运输成本与沟通海外的便捷通道，因此获得了那些内陆省会城市所不具有的一些竞争优势。
而对于双港口格局的福建与广东来说，也是有其他因素在促成这些非省会城市崛起的。例如深圳和厦门都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城市，设立了经济特区。其中深圳靠近当时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香港，在香港进行产业转移之时，深圳成了香港资本、技术、管理经验最大输出地，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对于厦门而言，近代的五口通商、众多的海外侨胞、经济特区、闽南与台湾、东南亚的特殊关系、便利的港口运输、闽南发达的民营经济等等，这些都成了厦门崛起的重要资本。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苏州和唐山都有自己的港口，但是其早期崛起并不是依赖自己的港口，而是有其他原因。例如，苏州的太仓港到1992年才开发起来，在长江12.5米深水航道开挖之前，苏州的港口充其量也就是给上海港打下手的；同样，唐山港也是1988年才开港的，在此之前，苏州和唐山早就崛起了。前面曾经说过，苏州古代依托江南的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和便利大运河，在古代就是重要的大城市，但是改革开之后的那一次崛起，则是很大程度依仗了靠近上海的地理优势。在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以后，苏州抓住了外资大举进入上海的机会和临近上海港的优势，大力发展了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与此同时，利用上海进行产业转型的机会，吸纳了大量上海迁出来的工业企业；此外，在90年代，李光耀考察江苏时，苏州从无锡手中硬是夺得了中新合作的机会，建起了苏州工业园……在多方的作用下，苏州成长为全国最牛的地级市。而唐山的崛起，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当时李鸿章指定唐廷枢主持开平煤矿的开采工作，而后随着煤矿的发展，人口增多，商贾繁盛，唐山逐渐崛起重要工矿业城市。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唐山凭借丰富的煤矿和铁矿石，被建设为重要的钢铁、煤炭化工、电力、建材城市，时至今日这些产业也还是唐山的支柱产业。在唐山港开发以后，港口又成了唐山发展的重要依托，北京迁出的众多工业企业中，不少迁到了唐山的港口区域，例如，首钢搬迁到曹妃甸，使其经济发展有了更多依托。
反观内陆的非省会城市，既没有港口依托，也没有优惠的政策条件，自身自然条件还不突出，因此多数资质平平的非省会根本很难与省会城市去竞争，更别提与省会城市分庭抗礼了。事实上，唯一一个在经济总量和人口都超越超越省会的包头是一个特例，建国初包头发现了大量的优质铁矿石，还有稀有的稀土、铌等资源，其中包头的白云鄂博稀土储量占世界探明储量的60%和全国的90%以上，铌的储量仅次于巴西，占世界第二位。因此在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之时，中央选中了包头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的5项(即包钢和内蒙古第一、第二机械厂以及包头第一、第二热电厂)安排在包头。因此很快，包头就在中央的大量投资下，从一个古代西口的小村庄崛起为重要的钢铁城市，集聚了大量人口。与之类似，大庆的崛起也是因为发现了是石油资源，依托当年国内最大的油田开发建设起了大庆市。
事实上，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在省内占比不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省会确立的时间比较短。例如上述包头比呼和浩特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呼和浩特定位为内蒙古首府的时间较短，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自己的绝对优势。历史上的内蒙古辖区非常不稳定，几经变化，其首府也几经变更，从乌兰浩特，到张家口，再到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从1954年成为首府至今也才60多年，相比于许多省会而言都很短暂。同样差距不大的柳州与南宁也是这样的问题，柳州一直是重要的工业城市，而广西的首府（省会）之前一直是桂林，直到民国才被白崇禧迁到南宁。同样，郑州与洛阳的关系也是如此，洛阳曾为千年古都，又是建国后大量投资支持的工业城市，是河南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而郑州是在1954年之后才成为省会城市的，在这之前一直是开封，直到现在，河南大学还位于开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相信这些省会也会在省内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积聚更多的能量。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历史悠久的中西部省会，例如成都、武汉、西安、昆明、长沙等这些城市，则经济首位度和人口首位度都是超级的高，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集聚度不断提高，终成当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方巨无霸。
四、从东部发展经验来看，如何推动中西部省份的“副中心”崛起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案例，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东部沿海省份“双子星”的形成主要是依赖港口运输优势、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一般形式是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优势，而某个非省会城市有这样的优势，于是那个具有比较优势的非省会城市依赖这些优势迅速崛起。与之相对应的是，中西部省份的大多数非省会城市则没有这样的优势，从而导致中西部省份一城独大的现象。
那么，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如果想要防止该省省会一城独大，我们应该集中资源去建设那些有潜力的非省会城市，笔者思考了一下，认为可以做出以下尝试：
首先，扶持大型河流沿岸的城市发展，尤其是长江沿岸城市的发展。长江是一个很好的依托，对于许多长江沿岸的城市而言，长江意味着可以通过水运获得巨大的成本优势，在长江沿岸布局大量成本敏感型企业，是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手段。据报道，目前长江的货运量已经相当于全国铁路的70%，随着长江航道挖深工程的推进和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预计未来还将继续大幅增长。而且国家正在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未来长江沿岸将掀起新一轮发展高潮。据测算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
这些地区中除了江浙沪经济相对发达之外，其余省份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开发。随着我国成长为全球第二，乃至不久将来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内需市场将会越来越重要。如果说三四十年前，中国沿海城市因与世界市场的距离近而获益良多的话，那么随着中国自己经济体量的长大，长江沿岸的内需市场必然将迎来迸发。而长江航道就是一个沟通彼此的高速公路，长江沿岸的港口城市也将通过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受益匪浅。
当然其他大型河流沿岸的城市也是如此。因此，笔者建议扶持安徽的芜湖、安庆，江西的九江，湖南的岳阳，湖北的荆州、宜昌，重庆的万州、涪陵，加速布局临港型的工业企业，辅之以铁路运输的建设，使之获得成本竞争上的优势，成为新的地区增长极。
其次，对于有出海口的广西，笔者建议合并北部湾三市，集中力量建设一个港口城市，避免重复竞争，借鉴宁波、厦门、青岛、烟台等沿发达城市的经验，布局大量的临港工业，出口加工业以及面向东南亚的贸易企业，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未来东南亚地区的基建需求增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同时辅之以大量的客货两用铁路，使之成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重要的出海口，提高北部湾港口的辐射能力。
再次，对于许多没有大型河流，又不靠海的省份，则需要依托铁路、公路的建设，提高其交通的便利性。即便是因矿产、能源兴起的城市，也可以这么做，在交通便利性提升以后，可以推动其他产业的兴起。例如，既没有大型河流，又不靠海，也没有优惠政策的徐州，最近几年迅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徐州的铁路枢纽地位。
再者，给予优惠措施非常的重要，在众多的沿海发达城市之中，即使不是经济特区的那些城市，也曾经得到过非常多的政策扶持和优惠措施。例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减免，降低土地租金，减免城市建设费用等等。总之，对于想要扶持的区域中心城市，政策优惠是必须的。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人才和科技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给需要重点扶持的非省会城市布局大量高教资源、科研院所是帮助其崛起的重要手段。例如，四川的绵阳，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力实施“三线建设”，绵阳聚集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南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一大批国防科研院所和其他宝贵的“三线”企业，为当下绵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