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钱端礼以权户部侍郎的身份，主导设立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纸币行在会子。史书对当时规定的记载比较简单，仅包括：会子务隶属于都茶场；行在会子的面额分为一贯、二贯、三贯，共三种；东南地区在向中央缴纳赋税时可以使用行在会子；皇帝向会子务拨款十万贯作为启动经费；先用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纸印刷会子，后使用成都纸。
从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钱端礼担任临安知府开始，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他主导发行行在会子，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中，钱氏在临安试验官营便钱会子，在湖广、两淮考察见钱关子。
毫无疑问，试验与考察的结果应该令钱端礼和朝廷十分满意，并且直接反映在行在会子的发行措施中。例如，以官方资金作为发行本钱明显来自于官营便钱会子的经验；而东南地区用会子交税，则既继承便钱会子的职能，又参考了见钱关子在长距离流动上的效果。
会子务隶属于都茶场。榷货务都茶场是南宋国家管理、发行茶盐钞引的地方，也是兑现见钱关子之处。从机构隶属关系上看，行在会子很可能继承了见钱关子与茶盐钞引的关联。宋元之际的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不朽著作《文献通考》中对此发表了评论，他说：“正因为商人每年要花一千万贯钱（包括行在会子）购买茶、盐、香、矾等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可以暗中保障行在会子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单单依赖铜钱。另一方面，官府出卖这些产品获得的收入也不少，不需要全靠发行会子来支撑国家财政。”从马端临的意见中，我们可以对朝廷将会子务隶属都茶场的意图略知一二。
或许会子务在实际的运作中会遵照更为细致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已经不存于史书。不过，此时朝廷上下确实还处于摸索状态，大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与行在会子有关的规定也是在摸索中方能一步步地具体起来。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些特殊概念。
首先是南宋的东南地区和上文实际包括的东南地区。我们都知道南宋基本上只占据北宋的“半壁江山”，其与金朝的分界线大致在淮河一带。所谓东南地区，一般指除四川之外的南宋控制区域。这既有地理方面的考虑：四川确属西南地区；也有财政方面的原因：四川与行在距离遥远又以铁钱为主要货币，与其他东南地区交通不畅、货币不通，具有较强的财政经济独立性。南宋人在讨论财政问题时，一般也将东南地区与四川分开。但是，前文规定中的东南地区并不包括所有的东南州县。当年七月，宋高宗下诏说新制造的会子可以在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大概只占东南地区的一半，而两广、福建、荆湖、江南等路分则不在其内。当然，行在会子的流通范围后来逐渐扩大，仅在两广地区推广缓慢。
其次是会子面额所实际指代的金额。也许有些熟悉会子发展史的读者认为这无须解释，行在会子在后期因滥发而贬值，自然达不到其所宣称的面值。但我在这里要说明的并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贯”是用以描述1000枚铜钱的单位，但古人在日常使用时常给“贯”加上一些限制因素，使“一贯”不一定实际指代1000枚铜钱。这些限制因素来自于非常著名的“短陌”制度。“陌”是“佰”的通假字，表示100枚铜钱。所谓“短陌”，从字面意义上说便是不到100枚铜钱，也即，把不到100枚的铜钱当作100枚来使用。如我们说1贯80陌，实际指以800枚铜钱当作1贯；500文60陌，指以300枚铜钱当作500枚。短陌是我国传统时期的特殊计钱方式，据称其出现与铜钱数量紧张有关。当然，历代的短陌各有具体原因，不可一概而论。短陌制度甚至延续到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阿Q正传》中便有赵白眼的母亲使用“三百大钱九二串”（以276枚钱当作300枚）买衣服的情节。
宋代国家财政中使用的短陌被称为“省陌”。省陌之“省”指代尚书省，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朝省、朝廷；省陌指以770钱当作1贯。如果我们在宋代文献中看到“某某贯省”，便是指省陌；相对的，如果见到“某某贯足”，则指一枚不差的足陌。行在会子面额中的一贯、二贯、三贯都是省陌，若会子不贬值，则分别相当于770、1540、2310枚铜钱。下图是我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行在会子库大一贯文省钞版”及其印样，印版左上方与印样右上方都有比较清晰的“大一贯文省”字样。该印版被鉴定为南宋时代的产物，尽管有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认为它可能是民间伪作而非官方使用物，但印版上的字样至少表明在南宋人的常识中，行在会子的面额确以省陌标示。
↑“行在会子库大一贯文省钞版”与印样
和最初让商人购买官营便钱会子一样，钱端礼也在临安组织民众用铜钱兑换行在会子。在都茶场会子务之外，当时临安城内还开设有五个会子务专门负责铜钱收换工作。民众每兑换1贯铜钱，需要额外缴纳10文作为手续费；如果想将会子换回铜钱，手续费则是20文（一说10文）。据说，当时行在会子上写着“就某处兑换，收工墨直二十文”的字样。“工墨直”字面上指人工、墨水钱，其实就是手续费。
总之，此时的行在会子似乎保留了便钱会子与早期见钱关子可以兑现的特征，为了与后来不兑现的见钱会子相区别，我在这里姑且称为“旧会子”。
既然旧会子可以兑现，宋廷就要准备相当多的现钱作为本钱。本钱类似于今天的银行准备金，但又不完全相同。银行存款准备金指商业银行库存的现金按比例存放在中央银行的部分，目的是保证商业银行有充足的清偿能力。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由中央银行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做出调整，简单地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银行可用的货币减少，反之则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因而被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会子本钱当然达不到存款准备金的复杂程度，朝廷也不会利用本钱数量来主动影响经济。
在宋人此时的概念中，本钱是发行行在会子的绝对基础。尽管他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纸币持有人都要求兑换铜钱或同时来兑换，宋人还是觉得本钱应该多多益善，最好达到会子发行额的100%。因此在应对海陵王南侵，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宋廷还是想方设法为会子筹集本钱。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地处江淮战争前线的统兵机构都督府称：“现在会子流通顺畅，如果多加积蓄本钱并即日兑换，商旅就不至于阻塞难来。希望让礼部发行一万道空名度牒，交由各个路分出售。出售的钱放到建康府，专门作为会子本钱。”度牒是官府颁发给僧人的注册证明，由于注册僧人能享受一定的免税、免役权利，许多人希望购买度牒以备不时之需。一道度牒通常售价几百贯，南宋朝廷常用度牒筹资。一万道度牒如顺利出售，会子本钱便可增加数百万贯之巨。
但这样腾挪资金，多少有些拆东墙补西墙的味道。更何况大量度牒流入民间，拥有赋役特权者越来越多，也会对宋廷的长期财政收入与社会管理造成不利影响。有人便认为“卖出一万道度牒就减少了一万名农民。长此以往，农民越来越少，生财之道不该如此”。所以在宋金战争结束、“隆兴和议”达成之后，宋孝宗一直致力于控制行在会子的发行数量，并于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至次年六月间在临安府的六个会子务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会子回收运动。
据负责的户部官员唐瑑汇报，行在会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二年（1166）七月一共印制了2800万道；截至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十四日，官府动用了其中的1560多万道，而被使用的会子中有980万道正在民间。乾道三年（1167）六月，户部侍郎曾怀又汇报说民间尚有490万道没有收回（一说519万）。
为了方便说明，我假设唐瑑在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十四日开市之前向皇帝汇报，并以他汇报结束的那一刻作为观察点。在这个没有交易发生的静止时间点上，只有55.7%的行在会子真正被使用，剩余部分被保藏。我想朝廷在需要时仍然会动用剩余的44.3%，只是战争恰好结束而已。在1560万中，37%以上的被使用会子被官府掌握（580万）。如果以会子占有量来考虑社会财富分配状况，那么官府占有37%以上的财富；当加入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的行在会子后，这一数字高达65%。宋廷一旦在开市时启用这部分行在会子，民间财富将遭到稀释。从这一个小的侧面便可窥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多大层面上被官府财政影响。当然，此时行在会子总量在全部货币中的比例并不高，我上面的计算有些夸大了真实情况，其实只能说明用会子表示的那部分社会财富。南宋后期行在会子占比越来越高时，类似计算的结果也越来越接近真实。
另一方面，在会子回收运动八个月之后仍有50%的民间流通货币没有被收回。唐瑑称每月不过收回六七十万贯，以日为单位的话则是二万贯左右。这说明即便是行在会子这种面额较大的货币，散至民间后也很难回流。回收运动的回收点仅设在临安府的六个会子务，绝大多数外地民众不可能专程跑到临安，他们只能选择把自己的行在会子低价卖给收购商人。所以，除了临安府本地人和某些经常往来临安的商人之外，去会子务兑现铜钱的应该以这类收购商人为主。
唐瑑虽然抱怨回收速度慢，却承认收购商人“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喧闹”，临安城六个会子务内肯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次回收活动付出的代价巨大，宋孝宗从其“小金库”中掏出了数百万两白银以供兑换。尚在民间的行在会子虽然仅剩下不到五百万贯，可白银却因此暴增了几百万两之巨，临安府市场中白银价格有所下跌。掌管行在重兵的殿前司高级军官“殿帅”王琪向当时的执政大臣诉苦，称：“白银泛滥，军饷中的白银贬值，军人们叫苦不迭。”于是朝中多名官员向皇帝建议重新发行会子以平衡白银数量，重臣魏杞也说：“今会子已非前日比。”宋孝宗在犹豫之后还是同意了。
朝臣们思念行在会子，宋孝宗同意重新发行，其情可以理解。毕竟相较白银，行在会子有许多优势。首先，白银的价值太大，行在会子的面额相对适中。
宋代白银基本以银锭形式流通。银锭有其形制，主要分为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三种，偶见十两。以1两白银兑铜钱2贯计算（实际可能更多），这三种重量的银锭相当于铜钱100贯、50贯、25贯，因此白银一般只在大额贸易、财政调拨和征税时被使用，日常小额交易中难觅其踪迹。《水浒传》常描绘江湖好汉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最后从怀中掏出若干碎银潇洒地甩给老板的场景，只是作者将明代的现象化用到宋代而已。与之相对，绍兴三十一年（1161）会子的面额为3贯、2贯、1贯；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将会子面额进一步缩小为1贯、500文、300文、200文，使会子在大额或中小额贸易中都能发挥作用。当然，宋廷仍主要发行1贯会子，其余三种小面额会子并不常见。比起动辄价值几十贯的白银来说，会子面额无疑较为适中。其次，白银虽然面额大，但还是相对偏重。若换算为现代单位，五十两白银约重2千克，二十五两约重1千克，十二两半约重500克。尽管远远轻于铜钱，但与几十张纸比较起来仍然笨重些。
所以，行在会子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确实能南宋十二两半银铤上有戳记“京销渗银”“清河坊北”“张二郎”。京销银指京城（南宋为行在临安府）金银交引铺销铸的白银，南宋临安城的金银交引铺集中在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一带；渗银表示成色；清河坊北与张二郎则是金银铺位置与铸造者姓名。
↑ 南宋十二两半银铤上有戳记“京销渗银”“清河坊北”“张二郎”。京销银指京城（南宋为行在临安府）金银交引铺销铸的白银，南宋临安城的金银交引铺集中在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一带；渗银表示成色；清河坊北与张二郎则是金银铺位置与铸造者姓名。
为经济交易与财政活动提供方便。不过也许是为了避免大量储备本钱所造成的财政问题，以及规避声称兑现而实际不能的尴尬，再次发行的行在会子不能由官方兑现。我在这里称不兑现的行在会子为“新会子”。
新会子发行于乾道四年（1168），用回收的旧会子纸重新印刷而成。宋廷规定每三年立为一界会子，每界发行一千万贯。所谓立界，其实是一种注册制度。一界会子流通三年，时间到后，所有者须至指定机构将持有的会子换新。这使得宋廷能掌握流通中的会子数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防伪并减少会子破损。
而事先规定发行数量则至少从理论上规避了皇帝和财政部门的临时意志，标志着行在会子的发行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宋廷对新会子很重视，大有让其成为与铜钱地位接近的主要货币之势。当年五月三日，户部提出：“朝廷以前总是下拨见钱关子、茶引、度牒等搭配钱银给江浙地区的州军，让他们购买粮食。但是当地官员经常强迫民众购买上述票据，影响很坏。希望从今以后不再下拨关子、茶引、度牒，只用新会子和钱银。”这说明会子与钱银一样，是宋廷可以主动控制的货币，而无须受制于民众的购买意愿。又如五月五日，宋廷接连出台了几条关于行在会子的使用措施：州县不得限制行在会子的用途与使用范围；不得贬值使用行在会子，违者重罚，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规定“钱会中半”制。
钱会中半是一种搭配使用铜钱与会子的用钱方式，“中半”即指铜钱、会子各一半。宋廷一般只在财政用途中规定钱会中半，例如官府向民众收税、上下级官府之间的财政调拨，而民间使用则一般各随其俗。其实朝廷在使用旧会子时也对钱会比例有所规定，但变动剧烈，可以说几乎没有定制。会子回收运动开展时，甚至出现过九分铜钱、一分会子的极端用钱比例。这次钱会中半的可持续性就强得多，在往后绝大多数时间中被保留。
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虽然朝廷在财政上将行在会子与铜钱平等看待，并规定行在会子不得贬值，可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例如面额相对较大，不适用于小额交易；人们只信任铜钱，对纸币有疑虑；没有流通到边远地区，纸币无法正常使用），行在会子还是达不到其币面价值。就当时情况而言，临安城内外的会子价格最高，越偏远的地区价格越低，甚至无人愿用。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描述过这一现象，他说：“现在所谓行使会子的地方，不过在大军驻扎或行在周围的数个州郡而已，距离城郭稍远的村镇已经不用。其他偏远州郡的情况更不必说。”南宋著名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保留下了一则南宋前期人使用行在会子的故事，这则故事可以佐证辛弃疾的观点：
丽水商人王七六常年在衢州、婺州之间贩卖布帛。绍熙四年（1193），他来到衢州，将自己的布帛交由中间商赵十三出卖。这批布帛值三百贯，但赵十三却把卖布所得供自己挥霍，每每找借口搪塞王七六。无奈之下，王七六只能滞留下来讨钱。有一天赵十三喝醉了酒，他恶向胆边生，借着酒劲把王七六掐死了。随后他把王七六的遗体藏起来，但在处理遗物时被邻居屠夫姜六一发现了。赵十三见事情败露，便以五贯行在会子贿赂姜六一。谁料姜六一不听，说：“我肯定去告官。”于是赵十三苦苦哀求，又给了邻居行在会子十贯。姜六一大喜，连生意都不做，就去把行在会子换成了铜钱。他的妻子很是疑惑，问道：“你既不做生意，又这么早回家，哪里来的钱？肯定是偷来的吧！”面对妻子的质问，姜六一只能如实回答。但妻子觉得人命关天，万一事情败露卷入官司该怎么办？她便按照姜六一所讲报官，赵十三最终伏法。
绍熙四年（1193）尚属南宋前半期，行在会子还处在逐渐渗透到民间经济的过程中，许多人并不将其用于交易或储蓄。就轻薄而言，纸币远优于铜钱，因此赵十三选择用十五贯行在会子贿赂邻居。而相较贩卖布帛的王七六和赵十三，做小本买卖的屠夫姜六一恐怕在平时更多地接触铜钱。屠宰卖肉一来是小本生意，二来也无须长程贸易，行在会子对姜六一的吸引力就大不如铜钱了。因此，他才会在第一时间将纸币兑换为铜钱。
于是，一些动歪脑筋的地方官员试图利用会子与铜钱的差价、外地与临安的会子差价牟利。有的官员让民众用铜钱缴纳税收中的会子部分，用这些铜钱在本地购买会子，赚取一次差价。更有甚者，某些官员用民众缴纳的铜钱税赋在本地低价购买会子，之后跑到临安将这些会子高价出售，伪装成钱会中半上交中央，赚取两次差价。宋孝宗震怒，命令官府收支、民众缴税时都得写清楚会子多少、铜钱多少以防作弊史料没有明说收效如何，我想大概不会太好。
尽管并非一帆风顺，行在会子终归在乾道四年（1168）新会子发行之后走上正轨，逐渐成为官府、民众都乐于使用的货币。宋孝宗对会子发行数量管理严格，他自称“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皇帝本人谨慎的策略让会子价格在其主政时期一直比较稳定。在宋孝宗执政的后期，他开始增加会子发行量，将一界发行量提高到二千万贯上下。但提高发行量并未造成会子大规模的贬值，相反可能促进了会子的流通，使其更加深入民众的生活。也就是说，增加后的会子数与经济活动实际需要的会子数差不多。例如淳熙十二年（1185）冬，宋孝宗用铜钱三十六万贯犒赏军队，导致临安府铜钱贬值，会子价格走高。而淳熙十三年（1186）第七界会子发行后，宋孝宗更是骄傲地说：“听闻现在军民不要铜钱，却要会子，我知道之后特别高兴，但是会子不能再增加数量了。”
从便钱会子、见钱关子，到旧会子、新会子，我们领略到了钱端礼、宋孝宗等人与杭州民众在南宋纸币发行过程中的杰出作用。天才的设计、明智的领导、民众的支持都是行在会子在南宋前期得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重要原因。既然名叫“行在会子”，纸币总是与行在杭州分不开的。城市本身不会说话、没有动作、缺乏感情，但它却是历史事件最直接、最忠实的“亲历者”。今人谈论历史事件，可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似乎云淡风轻；而历史却给城市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记，难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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