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女人我们先探讨一下女性自古以来的地位。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多样变化的，在最远古的时代，也许曾经有过母系社会的形态，但最迟至周代起，中国便建立了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一直不高。“三从四德”一直压在女性身上，从出生时就被教育要有女德。要为夫生儿育女，为夫家传宗接代。女性一直被束缚在一个低下的确地位。但是有觉醒。母系社会是一个早期的农业种植时期，环境恶劣，人类生存能力差，经济生产能力掌握在女性手中。但是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经济生产能力逐渐开始掌握在男性手中，并且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向前发展,男性逐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的地位在总体上一落千丈，虽然女性也有过不屈的抗争，但在总体上来说在往后的几千里都未曾改变。女性没有尊严也没有健康。至少一千多年以来，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活在恐惧、羞辱之中。女性，你的名字是苦难！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你红颜祸水：不许染指国事政事。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女儿可以卖给人作妾、作婢、作奴、作娼妓----不一而足。
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前提下,许多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是以男人为主角女子为配角附庸进行创作。下面我们以中国文人的笔下的女人为例具体介绍一下中国女人的地位。中国的四大名著，除《红楼梦》外，基本上没有将描写涉及纯洁的爱情领域。《西游记》里虽然有各色女妖精，但都是吃人的怪物，只能迷惑好色的猪八戒之流。而《三国演义》则完全是男人的天下了。偶尔出现的使人精神振奋的貂禅，也成了政治牺牲品。孙权的妹妹成了刘备成就霸业的工具。
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水浒》上来，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创造了一个男人的世界，读者细细翻看一遍之后，《水浒传》百二十回本中出现过的女性大约有七十六位，其中略为提及不作具体描写的有47人。而全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五百七十七个，有姓无名的有九十九个，有名无姓的九个，共写了六百八十五个人物。书中提到但未出场的人物还有一百零二个，共七百八十七个人物”。在整部小说中，女性形象所占比例不大。而且，在这样一部“英侠传奇”之中，几乎没有一位女性是小说的“主流人物”，她们或者在小说中充当被梁山好汉们屠杀虐待的反面角色，或者同化于好汉群体之中，或者融化在芸芸众生之中，根本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我们还会发现凡是涉及男女关系之处，大都充满色情与淫欲。西门庆与潘金莲更已成为千古以来“奸夫淫妇”的代名词。另外还有阎婆惜与张文远，杨雄妻与海和尚，卢俊义妻与管家李固这几对冤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似乎对这些奸情，梁山好汉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每日只是打熬力气”，迫使家庭关系处于濒临破裂的状态。梁山好汉除了活宝矮脚虎王英外，大都不喜女色，超过半数以上的好汉没有解决婚姻问题。也难怪这些人杀敌勇猛，了无牵挂了。洋溢《水浒》通篇的是大男子主义，扈家庄全家老小被梁山好汉杀个精光，扈三娘依旧嫁给王英不亦乐乎。再说到梁山排名，三员女将功劳可谓不小，顾大嫂劫登州，恩被四方，威风百倍，可是跟他们的外号一样，充满歧视，都排到了百名开外。他创作的这些女性形象,从中也可看出作者鄙视女性、带有封建阶级烙印的妇女观。在西方可以出现《包法利夫人》，《安娜。卡丽妮娜》这样纯粹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而在当时的中国，女性大多只能以祸水或妖出现。
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女人一惯轻视、贱视乃至仇视。孔夫子一句“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影响了千百年来封建文人的女人观。施耐庵虽说是封建社会的开明文人，但由于当时正处于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的明朝，封建礼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人，从小受的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教育，不可能不受到先入为主的女人观的影响，因此，他在《水浒传》中对女人着墨不多，但几乎全部是“不得好死”，可见当时对妇女的敌视程度多么可怕。这些女人在施耐庵笔下都有该死的理由，但细想起来，无不和作者的思想意识有关，使《水浒传》中的女人们都成了皆曰可杀的反面形象。
对于《水浒传》中所出现的女性形象的研究，从这部小说出现之日起就一直在进行着。最近十年来，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专文大约有三十几篇，还有一部专著《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王宜庭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还有大量“水浒”文章及专著谈到了这个问题。
综观近年来探讨《水浒传》中的女性问题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论者们多数都强调了《水浒传》的作者对女性的无视和仇视，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但是，我个人感觉其中有些观点未必很好地解释了《水浒传》的女性观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很大的商榷空间。
对于《水浒传》中所出现女性的群体划分，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标准，并为不同类别取了不同的名称，但是，把这七十余位女性分为三类还是大多数学者的主要取向。依照不同的标准，有的学者把这些女性分为：作者揭露、批判的对象；歌颂、赞美的对象和寄予了同情的对象。这是以“作者对这些女性所持的态度”的角度。还有学者把这些女性分类为“天使型”、“恶魔型”和“雄化型”，取的是人物形象本身的形象特征。另有学者把这些女性分类为“弱女子”、“女英雄”和“淫妇”，则是依照情节所作的划分。在一些“漫说水浒”类的书籍中，作者则把这些女性分类为“妖女”、“魔女”和“无面目女子”，这种划分，主观性较强。此外，还有少数文章把“作者着意刻画”的女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三位女英雄”，还有一类是“非英雄女子”，即潘金莲、潘巧云、王婆、阎婆等等淫妇、妓女、虔婆。
应该说，以上几种分类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站在一定的角度对小说中人物形象进行的划分。但是，仔细读了小说之后，我们会发现，以上几种分类还是显得有些粗疏。很早以前就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水浒》的作者，一定是与姓潘的有仇，要不《水浒传》里两个姓潘的女人潘金莲和潘巧云怎么都是淫妇而且还不得好死？这话十九是开玩笑，但它也说出了一定道理，即《水浒传》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仇视。但是，仇视归仇视，说作者意在“揭露、批判”这些红杏出墙的女性则未必合适。与之相对，认为出现在“梁山好汉”之中那三位女侠属于作者“着力赞美、歌颂”的女性，也未必合适。此外，把宋江麾下三位女侠归结为“雄化女性”，与“恶魔型”，也即小说中那些“淫妇”相对，也并不合适。且不论扈三娘这样的非天使、非恶魔也没有被雄化的女性如何措置，就说这“雄化”和“恶魔”的界限足够清晰么？孙二娘在十字坡做的是杀人害命的买卖，对于她的样貌，作者描写道：“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拥有这种长相，不论看外形还是看她所做过的勾当，与妖魔何异？反倒是潘巧云的所作所为远远够不上“魔女”的标准，她不过是搞了一个婚外情。被作者“着力赞美、歌颂”的女将，上文说过，孙二娘长得就像个母夜叉，而她杀人越货，甚至把人做成馒头馅，以这样的行为，要把她归并到“善”的阵营之中，与潘金莲、潘巧云等“淫妇”对立，实在是不恰当的区分。
《水浒传》中的女性，在善恶问题上区别不太鲜明。正如在小说的男性世界里，善恶也很难区分，梁山好汉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并不能始终一贯地执行这个信条：天神般的武松初识孙二娘的时候曾把她当作“铲平”的对象，可是他们一旦结拜，便默许了张青夫妻的为恶；鲁智深嫉恶如仇，慷慨潇洒，却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小气而砸了人家的酒席，抢了东西就走；而宋江因为受到黄文炳谗言的构陷，就把他活割了吃掉，这些都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善”的代表。至于说梁山好汉们推平祝家庄、曾头市，更是不值得被我们“赞颂”。这些庄园都是富有战斗性的大庄户，与梁山好汉孔家兄弟入伙前所在的村庄颇为相似。就其具有独立精神和练兵习武以保证不受政府压迫方面来说，这里的居民与梁山好汉们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后者却仇恨他们带有敌意的独立，与他们在最小的事端上结下深仇。”只要我们能够从让我们醉心的豪侠故事中跳出来重新审视这一个个情节，我们就能够发现：小说中的善恶观其实是混乱的。然而，当小说写到杨雄残杀潘巧云的时候，或者梁山好汉推平祝家庄曾头市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却常常是一种畅快。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大胆的推测：《水浒传》之中所谓的“热情的歌颂”在很多时候是为了迎合市民听众的趣味而安排、设计的一系列情节，作者热烈歌颂的动机并不鲜明，至少，作者并不是完全站在“善”的角度在进行形象的塑造。此外，梁山女将在小说中并未得到和《水浒传》之中主流英雄对等的赞颂。
小说中有着完整故事经历的英雄人物包括鲁达、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燕青等等，而几位女将的戏分是远远不能和他们相比的。孙二娘的出现简直是“昙花一现”，扈三娘仅仅在战场上最显英姿，在其他时候完全是可有可无。顾大嫂的形象略微饱满一些，却也仅仅是一位被妖魔化了的女强人，看不出作者在这几位女将身上倾洒了多么浓重的笔墨。更别说，在梁山之上，几位女将的地位之低，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百单八将都是“天上星宿”，巧的是，好汉们的排序与他们所对应的星宿有着明显的关联。然而，三位早期女将（相对于琼英）所对应的星宿之档次实在太低，三人中最高的扈三娘不过是地彗星列第二十三位，总排名第五十九。在她前面，还有无数长相、本事乃至道德都远远不如她的好汉，比如她丈夫。而顾大嫂和孙二娘则干脆被安排在倒数第几位。在《水浒传》中还有一段“劝降”的好戏，两位女将押着一位败将上堂来，竟被宋江怒斥：“焉得无礼！”两位女将便唯唯诺诺地退下到两旁。这虽然是宋江的巧计，却也可以看出这句话背后的文章：梁山女将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地位，她们在宋江眼里，是可以被人随意忽视的。因此，便有了扈三娘被宋江当作礼物一样许配给王矮虎的合理情节的出现。如果说这也算作“着力赞颂”的话，我不知道除了被残杀的好汉们的敌人，还有谁没有被这样赞颂了。
《水浒传》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要有女人出现,那就极尽笔墨之能事,极写这一女子的美貌,然后就让这些梁山好汉一个一个的杀光,把这些美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作者就是让这些柔弱的女子终究难逃封建礼教的屠刀。文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其女性形象身上时，却发现《水浒传》中的女性定位的是：美女大多淫贱，即使有贞洁美女也是红颜祸水。在施耐庵的笔下，美女如斯，真是可怜可叹啊!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可歌可颂的美女可写了吗？作者的女性观为什么如此落后？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水浒传》同《三国演义》一样，写的是男人的世界，基本上是“男性文学”。打家劫舍，南征北战，这是男人的事情，女人是没有份的。但为了突出不近女色的男性英雄本色（如武松），就得有淫荡的女性作为陪衬（如潘金莲）；另外，从话本演变而来的小说，为了招徕听众和读者，还得配些“荤料”才对市井细民的胃口。
第二，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文化和“女人祸水论”的投射。“礼教”在女性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还有论者在论及《水浒传》的女性观这个问题的时候，十分着重地强调了宋明理学的作用。有的学者十分肯定地把小说对女性的仇视，尤其是对婚外情的极端仇视和“存天理灭人欲”联系起来，暗示了“封建礼教”在作者头脑中的作用。《水浒传》对女性婚外情的痛恨确实是十分明显的。小说里面对于几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女性的惩罚，可以说是非常残忍的，而且是严重地处罚过当的。作者描写武松对潘金莲实施的酷刑的时候，以及杨雄对潘巧云实施的暴虐的时候，采用的语言对暴行的实施者没有一丝的责备，读者读到的是一种大仇得报的畅快之感。但是，如果说这种情节的设计安排完全来自一种意识形态性颇强的“礼教”的作用，则未必符合真实情况。在宋代，道学、理学都还不是宋学中的主流学派，它的正统地位是在元代被确立的。而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宗旨对社会伦理道德产生指导意义，也就是说，“理学融入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契因，是其被国家政权所认可和推崇，成为具有权威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种权威的学术地位则是在朱熹死后才获得的。在此之前，二程和朱熹都备受压制，二程之学被冠以“元佑学术”的大帽子而被明令禁止；朱熹更被列入了“伪学逆党籍”，他的学术也被当作“伪学”而被取缔。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宋人的道德观乃至宋元间的文学作品都是明显地受到道学伦理观指导的。元代一些戏剧作品中体现了理学的若干信条，比如《琵琶记》开场时所提出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但这并不能说明水浒传说的作者——那些市井艺人或者落魄文人也都明显依照理学的伦理规范指导自己的创作。
第三，是“江湖观念”作祟。《水浒传》描写的是江湖绿林的故事。那么江湖绿林中的准则，他们的观念，跟一般社会上的普通平民是不同的，这是强人的一种观念。比如杀人越货，开黑店，实际上就是江湖黑道。为什么走江湖黑道的他们会如此轻蔑女人呢？因为江湖中自有江湖中的准则，他们是亡命之徒，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他们认为女人妻小是个累赘。生理需要可临时去抢占。所以在《水浒传》中描写很多，小霸王周通抢压寨夫人，王矮虎也做这样的事情。所谓压寨夫人可不是真正的“夫人”，实际上就是性工具。如果等到官兵来剿，那么这压寨夫人一个都难逃做刀下鬼，要么被自己的男人杀掉，要么被俘以后，作为匪人家眷也都会死于一些官法。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的作者，他也是这样一种心态，轻视妇女，视妇女于草芥，如虫蚁。
第四，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如：扈三娘的出现以及王矮虎大战扈三娘的情节，是要与第31回宋江许愿给王矮虎找一个夫人的情节相扣；潘金莲与武大、武松以及西门庆的种种纠葛，是武松一步步走上梁山的必然过程。情节之中的“过渡”作用。常有论者注意到《水浒传》之中大多数女性形象的可有可无，甚至提出：连顾大嫂、扈三娘这样的角色都仅仅起一个穿针引线、使情节进行下去的作用。实际上，如果用这一现象来说明作者对女性的“忽视”，是十分牵强的。《水浒传》决不是单单描写一群梁山好汉的，它是一部宋明时期的风情画。小说中出现了六七百个人物形象，而隐藏在主角、配角身后“群众”形象则不计其数。在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之中，要分清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并不是很难。即便是在一百一十余位梁山好汉之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分辨出“主流角色”和“非主流角色”。上文列举过一些“有着完整故事经历的英雄人物”，如鲁达、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燕青等等，他们便是“主流角色”。在《水浒传》成书之前，他们就活跃在众多“水浒戏”当中，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或者一出戏的主角。而此外众多角色，则几乎都是处于一个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配角乃至“群众演员”地位之上。在这一层面上，不分男女贵贱，一律平等，大家都要服从情节的安排。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女将也好，“淫妇”也好，总是“男性话语权”统治下的可有可无的配角，但是，其他非主流角色的出现，也都在发挥着自己推动情节前进的作用，如段景柱之失马，如时迁之偷鸡，如郓哥之掐架……因此，如果我们因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之“非主流”而认为作者在这里“单单蔑视女性”，是不恰当的。作者确实在小说中表现了对女性的无视甚至仇视，却不是通过这一细节表现出来的。
第五、错误的“养生”观念作祟。比如说晁盖，他是个财主，有钱，东溪村保正，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书中宋江出场大约是三十四五岁年纪。他跟晁盖两人见面的时候，说晁兄长我十岁，那晁盖就是四十余岁。小说中专门写晁盖，不娶妻子，只爱使枪弄棒，整日打熬筋骨。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绿林中人，认为练武艺跟近女色是矛盾的。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养生学里边的理论，古人认为练武首先要保先天元气。所以对女性的轻视也是意中之事。
由此可见，整部小说中横流的是她们的血泪，闪动的是她们的卑微身影。
第六、特定阶层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
“水浒”故事最初的来源是市井讲唱，这些故事所面对的第一观众也是城市小市民。因此，水浒故事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这些阶层人民的烙印。对于此问题，见解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是：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既然将水浒故事定为强人的宣传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宣传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我个人认为以“市民阶层的道德观之体现”来解释《水浒传》中对女性的歧视现象，是比较合理的
总之,作者的笔下,男性英雄人物都是因女性而受难。他们不关心女人,不谈恋爱,梁山好汉极少结婚;他们漠视女性,仇恨女性,形成英雄斗志与儿女情长截然分开。这些英雄也不会怜香惜玉,他们害怕丧失身上的英雄气质,他们宁愿与同性交往,也不愿“溜骨髓”。“溜骨髓”原是贪恋女色之意,在作者眼中女性对武功修练有极大伤害,女性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落后、封建的妇女观,并没有给女性以鼓舞,这也正是《水浒传》这一名著的美中不足。好在这一缺憾终于在后来的《红楼梦》、《镜花缘》等古典小说中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老子要求道教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这是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女性对于其地位并非不反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例：在焦母逐其出门时的不卑不亢，对于兄长决定的婚姻以死抵抗。甚至从《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可能看出元明清时，女性意识也初步觉醒。虽然其结果并未是想象中的好。隨朝皇后独孤迦罗是出名的女权活动家，旗帜鲜明的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人纳妾。可知古代女性并非全是“无我”的。
我们不能以一部《水浒传》就将中国文人笔下的女人地位全部展现。因为时间和能力的关系，本文只能对一些文章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作一个简析，至于真正的“解决问题”，只能留待以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