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红楼梦》具有多重的创作动机，比如哲学动机、道德动机、审美动机和政治动机，但其核心是想表达人生的觉悟。
剖析下来，《红楼梦》的结构很简单，就是“以情补天”和“补天失败”。小说第一回开宗明义写了一首偈子：“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曹氏想去补谁的天？补的其实就是儒家社会秩序和政治理想的“天”。
后世很多研究者和读者一直认为曹雪芹借其代言人贾宝玉反儒。其实不然，贾宝玉虽行为“乖张”，不走“正道”，但对“四书”却奉若神明。他公然宣称“除明明德外无书”，这就足见他对《四书五经》是尊崇的。何为“明明德”？“明明德”出自“四书”的《大学》篇。贾宝玉只是对历来认为天经地义的社会价值产生了怀疑，他觉得“文死谏”、“武死战”的古训是骗人的，认为各种忠君行为实在是“胡闹”，骂朝廷官吏是“国贼禄鬼”，在无道的人间事实面前，一个泱泱大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理想至此已不再能收拾人心世道了。曹雪芹和贾宝玉想补的是那个现实的“天”，因为那个“天”太无情又无义无道了。所以一僧一道把宝玉携带到苦难的红尘，就是想让他尝试一下，作一回“以情补天”的努力。
整个《红楼梦》演绎下来，就是“以情补天”以失败而告终。一块石头动了凡心，想到人世间享受荣华富贵。觉者一再劝诫、点悟：红尘中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可石头不悟，也只好到尘世中历经劫难了。温柔富贵乡、锦绣繁华梦，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石头”只好逃遁红尘、远离是非。
王熙凤和贾宝玉都很有灵性智慧，但是在“情”方面，两者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凤姐只有“小情”，她对于她自己、巧姐、平儿和宝玉等确有爱护之情，但对于尤二姐等危及她自身利益的人则无情之至。
两相对照，宝玉却有着“大情”。他不但对于众女儿有敬慕之情、而且对于宇宙众生都有泛爱之情。他会对着大雁说话，他会对着落红抚哭。这种痴情，正是一种大悲悯心的体现，蕴含着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
刘姥姥在荣国府可谓出尽了洋相，透过大观园一阵阵嬉笑，宝玉不但没有戏弄刘姥姥开心，他还向生性怪僻的妙玉讨来一个成窑茶杯送给刘姥姥。他觉得那个刘姥姥用过妙玉不会再用的茶杯闲置可惜，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她卖了还可以度日。身为显贵的候门公子，却能这样深切地体恤底层人的生存窘境。宝玉心地纯净、待人宽厚、充满平等心和慈悲心。当贾环出于阴暗的心理用蜡灯烫伤他的脸时，宝玉还是那么息事宁人地说：“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已烫的罢了。”其心性可见一般。
贾宝玉胸怀一颗博大的悲悯心，心灵纯净如婴儿。他是大观园人物画幅上救助弱小生灵的迷人影像，焕发着人性与佛性的光辉，比起整天吃斋念佛的王夫人却慈悲多了，所以他应该是个真正的儒者和佛者。
傅家一直想巴结讨好贾府，派了两个婆子到贾府请安。这两个婆子本是极次要的过场人物，但曹雪芹却让她们承担了极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她们二人离开怡红院后，一边走一边议论，将贾宝玉的性格加以再次渲染。其中一个婆子笑道：“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那一个婆子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确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宝玉终日长吁短叹，感慨生的无常，惋惜美的流逝，抛却浮名，惟求诗意。他是中国的哈姆雷特，疯话里句句都是箴言。他是一个总想逸出功利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他要花儿开了不谢，要青春女性容颜永驻，而且永不增岁变老，永是女儿永不嫁人，永远如春花般陪伴在他身边，还要盛宴永不散，欢乐永不歇，人与人之间永远相亲相爱……
一响而散，聚散无常
大观园里大家在热闹地过元宵节，可一个丫鬟走到老太太面前说道：“娘娘出的灯谜大家都猜对了，是爆竹”。听完，老太太立刻神情凝重，因为爆竹是一响而散的东西，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猜这样的灯谜似乎太不吉利。一响而散的爆竹，恰好是贾元春富贵荣华瞬息即逝的命运的写照，这已毋需多说。《红楼梦曲》中元春曾以自己的死为鉴，劝父亲赶快从官场中“退步抽身”，脱免即将临头的大祸。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中“从前一样的功勋，一样的世袭，一样的起居”、“还很热闹”的甄家突然“一回儿抄了原籍的家财，至今杳无音信”。贾政由此虑及缺少“德性才情”的贾家的荣辱聚散，这已是亡羊补牢式的居安思危了。“贾元春归省庆元宵”始终泪如雨下，亲到离时方恨散，她悟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终无意趣”，元春当然不能以一己之零散换得一家之永聚。丫头小红说了句“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小丫头佳蕙就“由不得眼睛红了”。
宝玉喜聚不喜散，仍是对散“长吁短叹”、“生怕一时散了添了伤悲”，故而无比珍惜相聚、热闹、一起作诗吃酒玩闹的时光。不难理解，宝玉内心中有了大彻大悟的“散”念，“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以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才干净，可仍脱不了依依袅袅企求相依相伴的聚，他对紫鹃承诺：“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
贾府上上下下都在咀嚼和体验着聚散无常的悲凉况味。即使表面的轻松愉快，也掩不住一种不祥感、惶恐感、消散消逝、哗啦啦大厦将倾的破灭感，散发出一阵阵寒气和对人生、时代无可挽回的悲剧意味。无论是饮幻境仙醪听红楼梦曲的宝玉在恍惚梦游中预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定下悲观、幻渺、感伤的悲剧情绪基调；还是花柳繁华宴饮游乐时刘姥姥插科打诨突然一句“大火烧了毛毛虫”，一场无名之火猝然而至，悲烈燃烧。这里所传导的是曹雪芹“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的意旨。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
《好了歌》、《好了歌注》是《红楼梦》的主题，好与了也是《红楼梦》的一对范畴。
跛足道人以《好了歌》嘲笑世人对功名、金钱、美妻、子孙四者的无餍追逐，以“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唤醒甄士隐的迷梦。
《红楼梦》是以佛眼看世界。佛教所谓的“明心见性”：认识自己内心的佛性，其结果自然皈依佛门。《红楼梦》中有很多人物最后做了佛教信徒：惜春、芳藕蕊三官均出家为尼，妙玉出场时已是“带发修行”的尼姑，柳湘莲随跛足道人而去，却又“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大约也是去做和尚罢，至于贾宝玉，脂评已指明他将弃宝钗为僧。
曹雪芹有没有认为《红楼梦》人物已经“了”而“好”呢？没有。以惜春为例：她自以为已经“了悟”，《红楼梦曲·虚花语》即以其口吻吟唱归依佛教的心理过程，她自以为佛门可以躲开“生死关劫”，寻觅到“清淡天和”，而曹雪芹给她的判词却是：“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可见曹雪芹认为她的出家为尼是“可怜”。她自以为“了”而得到的“好”，只是“缁衣乞食”的俗尼生涯而已。而如芳、藕、蕊三官之“斩情归水月”，其实系被迫出家，作者早已在正文中揭示老尼系“拐子”，“巴不得又拐两个孩子去作活使唤”，连王夫人也觉得它们少年为尼“伤心可怜”，哪里有“好”、“了”可言？遁入佛门的结果就是如此：既“不了”，也“不好”，名虽“了”而实未“了”，何来“好了”？
红楼梦断，断得甚好
在西方，若有人如此提议，将维纳斯的手臂齐根砍下再续上新臂，相信这样的提议将受到大家的耻笑，这样处理过的维纳斯将遭到大家的舍弃。
中国的“续臂维纳斯”就是高锷伪本的《红楼梦》，“真品维纳斯”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不符合前八十回所透露出来的创作动机，可以断定是续作。其实《红楼梦》最重要的是主旨，而不是情节。前八十回已足够表达作者的旨意，曹雪芹可能是自己只公布了（或只写成了）前八十回，后面的章节只是一些好事者为了“圆梦”而已，不必当真。《红楼梦》不必当作小说来看，《红楼梦》是诗、是哲学，所以不一定非要有开头、过程和结局。
关于《红楼梦》没有完书的问题。感性的东方文学重抒情轻叙事，中国古代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部严肃的叙事文学作品，却又是残缺不全的。其它那几大名著都属于市井通俗演义，没法达到哲学和审美的至高情怀。《红楼梦》有了伟大的情怀，有了痛苦的灵魂，但偏偏只有前面一大半，没有结尾。多少年来，中国的学者们苦苦研究探索，当然他们的追问和考据都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光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个“伪命题”。对这本书稍有一些常识的人都知道，《红楼梦》其实开始没多久就写完了，比如著名的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时，所有的人世命运、世情真相都已经在他面前一一呈现出来，而且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似是而非，贾府的衰亡，富贵的终结，家族的分崩离散，众姐妹们的身世飘零，全都被警幻仙子一一道来。或者说更早一些，《红楼梦》第一回末就把结局说清楚了，没有比《好了歌》和《好了歌》注释更清晰的诠注了，后者把贾府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颓势以及红楼女儿归宿的种种可能全都详细列出。
红楼梦断，断得甚好。《红楼梦》本身就成了一部大谜语，谜面就包含在前八十回里的那些诗词、判词、楹联、偈语、灯谜、对话和故事情节中，所有的那些信息都作为一种伏笔在指向那个谜底，谜底也自然就水到渠成了。话又说回头，87版《红楼梦》续得还是基本成功的。元妃在宫廷斗争中失利，神秘暴亡宫中；贾府被抄，彻头彻尾破落溃败，主子下人一并卖身为奴或身陷囹圄；“不相信阴司地狱报应”的王熙凤惨死狱中，裹在破草席里的尸身被两个狱卒拖过一片茫茫雪地；刘姥姥涌泉相报当年贾家的滴水之恩，带着板儿到江南青楼里重金赎回巧姐；袭人嫁给伶人蒋玉涵，夫妇俩将沦为乞丐的宝二爷带回家，再为屈身为奴婢的宝二奶奶（宝钗）赎身；贾宝玉孤身离去，浪迹天涯，路遇一队押着囚犯的官兵，囚车上押禁的朝廷命犯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得恩于贾府又在贾家危难时落井下石的贾雨村，为首的官僚也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事件中向贾雨村心传口授“护官符”的小沙弥门子。目睹此情此景，贾宝玉哑然失笑，参透世事荒唐、红尘无趣。江渚之上有一僧一道行舟而过，宝玉彻悟，身影消失在无垠的雪原之中。
明白人史湘云
红楼梦中多次出现了“明白人”的词，有劝林黛玉的，有说凤姐的却独独不见有说史湘云的。其实林黛玉的痴情和凤姐的好强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责罚，妙玉的清高和惜春的出家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逃避，而史湘云却以她独特的方式表现出一个大智大慧人的“真明白”。
史湘云是个真正懂爱的人，比起红楼女儿的情情爱爱，她对生命的的珍爱显得越发博大而纯洁。她不会如其它人那样将人分为几等，她的主子下人的观念是最轻的，对上她不惧怕不媚俗，对下她不嘲笑不欺负。这在大观园中是不是也是独一无二的呢？
史湘云给我最初的感觉是“侠气”和“男儿气”，很象武侠小说中人。虽然书中对她也有醉卧芍药的描写，可是却总觉得她应该和柳湘莲一样仗剑江湖，做个江湖儿女才是最合适的。想到史湘云总是会先想到她在芦雪庵啖肉食腥和她的锦衣绣口同在，在那个特定的场所，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她才是“真名士自风流”，她的大笑，她的开心，她的诗意纵横，让人觉得她活得真实，活得尽兴，活得天然。她的一切都是简单的，她的想法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她的爱与恨更是直接地表达出来。她的简单成就了她的智慧也让她变得格外的可爱。
她虽然对自己的命运很乐观很能适应，但是对眼中见到的不平事却不能熟视无睹。黛玉笑她：“你充什么荆柯、聂政？”其实她的骨子里真的就是荆柯、聂政，就是希望天下人公正和平地生活。虽然她做不到，她的心却一直在这样努力着。
说到这里想起87版电视剧中，史湘云的结局是在江上的一艘游船上卖唱，将寒塘渡鹤影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冷月寒秋，江清人静，湘云一声声的“爱哥哥救我”让人不由得泪下，可是泪尽时却发现那个人不可能是史湘云。史湘云是受过苦的，是受得了穷的，但是她的人格是高贵的，“傲世也因同气味，看来唯有我知音”，能写出这样诗句的女孩是不可能接受那样的命运的，同时，她是有侠气有勇气的，如果说真的到了那一步也许别人会认命，但那绝不是史湘云。
我想她应该是婚后寡居，贫困终老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她的婚姻是先有了“如意仙郎”她自己也以为能“博得个地久天长”，丈夫去后她的结局就应该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了，再婚对她来说是没有道理的。
好男人贾政
以我今天这个年纪的眼光看，我觉得，贾政是个好官员、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哥们。贾政公为官之廉、为子之孝、为父之严、勘世之洞明、行事之方正，总之他是个好男人，是儒家道德理想的最忠厚的实践者。贾政的悲剧就在于，在那个人人都是假儒的官场和世道里，他做了真儒。做人的认真和迂腐成为他后来失势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红楼梦》作者一再冷眼观照的“荒唐”。
贾府之中男性角色里，除宝玉被诉诸最多笔墨之外，贾政的出场频率便属其次了，不管是宝玉挨打受骂还是被提问作业，定然少不了贾政这个老爹的份。
其实贾政真的不是不学无术之徒，最多说他迂纳而灵气不足。说到骨子里，贾政也是个有点浪漫情趣的人，要不然他也不会在那大观园初造之后附庸风雅地请来一帮文人去逐门逐石地题联题字，不会每每为逗贾母一乐而让宝玉贾兰等吟诗作对，不会在众人之前经常提出宝玉来让他一露才华而口中斥责内心自喜。他的浪漫大多也是继承于贾母，老太太年纪虽大心却不老，每每与姑娘丫头们猜拳行酒令来取乐，对人的观察更是入木三分。而贾政虽然有浪漫的本性，可惜身上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和束缚，他需要支撑一个庞大家族的生存和稳定，需要为一个豪门望族的政治前途和财政开支操心出力，需要维护作为一个有身份的朝庭命官的正经面目，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媚俗之人中搞好官场交际，所以他绝对不可以有些许放浪形骸之举落人口实。
贾政是个好官员，贾政的行为就是以儒家道德为准绳，清廉勤政、身体力行，做得相当到位；贾政是个好儿子，他对贾母的孝几乎无可挑剔了；贾政是个好父亲，他希望宝玉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平手段走上仕途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对，他的良苦用心和现在做家长的大同小异。即使痛打宝玉也是理由充足。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贾政难道打错了吗？至多也就是下手狠了点；贾政是个好丈夫，他生活的检点是无可非议的，个人作风上实在没有什么污点，跟荒淫无耻的贾赦、贾珍、贾琏之流不可同日而语；说贾政是个好哥们，是指他重朋友义气。就拿贾雨村说吧，贾政图他什么呢？无非是见其“言谈不俗”，感觉他是个人才，竭力加以举荐。
贾政是一个辛苦本分的好男人。
“小资”老人贾母
贾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她不是说么：“打我从孙子媳妇起，现在我也有孙子媳妇了”，年轻的时候比凤姐还能来事儿。只不过她那个时候的家好当，凤姐这个时候的家难当罢了。
她给人以阅历丰富、通情达理、治家有方、深明大义、和蔼慈祥的印象。在把家政委托给媳妇王夫人和孙媳王熙凤之后，就带领着孙儿孙女们游玩宴乐、安享晚年了。她对孙儿女们的慈爱，无形中满足了年青人个性自由发展的愿望，同时也满足了她自己——一个年迈之人精神上的需要。她的性格中表现出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倾向，贾母很“小资”，本身也有不俗的审美情趣，常常在贾府组织庆典、夜宴、听戏、游园、赏雪观梅。她那些不孝的儿孙成了淫棍、赌徒，只要他们不来搅扰她的享乐，她是不干涉的。
贾母很敏感，这种敏感和她的精明交织在一起。凤姐虽然精明，但生性并不敏感，所以一味地争强好胜，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首先，贾母的敏感使她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她怜老惜贫，不仗势欺人，既是威严的一族之长，更是一个与人为善的长者，同时也爱听奉承逢迎，时不时又会刚愎自用地犯起糊涂。其次，她的生性敏感又使她对人世间的荣辱兴衰和大家族的繁华易逝明察秋豪，稍有风吹草动，都会触发她纤弱的感伤。听戏时，“南柯一梦”的戏曲让她心中不悦；元宵佳节，元春一个谜底是“爆竹”的谜语激发她“一响成灰”的联想。在贾府这样的温柔富贵乡里，贾母其实是怕的。因为，她太知道，富贵后面的假象了。古往今年，多少豪门望族，哪有捱过百年的？她也深知，宝黛不理世情，生存能力极差，她只想着自己在一日，保护他们一日，不让宝玉挨他父亲的打，不让宝玉去社会上接触世情险恶、覆雨翻云；不让黛玉受贾府那些薄情的长辈和势利眼的下人欺负。她在一日，二玉衣食无忧，没人敢侵犯他们，她一旦闭眼了呢？
真性情的贾母是喜欢黛玉、晴雯这种类型的女孩的。贾母甚至有较为开明的婚姻观念，宝玉择媳之事，她反复强调的标准是“模样”和“性情”，“不管他根基富贵。便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罢了。”这样一个饱经世故，懂得真性情的老人，她绝对不会参与和同意那个所谓的“掉包计”来拆散宝黛。即使贾府大厦将倾，凭薛家那样一个破落皇商能有什么用？更何况，宝钗还有一个动辄打死人命的哥哥，这样的人只会连累贾府。
贾母对宝钗似乎很少表态，偶尔一两次夸奖，“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全不如宝丫头。” 表面上她是在扬宝抑黛，但仔细想想，“从我们家四个女孩”这话是把宝钗说成外人了，亲谁疏谁显而易见。第五十回，她特意选了一个只有黛玉不在场的机会问薛姨妈宝琴的年庚八字。众人以为要给宝玉提亲，薛姨妈忙说宝琴已经许人了。试想，难道贾母是贸然问的？难道她真不知道宝琴已有婚约？她很有可能是在委婉地警告薛姨妈和王夫人，宝钗已被她排斥在未来孙媳的人选之外。但是她总要维护和王夫人的关系，事情不能做得太明显。如果真是这样，不要光说宝钗有心机，比起贾母那种不露声色的心机，宝钗太稚嫩了。宝钗是谁啊，一个晚辈而已。
铿锵玫瑰的叹息
贾府的三小姐探春，浑名“玫瑰花”，与同是庶出的姊妹“二木头”迎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探春的诗才虽不及薛、林二人，但重要的是她是诗社的组织者、缔造者。在她的精心运作下，大观园中第一个以女诗人为主体的海棠诗社诞生了，而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海棠诗之后，有菊花诗、芦雪即景诗、怀古诗、桃花诗，探春一手创意和决策的诗社成为红楼交响乐中最美好的旋律。探春以非赢利为目的成功地运营了贾府的文化产业，诗社的创建，是探春才干的一次高雅的显现。
探春最主要的智慧还是表现在她卓越的政治管理才能上，她是一个关注家族命运、富有忧患意识的大观园中的“女政治家”。探春生在奢华的贾府，却能以拘谨的态度，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进退得宜。有凤姐的治家才干，而无凤姐的敛财私心；有晴雯的嫉恶如仇，却无晴雯的冲动任性。看她发起诗社，看她殴王善保家的一巴掌，看她在贾府实施的财政改革，件件都突显自己的才干和原则。但是，纵使是“铿锵玫瑰”，她身为女子，且系庶出，又生逢贾府末世，故亦终究不能有所作为，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回这个大家庭的颓势，只能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地叹息了。
论眼光和对大势的判断，是谁也比不了探春的。抄检大观园是贾府被抄的前奏。在贾府上下几百人中，为什么只有探春对抄家反应如此激烈？因为只有探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痛哭流涕地说：“百足之虫，死而不疆，今早你们不是议论甄家被抄了吗？我们也来了。”探春的敏锐，是她对贾家末世的认识，早早看出“自杀自灭、一败涂地”的前景。探春房里的对联，是“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这样的志趣，又想得透“自古穷通皆有定”，应该是晓得放弃的。
探春的结局未能包含在曹公的前八十回中，我记得，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处理探春远嫁时是非常出色的，当她得知自己将要充当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去“和亲”时，她一方面顾大局识大体，另一方面从容而泠静。她知道“散”和“离”是迟早的事，大观园里众姐妹踏歌赏花的好日子终有结束的一天，她上路了，最后码头送别一场戏中，她与生母赵姨娘的那个含泪对望的场景实在揪人心碎。虽然她一直不喜欢这个生母，一直为自己的卑下的出身而感到耻辱，但此时，她蜕去虚荣傲气，正视生命的真相。
探春赶在贾府被抄之前远嫁了，“清明涕送江边望”，成了王妃，结局真的就比别的姐妹好吗？既是“薄命司”中的一员，薄命是其最终的结局。试想在那个“千里东风一梦遥”的王国里，就没有了宫庭斗争、就没有了后宫争宠了吗？探春会争宠吗？争，不争，又都会有好结果吗？曹公既给了她一个“恐哭损残年”的描述，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呢？在天数面前，也只能“各自保平安”了。
红楼情案
《红楼梦》的创作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发生痛苦断裂的时代，文明一度领先世界的强大的汉族，被野蛮落后的渔猎民族满族打败，剃发易服，屈身为奴。华夏民族优雅的礼仪风尚遭到破坏，自身的文明发展轨迹也被迫中断，在这一历史变故的刺激下，儒家文化的自身弱势显露出来。西方文化是法理文化，道德伦理的施行具有强制性，而儒家文化是情感文化，道德伦理的执行是以良知心性的自觉为前提的。儒家文化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但它所支撑的农业文明又却是十分敏感脆弱的。既定的礼仪风范和伦理秩序一旦被摧毁，缺乏宗教骨骼的人性非常容易陷入到任性、恣情、幽怨、狂燥、相残相伤、自暴自弃、软弱无助等种种失控状态。《红楼梦》描写的就是这个喧嚣、混乱的失控的世界的无奈和荒唐。
“宁国府”和“荣国府”在中文中分别是指“安宁”和“荣耀”。然而可笑的是，小说没有演义几回，祈求安宁无事的“宁国府”就迎来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并且年轻女主人秦可卿的死的深层隐情是由于乱伦的奸情不慎败露。《红楼梦》的作者其实内心已经给这部书定下了“丧悼”的基调，给贾府敲响了丧钟。尽管后来“荣国府”迎来了空前的“荣耀”，贾府当年的小姐、如今在宫廷中荣升为贵妃的元春回娘家省亲，大观园那样的盛世工程如期竣工并供主子们欢娱享乐。荣宁二府的“罪”与“耻”已经在一开篇就表露无遗。也就是说，作者曹雪芹其实和俄罗斯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十分敏感于一个“罪”与“耻”的人间，也就是在这样的人间，主子逞威，奴才悲嚎，人们寡廉鲜耻、倾轧相争，任凭对金钱和情欲的贪欲失去节制地膨胀，直至烧毁了自己，烧毁了家族，烧毁了繁华似锦的世俗世界。贾宝玉不是不想“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也不是绝对真的不想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而是他对那种远景越来越没有信心，对实现那样的远景的手段也充满怀疑。
《红楼梦》是诞生在东方审美的土壤中，它对成百上千的人物众生的判断不是建立在一种西方式的“善”与“恶”的判断基础上，而是以一种东方式审美的特质把人分为“清”与“浊”。由此我想说一说《红楼梦》承载的宇宙观和第一主人公贾宝玉。
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家和权威文教体系们把一种所谓的“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那样的主题强加给《红楼梦》，这种说法实在非常牵强。俄罗斯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对罪恶的人间进行西方式的审理，《红楼梦》不是，《红楼梦》是对苦难的俗世红尘进行东方式的“断案”，曹雪芹想断一回贾府的情案，贾府的情案是人间孽债的缩影，宝黛钗的情案只是厚厚的贾府情案卷宗的一小部分。这个情案虽然过程错综复杂，但结局一目了然，就是“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就是“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红楼梦》的作者把人分为“清”与“浊”，贾宝玉是这个理论的代言人。有些西方朋友说，按照他们的理解，“女性化”的、脂粉气很浓的贾宝玉似乎体现了一种阳刚的沉沦，甚至他们理解成是性取向的问题。但是我想他们理解错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特质不是“性别”和“性”意味上的，贾宝玉的“女性化”是一种美学意味上的，因为《红楼梦》认为，男人离功利世界太近，充满了污浊和肮脏，女人要美好一些，因为毕竟不直接介入到丑陋的利益漩涡中。但女人也很容易受到男性世界的污损，从而变成跟“须眉浊物”们一样，结婚的女人，特别是那些老婆子，就是这样被污损的女人。这就是《红楼梦》中别出心裁的“女儿性”理论。贾宝玉对年长妇女的厌恶并不是出于年龄歧视，而是因为觉得她们丧失了那种纯净的“女儿性”。《红楼梦》为了把贾宝玉从那些“须眉浊物”中区别出来，特意赋予了他“女儿性”，并让她在一群如花似玉的“红楼女儿”中长大，让他的“女儿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完整地得以保存。
林黛玉和妙玉也是两个维护“清浊论”的极端主义女性，林黛玉基本不食人间烟火，除了吃药和作诗。刘姥姥在栊翠庵喝了妙玉的茶杯，妙玉嫌她脏，把茶杯给扔掉了。中国以前的评论中都说是妙玉鄙视劳动人民。不能就事论事，妙玉鄙视的是她甘当小丑供主子取笑换点银两的“浊”。其实刘姥姥也是没有办法，家道已经落为“贫下中农”的刘姥姥也是为生存所迫。儒家文化同样也很强调罪感和耻感，“清浊之别”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基督教文化的”善恶之分”。这就是为什么秦可卿在耻感的压力下，在天香楼自尽。而《红楼梦》里的另一个女性尤三姐，她对自己与宁国府的主子贾珍之间的轻薄行为怀着深深的屈辱感，风尘肮脏违心愿，她清楚地意识到个体的“有限有罪”，所以当她被伶人柳湘莲拒绝的时候，她任性地结束了生命，在尤三姐看来，身体的罪和灵魂的罪是一回事，所以泯灭了身体就可以泯灭罪与耻。这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灵肉分离观”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文化对个体清白的捍卫是全身心的，中国古代的儒者们一直在为义理的完整而抗争，甚至愿意舍身取义。这就是在东方感性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更敏感的罪耻观，跟西方的罪耻观相比，一方面更执着，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更偏执。
《红楼梦》的立意一方面是美学立意，但最终还是哲学立意。《红楼梦》写于中国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可曹雪芹心灵中映照出来的那个“盛世”是虚妄的“盛世”，是人性失控之后的颠狂和肆意妄为。《红楼梦》表达的就是这种儒家社会价值理想对人性的管理失控之后，人的心灵绝望地走向佛与道的“空”和庄禅式的解放，是东方感性世界的悲歌一曲。西方的浮世德，东方的贾宝玉，一个向天堂去了，一个向佛堂去了。谁最后获得了真知，抵达了彼岸？这将属于一个文化比较范畴的命题，供我们继续一种难解的思辨。
幻灭之旅·还乡之路
87版红楼梦从《好了歌》开始，以《好了歌解注》结束。
《好了歌解注》原诗：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
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曲子，出现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破足道人唱《好了歌》是要启发甄士隐“觉悟”。而甄士隐是聪明的读书人，而且有了家破人亡的经历，一听就懂了，接着就为《好了歌》作了这篇解注，进一步引申发挥了《好了歌》的思想。
这篇解注比《好了歌》说得更具体、更形象、更冷峭无情。富贵的突然贫贱了，贫贱的又突然富贵了；年轻的突然衰老了，活着的又突然死掉了，人世无常。原想训导儿孙光宗耀祖，可他偏偏去当了强盗；想让女儿当个贵妇，可她偏偏沦为娼妓；说什么夫妻白头携老，可是昨天刚把旧偶安葬入土，今天就另觅新欢了；想在官阶上越爬越高，可是偏偏成了囚徒，命运难以捉摸，谁也逃脱不了它的摆布。可是世上的人们仍不醒悟，还在你争我夺，像个乱哄哄的戏台，闹个没完。
这就是《好了歌解注》的基本内容。它同《好了歌》一样，同属愤世嫉俗的产物。由于它处处作鲜明、形象的对比，忽阴忽晴，骤热骤冷，时笑时骂，有歌有哭，加上通俗流畅，迭富有致，就使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对于当时社会名利场中的人物，无异于一盆透顶醒心的冷水。
这首《好了歌解注》，在《红楼梦》全书开头造成一种“忽荣忽枯、忽丽忽朽”（脂砚斋语）的险恶气氛，也是对全书荣宁二府兴衰际遇的一种概括和预示。“解注”用最为简洁、最为关键的词组来表达贾府将会出现的剧烈争夺、荣辱交替、急速衰亡，它对小说后半部贾府的发展趋势及掌权人物的结局变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预示作用。
这种概括和预示，是就其整体而言的，不好说哪一句是专指哪个或哪几个人物。如有人以为“转眼乞丐人皆谤”指的是甄宝玉和贾宝玉；“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指的是贾雨村等人；“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指的贾雨村、贾赦等人；“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指的是贾兰、贾菌等人，等等。乍看似乎有点像，其实未必是作者的意图。既然是概括地预示全书内容，有些像是自然的应合，但如简单地把每句和书中人物一一对应起来，就无法解释通。如以为“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指的是柳湘莲，有什么根据？书中根本没有写柳湘莲之父是谁，也没写如何教子有方，也没有其它预示说柳湘莲要当强盗，怎么能证实就是指的柳湘莲？
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红楼人物的精神导向和心灵归宿。《红楼梦》是讲色、情、空的人生幻灭过程，《好了歌解注》彻底地揭示了这个过程。《红楼梦》饱含着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其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心灵完善和本性纯净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幻灭之后，就是从幻灭中归来，从“他乡”返回“故乡”，是诗意的还乡之路。人生虚空也好，世界涅磐也好，这一切都是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思索，而且是中国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人生观念，这种观念并不一定就是消极厌世的。《好了歌解注》讲的虽是人生虚幻，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但它指向的是虚妄的、虚假的价值，《红楼梦》最终是肯定了真善美的价值。《金刚经》讲的是去三心诸相，达涅磐境界，尽管佛不说有是幻有，空是真空，实际上其核心依然是一个空，但佛又讲“众生自性自度”所以主张“先学做人，人成了，就是成佛”。
《红楼梦》的思想意识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纯粹的人性观照、客观的道德姿态、批判的写作立场，首先在《好了歌解注》中集中体现出来。
中秋不堪离魂惊
《红楼梦》里的两个中秋之夜，都是红楼的大关节所在。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如秦可卿所言，“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在看似热闹非凡的中秋夜宴中，作者巧妙地埋下了玄机伏笔，以月亮作隐喻，以乐景写悲情，将书中人物令人叹息的命运隐藏在皎洁的月光和表层的祥和之下。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写了中秋节，作为整个故事的开局，作者让甄士隐、贾雨村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人物同时出现，一个是“真事隐去”，一个是“假语村言”，两者联袂完成了《红楼梦》现实意义上的开场白。贾雨村欲进京谋取功名，因囊中羞涩，暂寄住在甄家隔壁的葫芦庙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上了甄家丫头娇杏，在中秋之夜对月寓怀，口占五律：“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皎皎月光，勾起了他的缠绵情思，也唤醒了他的勃勃野心。
《红楼梦》开篇就充满了末世的伤怀，潦倒书生的自负与轻狂，与姑苏望族的家祸与破败，形成了一种张力，为全书奠定了一种人世无常的悲剧基调。在这种基调下，无论如何描写乐景盛事，都带着一种无奈。所以说，《红楼梦》的第一个中秋节，是小荣枯的伏笔，也是大荣枯的预警。
另一次关于中秋节的描写是在第七十五回。作者重笔描摹了荣国府设在凸碧山庄的中秋夜宴，贾母带领全家焚香拜月、品尝月饼，月明灯彩，觥筹交错，似乎热闹得很。酒过三巡，贾母又命众人击鼓传花，又是罚酒又是讲笑话，似乎在尽情展现着这个大家庭的天伦之乐。
有两个人离席了，她们就是林黛玉和史湘云。两人来到水边的凹晶溪馆，对景感怀，于是就有了一段联诗的佳话，将两人的诗才展露得淋漓尽致，一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更是把唯美的凄清刻画到了极致，无怪乎连妙玉听了，都觉得太过悲凉了。
中秋夜宴上贾宝玉、贾环、贾兰写了三首诗。这三首诗书上只是交待贾政看了云云，至于是三首什么样的诗，书中却付阙如。《红楼梦》里面的诗多带谶语性质，为后文的故事埋下伏线。这一回的回目是“赏中秋新词得佳谶”。《红楼梦》中有近二百首诗词曲赋，它们各具特色，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才情和智慧，然而独独是在这次中秋夜宴上，一贯善于用诗词来预示未来、隐喻命运的曹雪芹却没有写出这三首中秋诗。
此时的大观园刚刚经历了一场“抄检”的风波，已显现出肃杀之象。江南甄士隐家衰败的命运终于如期降临到贾府。曹雪芹写不下去的可能比写不出来的可能要大得多。自这七十五回以后，没再写几回，《红楼梦》就真的写不下去了。正是：中秋不堪离魂惊，二十年一觉红楼梦。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今天，当全球华人世界还有那么多观众念念不能忘情于电视剧《红楼梦》中宝黛的执手相握又凄婉无奈的殇情岁月时，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林妹妹陈晓旭却离开了人间。在她短暂的42年生命中，她因红楼令世人记住，她用生命形似又神似地演绎了中国的绝代才女。一辈子她演活了一个角色，成全了属于八十年代的诸多集体记忆中最璀璨的一个。林妹妹因病而逝，而陈晓旭最终也因为疾病过早地离开了世界，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作为一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林黛玉凝聚着才华横溢、任情率性、生性敏感、超然情致、孤高自许、遗世独立、洁身自爱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品质。《红楼梦》作者将西施“捧心而蹙”、袅娜风流的外形之美赋予林黛玉，还借贾宝玉之口给她取字“颦颦”，使林黛玉的形象具有绝世的姿容。林黛玉一生常用“柳絮”自喻，为自己漂泊无定的凄苦命运无奈叹息。“漂泊”、“命薄”二词在黛玉的诗作中被频繁使用。自从进贾府以后，黛玉便常有寄人篱下之感，自觉前途未卜、命运未定、无根无凭、无依无靠，她的心一直是没有着落的，这种没有着落根本上是缘于敏感智慧的她对于虚妄世界和虚幻人生的深刻怀疑。她短暂一生中始终追问不已的就是人生的归宿问题和世界的真相问题，《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思索命运哲理的代表作，黛玉就是在百花凋落的暮春时节拟就这首葬花绝唱，借花喻己，来倾吐自己满怀的感伤和无可名状的悲切。“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然后，泪尽之后黛玉必定会走，“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人生有始有终，万物有始有终，尘世有始有终。一切的一切都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我不赞同长期以来“扬黛抑钗”的倾向，薛宝钗自有薛宝钗的可爱和得体，但要象儒家文化试图赋予的那样达到所谓的“礼乐并重”、“钗黛合一”对一个女孩子实在要求太高。宝钗和黛玉只是《红楼梦》中的血肉人物，不是圣人。薛宝钗和林黛玉确实各自对应着儒家人格理想中“礼的品质”和“乐的品质”，她们一个更符合社会文化规范，一个更合乎自然人性。礼教和理性成全了伦理责任却也派生出伪善冷酷，乐雅和感性成就了自由率真却也营造出自我放任。这就是人性和社会相遇时永恒的二元冲突。但在国家无道失义、社会礼崩乐坏的时代，作为生命个体的孱弱的人选择“乐”无疑比看重“礼”更明智更道德。否则，就只能助纣为虐或者演变成犬儒主义者。
具有轻礼重乐特质的黛玉是自由精神的实践者，她热爱天然，崇尚独立，钟爱真实的生命，沉迷美丽的幻想。她看不起琐碎无意义的社会事务，只管遍尝各种感性的悲欢。而正是这种对感性人生的迷恋，赢得了贾宝玉的好感。她充满着缺点，过于沉迷于自我感受而忽略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些刻薄和小心眼并且不顾对他人的尊重。身世处境、高度自尊的品性和贾府的世态环境让她与外界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她敏感和多疑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她怀有歧视和轻蔑。不能自抑地自叹自怜，触景伤情，品味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况味。她的心太重，愁肠万转，欲罢不能，身体在苦闷煎熬日日垮去。
早年在接受某著名杂志采访时，陈晓旭就开始用命运解释生活中的种种偶然:“我能够在上万名竞争者中得到林黛玉的角色，也是因果缘分。十几岁时，我就开始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感受她，还把她的诗抄写在日记上。如果追溯到前世，也许会更奇妙，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人呢。”2003年，因得益于名人效应而迅速成为广告富商的陈晓旭在电视采访中说自己像黛玉、也欣赏黛玉，在她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迷茫的人和已经觉悟的人。“而一个假名的我，就像一滴水珠那样，渐渐地澄清，汇入弥陀慈悲的愿海，成就博大与永恒。”陈晓旭觉悟了。陈晓旭因一部红楼梦而成名，陈晓旭也因一部红楼梦而率先致富，陈晓旭又因一部红楼梦而梦断红尘，急流勇退，进入佛国天堂，不知道这是不是缘？
李叔同先生是1918年出家的，25年后，他的学生丰子恺做过一个演讲：“人们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只有中国的传统儒家和大乘佛法才能够拯救21世纪的劫难”。这位西方学者坚信，人类文化精神在经历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自由价值的洗礼之后，最后在人性层面还是要回归东方伦理价值。
87版《红楼梦》的作曲王立平说过一句话：红楼梦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在我们的脑海里，扬州姑娘林黛玉和那群红楼梦中人至今都没有终止典雅而优美的梦乡生活。因为道理是简单的，梦中的生活总是比真实的生活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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