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列传】—李之仪

李之仪（1038 -1117），字端叔，晚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苏轼知定州时李之仪为幕僚，得苏轼赏识。后官至枢密院编修。徽宗朝，提举河东常平，坐罪编管太平州，遂居姑熟。终朝议大夫。有《姑溪居士文集》、《姑溪词》。

【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并不是“苏门六君子”中的人物（六君子是四学士之外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在苏门子弟中结识苏轼也算较迟的一个，却是互相倾慕，相得甚欢。他早年受知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颇有文名，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时就读到了他的诗文，赞不绝口，称为：“暂借好诗消永夜, 每逢佳处辄参禅。”后来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出知定州，就上奏朝廷使李之仪为定州签判，宾主唱酬甚欢。但苏轼出任定州知州的时候并不长，这年的出任只不过是朝廷新旧党交替的前奏，未几元祐党人纷纷遭贬，苏轼同年徙黄州、转惠州。李之仪因为官职卑小，当时未曾涉及到这场风波，却不代表将来不会受到清算，果然，到了元符年间 (1098-1100)，他在京师内香药库作监管，竟然遭到：“曾经受过苏轼征辟起用，不可以任京官。”这样荒唐无理的攻击，而被停职。他早年一直因为其师范纯仁反对变法而被连累不得大用，在元祐年间旧党纷纷起用的时候他仍然在地方上做通判一类的小官，与苏轼结交时已值旧党落败之际，没有与苏门同荣，却与苏门共辱，所以被称为苏门子弟，也自不枉了。

李之仪诗文俱佳，尤工尺牍，在当时与张耒、秦观齐名，但身后却更以词擅场，他的词风和多数苏门子弟一样，并没有学苏而是仍然走着当时词坛流行的婉约路子，小令似秦观而长调似柳永，在整体成就上自然不及这两人，却也有自己独特的清俊淡雅的风格，后人评他“长于淡语、景语、情语”，其实他最为人赞赏的，就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样宛如“古乐府俊语”的词句，毫不矫揉造作，全篇有一股活泼泼的民歌风格，同样的名作还有这篇似柳永的长调《谢池春》：

残寒销尽，疏雨过，清明后。

花径款余红，风沼萦新皱。

乳燕穿庭户，飞絮沾襟袖。

正佳时，仍晚昼。

着人滋味，真个浓如酒。

频移带眼，空只恁厌厌瘦。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

为问频相见，何似长相守？

天不老，人未偶。

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为问频相见，何似长相守？”确是风谣本色，即使放在南朝的吴歌、西曲一类作品里，料想也未见逊色。中国古代的诗歌审美，一直有推崇民间作品的观点，以自然为美，真切为美，反对文人刻意的雕琢修饰，损伤了这种“清水出芙蓉”的真意趣，而各种文学体裁所适合采用的作法，与最擅长表达的感情，在开始时也都有一定的界限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本色”，苏轼之所以被当时人讥作“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就是因为他引诗入词，将词境的范围扩大了的缘故。

这种观点在后世看来虽不免拘泥，但在当时却一度奉为金科玉律，在词体独特的美学价值观上，也不可谓全无道理，李之仪论词即是持此立场，说道：“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 龃龉者，其实就是一种不合体格引起的别扭感觉，打个比方，“小诗似词”，有如拿轻薄的丝绸去做西装外套，“小词似诗”就象粗硬的麻布却制成了旗袍一样，也许在巧匠的国手下自能裁就另类的风格，习惯了常规的人却总觉大不对味。所以当时对词风的争执，始终以“尊体”为正宗，就算巾帼不让须眉的李清照，在早年论词的文章里也郑重其事的坚持这一句话：“词别是一家。”此等观点，要一直到金人铁骑动地来，无论是词人还是评者，都因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的格局，而在个人感情中注入了更深更广的因素，使“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壮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本色”，这就是后话了。

李之仪论词，推崇欧、晏“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写作风格，也就是词作语言贵浅易，涵义却要耐得咀嚼，能给人以一唱三叹回味悠长之感，这不但需要修辞的技巧，更需要真切的情感。诗为心声，纵使能矫饰，却无法假借，作者的志向可以说谎，但真实的性格，却难以在文学作品中尽皆掩过。

从《姑溪词》的作品来看，大部分都是绵婉含蓄之作，李之仪的性格，应该也属于较为温和含蓄的一类，他的小令似秦观，却并没有秦观的凄伤，长调似柳永，也不象柳永的多愁多慨，他只是淡淡的写自己的怀抱和感触，给人以寻思，却不呈断肠之悲痛，不发激烈之长吟，“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是执著的坚韧，“须信道，狂心未歇情难老。”是散诞的热肠，由此可见，他的温和含蓄其实也是具有一种韧性的，是“绵里藏针”型的。

李之仪得罪蔡京遭贬的事很能说明他的风骨：他是范纯仁的弟子，范纯仁死后他为老师作遗表，也就是官员上奏朝廷的最后政治遗言，范纯仁一直反对新法，遗表中有这样的句子：“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顾。臣所惜者陛下上圣之姿，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 宣仁指高太后，为旧派的支持者，当时主持朝政的蔡京是打着新法的幌子上台的，看到这样的话自然十分恼怒，又兼本来与范纯仁的儿子范正平有仇隙，趁机想借这个由头加罪于范正平，李之仪挺身而出，承认表文是自己代写的，与范正平无关，于是被下狱，遭到酷刑拷打，最后接受编管的处分，“废锢终身”。明明一开始蔡京的报复对象并不是他，却坦然自认，纵然救不了范正平也遭党锢的命运，却也不能临难苟免，这种担当和胆色，确实配得上“君子”二字。

李之仪遭废锢之后居于当涂之姑熟溪水之上，遂以地自号和命名自己的文集，他心中未尝不有怨愤，词中有不免有悲苦之音，曾经赓和秦观的《千秋岁》，下阕道：“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情暂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断，冉冉光阴改。红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自此埋没的悲伤难以尽掩，但他的性格偏重于沉稳，这种慨叹也只是藏在对旧事的缅怀之下，另一首词说：“休把愁怀，容易便书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尽蒿蓬。”（《江神子》）有一种深切的颓废感，却也只是淡淡道来，大有看开一切的豁然。

晚年废居当涂，政治道路完全断绝，李之仪的境遇已不算佳，却不料又遭受到小人的排陷。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他居住在当涂，以填词为文消遣，诗人郭功甫也在当地寓居，由于文人相轻的缘故，两人遂成仇敌。李之仪为朋友罗某作墓志铭，写道：“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一浊。”清者指死者罗某，浊者自然就是影射郭功甫，郭衔恨切骨。李之仪晚年丧偶无子，爱上了当地一个色艺双绝的娼女杨姝，两人同居，杨姝生了一个儿子，因逢朝廷恩典，这个儿子也得到了荫封。这时值蔡京再度为相，郭功甫知道蔡京记恨李之仪替范纯仁写遗表的事，趁机唆使当地一个姓吉的土豪起诉李之仪，说杨姝所生的儿子是他的，李之仪拿别人的儿子冒充亲生，领受朝廷恩典，这个诬告迎合了蔡京的心理，居然告准，李之仪又受了“削籍”的处分。直到很久以后，他的外甥做了执政官，门人替他讼冤，这件事才得到昭雪，其子恢复了本来应有的荫职，但据说这个儿子“堕其家风”，没有多大的成就，大约跟幼年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身世的污辱对小孩子的童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吧，实在是令人扼腕的事！李之仪被诬告获罪的时候，杨姝也受到杖决的非刑，据说郭功甫为之幸灾乐祸，写了一首打油诗嘲弄这对可怜的人：“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文人的刻薄恶毒，一至于此！看到这条记载，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宋人笔记中一般都很不待见郭功甫，常常对他极尽取笑挖苦之能事，这人的品性，实在大有问题。

和李之仪坚持旧党的立场，以及始终与蔡京做对头的风操不同，毛滂却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变节”者。毛滂（生卒年不详）， 字泽民，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元祐初，苏轼在京城，毛滂即以诗文受知于东坡，苏轼在书信中赞扬他的文章“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评价很高。曾经向朝廷推荐他：“文词雅建，有超世之韵；气节端厉，无徇人之意。”以“文章典丽”保举他入著述科。后来苏轼出守杭州，毛滂为法曹，相处甚得东坡器重。以古人的常规，曾受某人荐举，便可以说是出自其门下，所以称毛滂为苏门词人，也可以说得通。

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并不稳定，他亦曾受知于新法派的曾布门下。曾布是曾巩之弟，曾经是新法的坚决拥护者，但到了徽宗朝却附和向太后，排挤变法派中另一重要人物章惇，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结果被蔡京以引用亲戚的罪名相攻击，罢相遭贬，最后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毛滂在曾布当朝时也升职到馆阁内工作，曾布得罪，他也受到牵连，削职流落许久，遂改投蔡京门下。他和蔡京之弟蔡卞的弟弟有亲戚关系，蔡卞娶了王安石的女儿，毛滂也是“临川王氏婿”，可能所娶是王安石的侄女辈，也算是连襟的关系。以姻戚攀关系原无不可，但古人重戚党更重师党，毛滂的老师曾布既然是被蔡京排挤而败落以死，他又去阿附蔡京兄弟，不免给人以背弃师门的感觉，在当时是颇为人不齿的。

王明清《挥麈后录》中的记载对他很是挖苦：蔡卞出守润州的时候，毛滂跟他拉上连襟的关系，“倾心事之惟谨”，极尽奉承之能事。有一回蔡卞家宴，观赏池中的鸳鸯，蔡卞即席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这句诗已经很有嘲讽的味道，毛滂可能有所明白，却不敢有所表露，反而当场也和了一首诗，说道：“贪恋恩波未肯飞。”信誓旦旦的表示忠诚。蔡卞的夫人顿时讥笑道：“说什么‘未肯飞’，难道不是刚刚从曾布相公的池子里飞过来的？”毛滂羞愧得无地自容。

毛滂的词集叫做《东堂词》，这是他元符二年（1099）出任武康知县时，将县舍改筑，易原来的“尽心堂”之名为“东堂”，狱讼之暇吟咏其间，因以命名词集。这时苏轼等人都已远贬穷荒，毛滂虽然没有受到旧党的连累，目睹苏门子弟们的悲惨下场，难免心有忐忑，其后他所倚靠的曾布又得罪势败，自己也受到牵连。徽宗即位后更彻底清算“元祐党人”，立了《元祐奸党碑》，连范祖禹的历史著作《唐鉴》，以及三苏、黄庭坚、秦观的文集都下诏禁毁。这一切遭遇，不能不使跟苏门也有关系的毛滂心惊胆战。他原本便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很难做到为自己的信念“九死其犹未悔”，性格中也缺乏刚毅高洁的气质，贪恋生命，惧怕得罪，从而做出借裙带关系改换门户、阿谀取容的行径，可说是个没骨气的文人，但当时党人的遭遇实在不堪，虽说宋不杀大臣，可是远贬穷荒之所，相当于也是慢性戕害，苏、黄、秦、晁等人无不死于异乡，若让人在生死之际做出选择，贪生怕死的毕竟是多数，这也难怪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本无立场的毛滂要丢弃掉部分人格，以谄媚换取生存，混得一官半职养家糊口，说来可鄙，却又可悲。时代是人性的试金石，但世人不可能都通得过检验，否则金子也无足珍贵了。

尽管毛滂改投蔡氏兄弟门下，但也仅仅只是逃避了贬谪的厄运而已，在官场也并未混得如何得意，一直还是屈沉于下僚，郁郁不得志，因此他的《东堂词》里，不少是凄苦伤感之作。平心而论，毛滂的词作清疏雅致，颇有佳品，尤其以抒情见长，象他早年受赏于东坡的词作，传说是离开杭州后为所眷恋的妓女琼芳所作之《惜分飞》：

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

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

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小词缠绵婉转，很能传达那一种黯然销魂之意，所以当时人评为：“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酷似秦观的作品，而这句评语，又正是李之仪评词之语。毛滂作词，这类清丽细腻的作品堪为代表，毕生沉沦不遇，也时而发出“旧事十年愁未醒，渐老可禁离恨。”（《雨中花》）、“中庭树，空阶雨，思悠悠。寂寞一生心事，五更秋。”（《相见欢》）的愁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词全集里，却以谄谀蔡京的十余首词置于最前，却不知是他自己编定，还是后人有所讽喻，然而不论怎样，他这“一生心事”，到底是惭愧是庆幸是后悔，这改换门户缺乏骨气的定评，便如那十余首献媚的词作一样，都成为了他永世不可磨灭的烙印。

作者：雨后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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