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与超越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苏轼自幼“奋厉有当世志”，尚未踏上仕途之前，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踏上仕途后，努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并对王安石变法提出批评，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歌。结果被投进了监狱，结案后被贬谪到黄州。在黄州，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陶渊明，东坡敬仰其真诚的为人和平淡自然的诗风，但苏东坡不仅为人真诚，而且为百姓做了大量好事；写出了大量平淡自然的诗歌，并在理论上进行阐释。对白居易，东坡敬仰其为民请命的精神和晚年的“中隐”思想，但东坡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把“兼济”与“独善”统一起来，这是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和超越。
关键词：苏东坡；陶渊明；白居易；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继承；超越
据宋史记载，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立志要做一个“范滂”式的人物，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在他还没有踏入仕途之前，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当时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1］226并劝神宗皇帝进行改革：“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1］227 苏轼在《思治论》中还特别指出：“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的“无财、无兵、无吏”这三大困境。［1］115所以，苏轼在他入仕之前，就写了《进论》、《策论》共50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思想，并把它们上交给朝廷，这就充分展示了苏轼年轻时的伟大抱负。
苏轼踏入仕途的第一站便是以大理评事的官职差遣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是知府的助理官。在短短的三年任上，苏轼为老百姓做了三件好事：改革“衙前役”；准许百姓经营茶、盐、酒等；免除积欠，并释放了225名因积欠而关进监狱的“囚犯”。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称他为“苏贤良”。
凤翔任职期满后返回京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去世，只得扶灵归蜀，在川居丧。免丧还朝后，正值朝廷大肆推行王安石变法。由于苏轼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便对变法的弊端提出了批评。但都不为神宗皇帝接受，反而引起了王安石的愤怒。“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宋史本传》）［2］
在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怎么办呢？“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栾城集墓志铭》）［2］2805“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栾城集墓志铭》）［2］2806苏轼是否真的想利用诗歌来反映民间的疾苦，希望给皇帝知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在《乞郡札子》中就明确地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 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1］P829所以，《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讽刺诗歌就是写于这段时间的。
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主要为民做了两件实事：一是组织民众灭蝗；二是组织民众治理六井。熙宁七年，改知密州，苏轼又带领百姓灭蝗，求雨救灾，适当减轻老百姓赋税，收养弃儿，等。熙宁十年改知徐州，最为突出的就是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徐州军民抗洪，保全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忠于职守，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敢于抗争的好官。可是，王安石等人便指使御史李定等人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把苏轼投进了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乌台诗案”。结案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贬寓黄州后的苏轼，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给朋友李端叔的信中总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痛切地认识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大毛病。他说：“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1］1432但是，他的这个“今我”并不是对“故我”的所作所为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对自我、人生、现实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正如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确立了“超然于物外”的思想一样，并没有影响他积极“入世”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他在给好友李公择的信中说到：“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1］1500还说：“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与千之侄二首》）［1］1840可见他这个“今我”还是以“独立不惧”和“直道而行”为主要特征的。
可以说，自从苏轼贬寓黄州之后，在人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政治上除了保持固有的“刚”性外，还多了一些“柔”性。具体来说，苏轼在贬寓黄州以后，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用于调节自己思想和行为。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学习陶渊明和白居易的为人，把传统的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统一起来，不管自己是“达”还是“穷”，都能够做到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东坡性格，达到了对我国历代士大夫传统思想的超越。
苏轼在贬寓黄州期间，是否真正羡慕陶渊明和白居易？是否真正学习陶渊明和白居易？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要我们从他在东坡开垦荒地耕种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苏轼贬寓黄州后取号为“东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东坡那块地上耕种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前代诗人白居易的敬仰。他对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十分赞同，在通判杭州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2］341所以，他就取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写的《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为依据，取号为“东坡居士”。所谓“居士”者，原是对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称呼。这里是指追求清高，对世事淡泊的人。这亦反映出苏轼思想上的转变。
陶渊明，他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躬耕于南山下。而苏轼躬耕于东坡，正好与陶渊明的情景吻合。所以，苏轼常将东坡比作陶渊明的斜川，在《江城子》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3］328还写信给王巩说：“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1］1520言下之意是说自己还是一个不合格的“陶渊明”。尔后，他还把陶渊明那著名的《归去来辞》赋进行改写，“梢加隐括，使就声律”，写成《哨遍》一词，说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并使家僮在田间地头“歌之”。可见苏轼贬寓黄州后开始羡慕和学习陶渊明、白居易。事实上，苏东坡不仅继承了陶、白的思想，而且还超越了他们的思想，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
对于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和超越的文化现象，宋人王直方在其《诗话》中
把苏轼《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诗中“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2］1818改为“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在这两句诗中，显然有5个字是不同的。但，绝对不是误笔，而是代表了后人对苏东坡与陶渊明、白居易比较研究的基本看法，是有深刻含义的。
先从苏诗本身说起。“渊明形神自我”，这个“形神”，既有指其形体和神态之义外，应该更侧重于渊明的精神来说的。因为陶渊明曾经写有由《形赠影》、《影答形》、《神释》组成的《形影神》诗，并在诗序中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4］35三诗写超脱物累，委运纵浪，不喜不惧之意。而“乐天身心相物”，这个“身心相物”亦是有来历的。白乐天亦写有《自戏三绝句》：《心问身》、《身报心》、《心重答身》。他在诗序中说：“闲卧独吟，无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戏，往复偶成三章。”［5］291白诗写疏仕远君之自由闲适之感。归纳起来理解，“形神自我”，则是指陶渊明超脱了外物的牵累，达到了在生命、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而“身心相物”，则是指人格独立后的闲适与快乐。这是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两人在人格上的认识和赞同。
王直方却把苏诗改为：“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这又成了另一个意思了，成为后人对苏东坡的评价了。意思是说：苏东坡在形体和人格上似陶，而在思想上则似白。这一提法是有深意的，值得研究。
一、苏东坡对陶渊明的仰慕
陶渊明，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一说他名为潜，字渊明。晋宋之际的大诗人。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孙，但到陶渊明时家道已衰落。他少年时在家闲居。29岁时，因亲老家贫，入仕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不久就自动解职回乡。此后又曾先后做过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但时间都不长。41岁时，为彭泽令，但仅做了80余日，即辞归。从此隐居躬耕20余年，不再出仕。
陶渊明隐居不仕、洁身自好的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陶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写了一篇《陶征士诔》，对他的品行操守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美。沈约撰《宋书》，将陶渊明收入《隐逸传》，说他“少有高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昭明太子萧统，他在《陶渊明传》中说陶“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在《陶渊明集序》中说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6］4对陶渊明的思想品格作了高度的认同。
苏轼对于陶渊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在贬谪黄州期间，便对陶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甚至说出了“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的话。贬谪岭南后，又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还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
究竟是陶渊明的什么品德令苏东坡如此敬仰呢？苏东坡在贬谪海南时托付他弟弟苏辙为他编辑出版《和陶诗集》的信中就说得十分清楚：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2514
在这段话中，苏东坡就明确地说出，他赞美陶渊明的诗歌和为人。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渊明之为人，除了“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之外，陶渊明思想上的“真淳”亦使东坡非常感动。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2148由此可见，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为人的刚直与真淳，敬仰陶诗的“质而实绮”的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
二、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继承和超越。
苏东坡是一个很重感情，见贤思齐的人。他说得出，做得到。他晚年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其万一”。他确实是这样做的。现就从他对陶渊明称赞的两个方面来谈他对陶的继承和超越。
先说他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继承和超越。苏东坡认为，陶诗的艺术特点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或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意思是说，陶诗从表面看来，很质朴，好像没有什么内容和艺术技巧。其实，在平淡自然的文字里面，却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曾经说过：“陶靖节云：‘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1］2091还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1］2092足以证明苏东坡对陶诗是很赞赏的。
说苏东坡对陶诗的继承，就是说苏诗继承了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黄庭坚诗云：“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7］291说东坡对陶诗的超越，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陶渊明只是写出了平淡自然的诗作，但未能够从理论上加以阐释。而苏东坡除了写出了平淡自然的诗歌外，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活动。他不仅指出了平淡自然的本质是“外枯而中膏”，而且还提出了要用“常言”，甚至是用艺术化了的“街谈市语”来写，做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这样才能写出平淡自然的诗歌来。如他在《发广州》诗中写的“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轼就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诗中的“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其中“牛粪”、“懒残残”，都属于方言俗语。
再说苏东坡对陶渊明在为人上的继承和超越。东坡对渊明最为欣赏的就是“真”。这种“真情”，就是庄子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庄子·渔夫》）［8］88所以，“真”，就是人的“天性”的自然表露。苏东坡继承了陶渊明“真淳”的性格，他在抄录陶渊明的《饮酒》诗之九时有感地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1］2111他在《思堂记》和《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都说过类似的话，恕不多举。
东坡不仅为人真情、正直，而且把这种“任真”的性格用于处理政务上，这是东坡对渊明在为人上的超越。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社会现实，东坡主张改革，劝说神宗皇帝要有作为，要进行改革。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改革中的激进做法以及变法措施中的某些偏差。对于变法中的弊端，东坡敢于在朝廷中，在皇帝面前，在广大朝廷重臣面前进行争论。他说：“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忧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1］935但，神宗皇帝没有接受他的批评和建议。东坡就不得不用诗歌的形式来反映变法的弊端，以至遭受到政敌的攻击，先后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和儋州。
苏东坡在政治上的原则是很强的，有不同的看法，他就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不管是对自己有多大的危害。而对于他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不管是亲友，还是政敌，他都能够真诚地对待，绝对不会耍滑头。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待章惇，东坡再贬惠州和海南，均是他一手策划的，结果把东坡弄到家破人亡，可谓是血海深仇。可是，当苏东坡在海南遇赦北归到江苏时，舆论说东坡有可能重返朝廷。这时，章惇的儿子章援怕东坡报复，于是就以师生的名义写信给东坡，并说他的父亲被贬谪到雷州，现正在路上。东坡这时重病在身，当他一清醒过来之后，就马上回信给章援，劝他不要担心，并告诉他御瘴的药物和方法。这种“眼前所见无一个不是好人”的佛家以“慈悲为怀”和“普渡众生”的思想，显然是对陶渊明“真诚”人格的超越。
再说，陶渊明和苏东坡都可以说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物。陶渊明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弃官隐居去了，而苏东坡却不是这样。东坡不回避社会，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遭受贬谪，都能一如既往地为老百姓办些好事和实事。这也是苏东坡在思想和人格上对陶渊明的超越。
三、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景仰。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7］708短短的一句话，就向我们提供了2个重要的信息。但，为什么宋代士大夫会多慕乐天？苏轼为什么又会特别仰慕乐天？对这2个问题要作些具体的分析。
宋代，在政治文明方面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开明的时代。统治者为了鼓励士人议政，还特别在制科考试中增加了“策论”一科，用来考察举子们的议政能力。这样，宋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比较关心政治。“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写照。可是，封建皇权是不能随便得罪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皇权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触犯了皇权的利益，做臣子的就会遭到贬谪。正如王夫之在《宋论》卷二中说的那样：宋最高统治者为防“大臣之持权……行不测之威福”，而使士人“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致使他们“浮沉于一日之荣宠”，即使“欲有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9］65因此，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要建立不朽之功勋，是不太现实的了。再说，宋代又是一个讲究物质享受的社会。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夺取了后周的政权之后，担心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将也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的政权夺去，于是便在就酒席上劝老将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不要再去弄什么刀枪了。这样，就轻易地把他们的兵权夺去。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典故。在统治方法上，除了实行文人执政外，还对官吏实行优俸政策，鼓励官员尽情享受。所以，在位的官员普遍待遇很高，还可以享受到声色之欢。而一旦遭受贬谪，就失去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就十分潦倒了。所以，白居易提出的“中隐”思想就最适合宋朝官员的实际。因为“中隐”最实惠：“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白居易：《中隐》诗）宋人对白居易的这种高明的处世艺术十分赞赏。如苏辙就说过：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之二）［9］63
仁宗朝大臣孙可久，刚过50岁就请求“致仕”（退休），并按照白居易晚年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美自适”。而历相任、英、神三朝的名臣韩琦，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建了一座“醉白堂”。“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1］344孙奭以太子少傅致仕，亦自比于曾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白居易。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多慕乐天，是企图找到既能解决依附皇权，又能够保持独立人格这一矛盾的有效药方，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了的。为什么又说“东坡尤甚”呢？这原因大致是：
其一：苏轼“出处依稀似乐天”。
苏轼曾在诗中4次说到自己似乐天。“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在《赠善相程杰》中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在《次京师韵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中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在《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中更是说：“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从苏白两人的经历来说，“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说法是成立的。白居易44岁贬江州，48岁任忠州刺史，49岁还朝，51岁自请外任任杭州刺史，54岁除苏州刺使，55岁以眼病归洛阳，56岁复入朝至刑部侍郎。58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75岁去世。而苏轼44岁贬谪黄州，50岁起知登州，旋入朝任礼部郎中，51岁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53岁兼侍读，权知礼部贡举，54岁自请出守杭州，56岁知颍州。［5］270因此可以说，在白居易没有退休之前，苏东坡与他的出处相似。尤其是两人都在杭州任过地方官的最高长官，更感到亲切。所以，苏轼便对白居易产生了异代认同感。
其二：苏东坡仰慕白居易之为人。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和父皆以明经出身。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11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经常是受冻挨饿。贫困的生活使他接近了劳动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走上现实主义道路有着重要作用。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道释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10］100可见儒家的“兼济”和“独善”思想是他的人生主导思想。
35岁前的白居易，是春风得意的。他曾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再说，当时的皇帝唐宪宗是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求治之君，而他被授予翰林学士、左拾遗又是唐宪宗的“非次拔擢”，所以他对宪宗感恩不尽，思以图报。况且，社会现实和个人见闻又使白居易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于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讽喻诗。在他任校书郎秩满时，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写成《策林》75篇，提出了改革的意见。在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身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如请降系囚，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来配合斗争，著名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就是在这时写的。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的“国耻”，首先上书请求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结果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之贬对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初到江州之时，他还有些激情，写出了《琵琶行》和《与元九书》这些著名的篇章。可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愈险恶，佛道思想逐渐滋长起来。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从此，他缄默了，不过问政治了。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8年“似出复似处”的“中隐”生活。但，当他见到洛阳龙门潭之南航道艰险，船夫艰难的时候，便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楫。
白居易为人正直，能够为民请命，尤其是在杭州任刺史时疏浚了西湖，还修筑了“白堤”，还敢于向朝廷提出了改革的建议。白居易还运用通俗的语言，写出了大量的讽喻诗歌，用于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这些都是令苏东坡敬佩的；晚年白居易在洛阳香山过着“中隐”的生活，终于找到了既依附于王权又保持了个性的独立的平衡点。这种高明的处世艺术，令宋代文人敬佩不已，而苏轼就更甚。
四、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
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可以从下面这2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在为民众做好事来说。白居易虽有“为民请命”的思想和行动，但主要是局限在文字上，写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讽喻诗”，并写成了75篇《策林》向皇帝反映民众的疾苦和提出对社会改革的意见。但真正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并不多。比较著名的就是在杭州带领百姓疏浚了西湖，并修筑了一道堤坝，后人称之为“白堤”。而苏东坡在这方面却比白居易强得多。他每到一地为地方官，或是被贬谪到地方，都能够为当地百姓做了好些好事和实事。如在密州带领百姓捕灭蝗虫；在徐州带领百姓抗洪卫城恢复生产；在杭州疏浚西湖和修筑堤坝（后人称之为苏堤）。在贬谪地惠州捐犀带修桥，推广先进农具——秧马；在海南传播文化教育，等。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凡是苏东坡到过的地方，后人都建有永久性的建筑物来纪念他，都津津乐道他敢于“为民请命”的东坡精神。这是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
其二，在思想上来说。两人都有浓厚的儒道释三家思想，都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思想。但两人对三家思想的吸取和运用大不相同。白居易是典型的唐代知识分子，完全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行事，走两个极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顺畅时，就尽力为朝廷和百姓做事；遇到挫折了，就想办法保存自己。尤其是晚年，他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的时候，过着“似出复似处”的“多蓄声妓，娱乐亲友”的优游自得的生活，已经是百事不关心了。这是他“中隐”思想的典型表现。而苏东坡却不是这样，不管他是“达”，还是“穷”，他都能够把“兼济”和“独善”很好地统一起来，做到既能为百姓做好事，又能够在为百姓做好事中纯洁和提升自己的思想。如上面所提到的，不管他是在地方为官，还是被贬谪到地方，都能够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而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观念却始终如一，不会因自己的地位改变而改变。在朝廷为官，甚至是为高官时，敢于在朝廷中争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为民请命。遭受贬谪后，照样为百姓做好事，照样写诗作文抨击时政，如晚年在惠州写的《荔支叹》。苏东坡的这些表现，是白居易无法相比的。这亦是东坡对白居易在思想上的超越。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人格上确实与陶渊明很相似，而在思想上则与白居易相似。所以，《王直方诗话》中说的“渊明形神似我（东坡），乐天心相似我(东坡)”是十分恰当的，说出了苏东坡对陶渊明在人格上和对白居易在思想上的继承和超越。事实上，苏轼的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黄州之后，是他认真地反思了他前30年的所为，改变了一味进取的结果。所以说，他在贬寓黄州后，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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