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谈嘉靖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04日 09 版）

《明世宗传》，卜键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50.00元

提要：

中国古代帝王中，嘉靖皇帝在当代人中的知名度颇不低。谁不知道海瑞所骂的那个皇帝呢！前几年大红大紫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陈宝国饰演的嘉靖也给我们留下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当然，这都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嘉靖，历史上的嘉靖是怎样一个皇帝呢？在明代编就的《明世宗实录》中，嘉靖被誉为“神圣不世出之主”；在清代所修《明史》中，嘉靖被论为“中材之主”，并被指要为明朝国运“渐替”承担责任；而在野史中，嘉靖往往被刻画为一个昏庸残暴之人，几十年专事玄修不上朝，能是好皇帝吗？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从一介藩王一跃而为偌大帝国的皇帝；为尊崇先父寡母而不惜与满朝大臣对抗，引发议礼风暴；不知怎地逼出宫变，几乎命丧宫女之手；在位中后期崇尚道教，信用方士，斋祀无厌，一意玄修，备受时人和后人非议；十余年任用“青词宰相”严嵩，最后又亲手剪除之……嘉靖朝也不是一个平静的年代，其时，南有倭乱不已，北有胡氛汹汹，内有逆藩和叛卒，然在国运走下坡路的同时，却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大繁荣……对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皇帝，后人的评价没有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现任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先生出版《明世宗传》，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引发热烈关注。“家国牵羁，六趣牵缠，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希望与失落，充满追求与幻灭，充满期待，也不乏惆怅。”这样充满感情的句子予人以深刻印象。“要之，这是一位禀赋甚高的帝王，是一个学者化的皇帝，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国的弯路。”如此高的的评价，也颇为惹眼。

有了此书，我们是否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嘉靖？嘉靖朝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卜键先生。

◆ 极致化写作是帝王传记的一种痼疾

读书报：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以前我对明世宗嘉靖帝印象不太好，读了您的《明世宗传》，可以说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颇有改观。您能否谈谈过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情况？

卜键：不光是普通读者，不少文人、学者对嘉靖帝印象也不好，或不太好。笔者早期亦此，是在阅读史料过程中渐渐有所转变。嘉靖帝是一个负面评价较多的帝王，一则是其在位期间的确有不少秕政，再则便是“壬寅宫变”与海瑞上疏，尤其后者，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就是一个昏君。一些作品在赞美宫女“奋起反抗”、赞扬海瑞“为民请命”的同时，把嘉靖帝作了脸谱式描述。但比起商纣王和隋炀帝，他的情况还是好多了。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恶皆归焉。”说的就是污名化过程。对帝王的描写常会走向两级，过度的赞誉或过分的贬抑，似乎不是圣主便是昏君，都涉于简单粗疏，不利于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知。对嘉靖帝的评价，明清间还算客观，有褒有贬，褒多于贬。今人则容易走偏，如抓住“壬寅宫变”，大肆渲染嘉靖帝如何如何荒淫残暴，实际上这场弑君案的真正原因至今也没有弄清，而朱厚熜也实在戴不上“荒淫残暴”的帽子。

极致化或曰极端化写作，固然有研究者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而具体研求，更多应与学风和治学态度相关。空疏夸诞的文风令人反感，其根源在于省力讨巧，在于对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作简单归类。写作《明世宗传》，已是笔者第三次为朱厚熜作传，前两次多拣朝政大端落墨，这一次则致力于摹写他的复杂性格。这当然会有较高难度，常也会跑偏，但值得。如何去了解一个帝王的内心世界？如何在看似荒唐乖谬的行为中找到其心理逻辑？别无它途，只能下功夫去典籍中寻觅捞滤，只能尽量去追觅还原其历史场景，只能多下笨功夫、死功夫。

读书报：如何去理解和评价一个人很难，这个人如果是帝王的话恐怕就更难。您的书深刻之处也许在于对传主开展心理分析，进入到了传主内心。您揭示了传主心灵深处的孤独和寂寞，揭示了传主人生路途上的追求与幻灭，予我以深刻印象。这让我想起“了解之同情”五个字。不过以我的理解，“了解之同情”的运用，有一定的度，若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从他的立场去体味和看待其所作所为，则大奸大恶也可以给予最深的同情。以前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樊树志《崇祯传》都有这种感觉，我想明朝帝王中恶评较多的正德、天启都可以同样视之。您对此这么看？

卜键：是的，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作者对于传主越容易产生同情，容易有所回护美化，对此应加以警惕。但不管是“了解之同情”，还是了解之愤怒、了解之批判，其前提都要有一个了解。了解应该是深入和整体的。进入明世宗的内心只是一种意愿，其实很难，我也试图进入与之抗衡的杨廷和等大臣的内心，同时亦在被称为奸佞的严嵩、郭勋等人身上下了不少气力，以取得一个整体的认知，避免偏执和陷溺。严和郭算是当时的大奸大恶之辈了，可一旦去剔理其人生轨迹，也会发见：严嵩在江西老家曾广做善事，中年之前称誉于朝野间；掌管禁军的武班首臣郭勋，也是饱读诗书，仅整理出版《英烈传》、《水浒传》一项，亦可说颇有贡献。说出这些，并非基于他们的立场，并非同情这两个作恶多端的人，而是证明人性中善恶之错综交缠。

至于朱厚熜，九五至尊、乾纲独断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史籍多记载其沉溺于斋醮和廷杖谏臣，记载其20年不上朝及诛杀任情。而了解越多，越能感受到他对亲情和真情的依赖，感受到他在母亲辞世后的孤寂凄苦。他是一个高傲专断的帝王，又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多病之人。与许多帝王一样，世宗不无残忍，不无冷酷，不无荒唐偏谬，却不宜归结为残酷无道。海瑞毅然上疏谏诤，直截尖刻，词句诛心，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世宗愤怒已极，却不杀他。身患重病的他，曾一遍又一遍阅读海瑞的《治安疏》，深受刺激也深受感动，感慨叹息，承认海瑞说的有道理，承认自己“不自谨惜”，也说到因病重难以出朝视事。在说这些话时，其心境之悲凉，在狱中的海瑞是不了解的。

◆ 大议礼，一个令人痛心的政治事件

读书报：嘉靖帝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所关注，一为“议礼”，一为“奉道”。先说“议礼”。孟森先生《明史讲义》以七章讲述明朝史事，其中第四章讲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即以“议礼”为题总括该章，为什么“议礼”一段故事在明史中如此重要？

卜键：议礼，又称“议大礼”、“大礼议”，的确是明中期一大政治事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嘉靖改元，君臣和谐，出台一系列坚决措施，即位诏所列“合行事宜”共80款，一扫前朝之积弊，形成“天下欣欣望治”的大好局面。这固然是杨廷和等一批老臣的功绩，但少年朱厚熜的坚毅果决，他对内阁的敬重，也是必不可少的。议礼事起，小皇帝被制度性设计，要求他以弘治帝为皇父，以仍在世的张太后为圣母，而称亲生父母为叔婶，舆论汹汹，章奏纷纭，逼迫其就范。朱厚熜天性至孝，与寡母更是情感深笃，不惜对臣下剖露心迹，好言商量，屈尊求恳，甚至送礼拉拢，都不管用，仍然是大臣领衔抗旨，翰林和科道齐声响应。议礼之初，应说是杨廷和等人做过了。至于后来发生左顺门血案，君威渐隆，议礼完全按照嘉靖帝的意志推行，其父亲称“帝”加“皇”，立庙修陵，其母更是成为后宫第一人，远在老太后之上，则是皇帝做过了头。司马迁曰“礼由人起”，“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第一》），定义恰切。议礼的复杂性也出现在这里：杨廷和等所为，在于维护弘治一系的大宗地位，挖空心思，移花接木，皆为尽一份老臣之情，全然不顾及新帝的感受；而嘉靖帝为达到目的执拗悍厉，甚至不惜大肆廷杖，血花迸溅，内涵的却是绵绵孝思和母子深情。由此发生激烈对抗，数年不得平息，直接影响到朝政走向，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大议礼是一个长过程，开始时带有皇帝较多的个人亲情因素，后来则发展为一种对礼学的探讨，发展为对礼制和祀典的增饰修订。如分祀天地和修建天坛，如取消孔子称王和以木主代替泥塑，如更改宗庙制度，都有着在礼制上的反拨和建设意义，也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嘉靖年间的议礼，先是小皇帝与前朝老臣之间的对抗，渐而形成朝臣之间的两派对立，后来则发展为对正直之士的清剿和对舆论的钳制，发展为血腥镇压和一个个冤假错案，且推长了朝廷和官场的趋奉谄媚之风。“钳口无言最是能”。议礼之后，朝廷基本成了皇帝的一言堂，嘉靖帝为所欲为，事玄修醮，以青词撰作选择宰辅和大臣，朝政愈益不堪。

而这一切都是从议礼开始的，是从明世宗的真纯孝思、杨廷和等人强硬干涉皇帝家事引发来的。以故晚明时国运衰微，颇有人追忆嘉靖往事，痛惜扼腕，认为大议礼毁废了良好的政治局面、改变了正确的朝政走向，认为君臣双方各走极端，因而都有责任。

◆ 溺信道术，绝不限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读书报：再说“奉道”。 嘉靖崇尚道教，信用方士，以青词任用“宰相”，遂有严嵩父子柄国害政。对“议礼”，《明史》以及您的书都以其“发之孝思”而给予了相当的理解。那么如何理解他“奉道”的心理？他这一面该怎么评价？

卜键：若说嘉靖帝的议礼是出于亲情，出于对父母的殷殷至孝，则他的崇尚道教和溺信术士也是深受家庭影响。记载说其出生前，父亲朱祐杬曾有一梦，梦见玄妙观纯一道长进入王宫，醒来即闻得子之喜。这不仅是一个传说，应是朱厚熜的家庭共识和早年记忆，若干年后他南巡钟祥，命将该观大加扩建，敕额元佑宫，即为旁证。

溺信道术，信的主要不是“道”，而是“术”，是以道教文化包装的方术，或曰妖术。如果说道家有许多体认宇宙万物的真知灼见，有许多做人和养生的道理，则斋醮烧炼之类方术，则多是骗人的把戏。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渴望得到的，如子嗣和健康，虽贵为天子也不易获取，便为术士留下活动空间。世宗对道教的崇信，很快就变为对方术的迷恋，几乎贯穿其一生，却也都是有所祈求。即位未久在乾清宫暖殿设醮，是因为连续患病；嘉靖十年大设祈嗣之醮，为的是“求生哲嗣”；晚年的察访秘术、征召高士和服食仙药，则是为了祛病和长生。当然，明世宗不光为一己一家之私，也为天下苍生祈祷，祭天祭地，祭日祭月，先农先蚕，祭名山大川，为国家和生民祈福，同样是极尽虔诚。

需要说明的是，方术之类绝非仅存于一朝一代，且天然地趋从依附权力。溺信佛道和方士，做出许多荒唐事体，在古代帝王中为数不少，在各级掌权者中则更多。前不久见诸报章的李一、王林之辈，以小小江湖把戏出入公门，聚敛钱财，莫不如此。

读书报：您的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嘉靖帝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议礼”和“奉道”上，但并未放弃履行帝王应尽的责任，如《明世宗实录》所说，“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我想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如《明世宗实录》和《明史》所说，嘉靖帝自始至终“威柄不移”、“威柄在御”（这点其实没太可称道的，不过说他权力欲强而已）；二是确实做了一些事。关于嘉靖帝的政绩，能否请您稍作总结？

卜键：考虑到其独特的政治内涵，“威柄在御”，或“乾纲独断”，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应是值得称道的。主要是说他为国家和黎庶有担当，负责任。梳理一下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和盛世英主，无不如是。反之，游龙戏凤，尸居余气，大权落入宦竖宵小手中，才是国家的灾难。朱厚熜被论为“中材之主”，虽非宵衣旰食，却也始终未放弃应尽的责任。即位之初，他果断革除前朝积弊，广开言路和整顿吏治，整肃冒滥军功和革除传奉官，清算干政乱政的太监，裁革镇守内臣，清理皇庄和庄田……虽说是杨廷和等人建言，世宗不仅批准，而且坚决推动；在位中期，他对朝廷大政和国计民生很是关切，更定祀典，加强法制，赈济灾荒，关心普通百姓，惩治贪酷慵懒，重视边防和军队稳定；至晚期虽陷溺于斋醮，久不上朝，仍是每日批阅章奏，在抗击沿海倭乱和蒙骑侵扰的战争中，坚定不移，基本取得了胜利。综上所述，是世宗45年的基本线。

毋庸讳言，明世宗曾信任宠用了一些恶名昭著的人，有公侯宰辅，也有真人方士，但一经发现其奸欺行径，即行扫除，毫不手软，这也是“威柄在御”的一项明证。

◆ “士气之昌”与政治宽松

读书报：明朝历史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那就是大臣敢于对抗皇帝的意志，甚至不惜以死相争。“大议礼”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孟森先生的评论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非后来所能及尔。”您怎么理解和评价“明代士气之昌”？

卜键：孟森先生治清史甚力，他谈明代士气之昌，当是基于与清代的鲜明对比。有清一代较少出现谏诤之臣，更少以死抗谏之举，明朝则不然，抗言不屈、犯颜直谏之士可谓前仆后继。“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一批忠臣，虽灭十族也不改事新帝；正德朝的谏阻皇帝出游，血溅御道，亦是可歌可泣。明廷针对这种忠痴之气，专门创设了一种刑罚——廷杖，先是示以薄辱，渐而变为真打和狠打，当庭拖翻，杖棒交加，血肉飞迸，具有很强的现场直观效果。再辅之以诏狱酷刑，也颇有震慑作用。士气也会低回沉寂一个时期，然一有机会，一经引燃，便成勃郁昂扬之势。嘉靖朝也是这样，左顺门大廷杖后不见了百余人连衔抗争的局面，可单个的、小规模的上谏，一直没有停顿。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也赢得了朝野间普遍的尊敬。

这当然是“士气之昌”，亦应视为官场风习之昌，翰林和科道官是其主力，整个官场都有参与，不敢参与的也有普遍的同情和钦敬。为何能这样？当还是儒家精神的滋养，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尤其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和“事上磨炼”，都会引导人们思考和发声，激励那些正直之士。从这个层面上论列，其又是儒家道统之昌，是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体现。

读书报：您在全书引言中说，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您认为“世宗既有倡导引领之力，又有宽容和保护之功”，但对此论点，书里并未有有力的论证。我对此有些怀疑，比如王阳明这样不世出的人物，亦未见嘉靖有多待见。我的印象是，反而因为中晚明帝王或者政府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不如明初严厉，才有民间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繁荣。这里能否请您进一步论证一下自己的观点？

卜键：对于王阳明，明世宗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也有一条不变的底线。少年时在藩国的崇敬仰慕，对其功高不赏的同情；即位初欲大加封赏，辅弼大臣品评议论的影响；起用后的专擅和自行离任，刺伤了皇帝的自尊，使得朱厚熜对之由尊崇到不满，甚至有点儿怨愤。这是渐变的过程。而他始终认为王阳明在扑灭宸濠叛乱中功勋卓著，不否认王阳明的品德和能力，恼怒至极时也还保留了对他的封爵，内心深处把他当作一个伟大人物，则是一条底线。

令明世宗真正积忿难平的，不是其在思恩、断藤峡等地的专擅，而是其讲学。王阳明在决策剿抚时常常不待命而行，世宗初无必加遥制之意，但经桂萼等人挑剔整理，便觉得是有些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再联想到风靡大半个中国的“阳明学”，联想到王阳明的门徒遍天下、甚至在自己的亲信大臣中也多有，联想到阳明语录中那些违碍字眼，便觉得天威君权受到冒犯。这种情形，若在朱元璋、朱棣时可能会大开杀戒，在后来的康乾时期也许会被穷治，被“瓜蔓抄”，而朱厚熜仅在谕旨中有所发泄，说几句也就算了。这就是宽容和宽仁，不做比较，便无以见出。

明世宗不喜欢当时的讲学热（历史上怕也没有几位帝王真正喜欢那些聚徒讲学之士），不喜欢动辄数十几百之众不事产业、聚众喧嚣的场景，也不喜欢“心学”的空疏肤泛，然基本未加禁止。他重视经筵，提倡实学，强化对学校和科举的管理，剔除学痞和积弊，为底层和偏远之地的人才打开通道，应与“士气之昌”有关。

嘉靖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世宗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这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整理出版的时代，是《金瓶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