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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键谈嘉靖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04日 09 版)

《明世宗传》,卜键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50.00元

提要:

中国古代帝王中,嘉靖皇帝在当代人中的知名度颇不低。谁不知道海瑞所骂的那个皇帝呢!前几年大红大紫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陈宝国饰演的嘉靖也给我们留下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当然,这都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嘉靖,历史上的嘉靖是怎样一个皇帝呢?在明代编就的《明世宗实录》中,嘉靖被誉为“神圣不世出之主”;在清代所修《明史》中,嘉靖被论为“中材之主”,并被指要为明朝国运“渐替”承担责任;而在野史中,嘉靖往往被刻画为一个昏庸残暴之人,几十年专事玄修不上朝,能是好皇帝吗?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从一介藩王一跃而为偌大帝国的皇帝;为尊崇先父寡母而不惜与满朝大臣对抗,引发议礼风暴;不知怎地逼出宫变,几乎命丧宫女之手;在位中后期崇尚道教,信用方士,斋祀无厌,一意玄修,备受时人和后人非议;十余年任用“青词宰相”严嵩,最后又亲手剪除之……嘉靖朝也不是一个平静的年代,其时,南有倭乱不已,北有胡氛汹汹,内有逆藩和叛卒,然在国运走下坡路的同时,却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大繁荣……对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皇帝,后人的评价没有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现任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先生出版《明世宗传》,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引发热烈关注。“家国牵羁,六趣牵缠,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希望与失落,充满追求与幻灭,充满期待,也不乏惆怅。”这样充满感情的句子予人以深刻印象。“要之,这是一位禀赋甚高的帝王,是一个学者化的皇帝,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国的弯路。”如此高的的评价,也颇为惹眼。

有了此书,我们是否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嘉靖?嘉靖朝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卜键先生。

◆ 极致化写作是帝王传记的一种痼疾

读书报: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以前我对明世宗嘉靖帝印象不太好,读了您的《明世宗传》,可以说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颇有改观。您能否谈谈过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情况?

卜键:不光是普通读者,不少文人、学者对嘉靖帝印象也不好,或不太好。笔者早期亦此,是在阅读史料过程中渐渐有所转变。嘉靖帝是一个负面评价较多的帝王,一则是其在位期间的确有不少秕政,再则便是“壬寅宫变”与海瑞上疏,尤其后者,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就是一个昏君。一些作品在赞美宫女“奋起反抗”、赞扬海瑞“为民请命”的同时,把嘉靖帝作了脸谱式描述。但比起商纣王和隋炀帝,他的情况还是好多了。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恶皆归焉。”说的就是污名化过程。对帝王的描写常会走向两级,过度的赞誉或过分的贬抑,似乎不是圣主便是昏君,都涉于简单粗疏,不利于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知。对嘉靖帝的评价,明清间还算客观,有褒有贬,褒多于贬。今人则容易走偏,如抓住“壬寅宫变”,大肆渲染嘉靖帝如何如何荒淫残暴,实际上这场弑君案的真正原因至今也没有弄清,而朱厚熜也实在戴不上“荒淫残暴”的帽子。

极致化或曰极端化写作,固然有研究者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而具体研求,更多应与学风和治学态度相关。空疏夸诞的文风令人反感,其根源在于省力讨巧,在于对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作简单归类。写作《明世宗传》,已是笔者第三次为朱厚熜作传,前两次多拣朝政大端落墨,这一次则致力于摹写他的复杂性格。这当然会有较高难度,常也会跑偏,但值得。如何去了解一个帝王的内心世界?如何在看似荒唐乖谬的行为中找到其心理逻辑?别无它途,只能下功夫去典籍中寻觅捞滤,只能尽量去追觅还原其历史场景,只能多下笨功夫、死功夫。

读书报:如何去理解和评价一个人很难,这个人如果是帝王的话恐怕就更难。您的书深刻之处也许在于对传主开展心理分析,进入到了传主内心。您揭示了传主心灵深处的孤独和寂寞,揭示了传主人生路途上的追求与幻灭,予我以深刻印象。这让我想起“了解之同情”五个字。不过以我的理解,“了解之同情”的运用,有一定的度,若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从他的立场去体味和看待其所作所为,则大奸大恶也可以给予最深的同情。以前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樊树志《崇祯传》都有这种感觉,我想明朝帝王中恶评较多的正德、天启都可以同样视之。您对此这么看?

卜键:是的,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作者对于传主越容易产生同情,容易有所回护美化,对此应加以警惕。但不管是“了解之同情”,还是了解之愤怒、了解之批判,其前提都要有一个了解。了解应该是深入和整体的。进入明世宗的内心只是一种意愿,其实很难,我也试图进入与之抗衡的杨廷和等大臣的内心,同时亦在被称为奸佞的严嵩、郭勋等人身上下了不少气力,以取得一个整体的认知,避免偏执和陷溺。严和郭算是当时的大奸大恶之辈了,可一旦去剔理其人生轨迹,也会发见:严嵩在江西老家曾广做善事,中年之前称誉于朝野间;掌管禁军的武班首臣郭勋,也是饱读诗书,仅整理出版《英烈传》、《水浒传》一项,亦可说颇有贡献。说出这些,并非基于他们的立场,并非同情这两个作恶多端的人,而是证明人性中善恶之错综交缠。

至于朱厚熜,九五至尊、乾纲独断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史籍多记载其沉溺于斋醮和廷杖谏臣,记载其20年不上朝及诛杀任情。而了解越多,越能感受到他对亲情和真情的依赖,感受到他在母亲辞世后的孤寂凄苦。他是一个高傲专断的帝王,又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多病之人。与许多帝王一样,世宗不无残忍,不无冷酷,不无荒唐偏谬,却不宜归结为残酷无道。海瑞毅然上疏谏诤,直截尖刻,词句诛心,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世宗愤怒已极,却不杀他。身患重病的他,曾一遍又一遍阅读海瑞的《治安疏》,深受刺激也深受感动,感慨叹息,承认海瑞说的有道理,承认自己“不自谨惜”,也说到因病重难以出朝视事。在说这些话时,其心境之悲凉,在狱中的海瑞是不了解的。

◆ 大议礼,一个令人痛心的政治事件

读书报:嘉靖帝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所关注,一为“议礼”,一为“奉道”。先说“议礼”。孟森先生《明史讲义》以七章讲述明朝史事,其中第四章讲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即以“议礼”为题总括该章,为什么“议礼”一段故事在明史中如此重要?

卜键:议礼,又称“议大礼”、“大礼议”,的确是明中期一大政治事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嘉靖改元,君臣和谐,出台一系列坚决措施,即位诏所列“合行事宜”共80款,一扫前朝之积弊,形成“天下欣欣望治”的大好局面。这固然是杨廷和等一批老臣的功绩,但少年朱厚熜的坚毅果决,他对内阁的敬重,也是必不可少的。议礼事起,小皇帝被制度性设计,要求他以弘治帝为皇父,以仍在世的张太后为圣母,而称亲生父母为叔婶,舆论汹汹,章奏纷纭,逼迫其就范。朱厚熜天性至孝,与寡母更是情感深笃,不惜对臣下剖露心迹,好言商量,屈尊求恳,甚至送礼拉拢,都不管用,仍然是大臣领衔抗旨,翰林和科道齐声响应。议礼之初,应说是杨廷和等人做过了。至于后来发生左顺门血案,君威渐隆,议礼完全按照嘉靖帝的意志推行,其父亲称“帝”加“皇”,立庙修陵,其母更是成为后宫第一人,远在老太后之上,则是皇帝做过了头。司马迁曰“礼由人起”,“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第一》),定义恰切。议礼的复杂性也出现在这里:杨廷和等所为,在于维护弘治一系的大宗地位,挖空心思,移花接木,皆为尽一份老臣之情,全然不顾及新帝的感受;而嘉靖帝为达到目的执拗悍厉,甚至不惜大肆廷杖,血花迸溅,内涵的却是绵绵孝思和母子深情。由此发生激烈对抗,数年不得平息,直接影响到朝政走向,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大议礼是一个长过程,开始时带有皇帝较多的个人亲情因素,后来则发展为一种对礼学的探讨,发展为对礼制和祀典的增饰修订。如分祀天地和修建天坛,如取消孔子称王和以木主代替泥塑,如更改宗庙制度,都有着在礼制上的反拨和建设意义,也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嘉靖年间的议礼,先是小皇帝与前朝老臣之间的对抗,渐而形成朝臣之间的两派对立,后来则发展为对正直之士的清剿和对舆论的钳制,发展为血腥镇压和一个个冤假错案,且推长了朝廷和官场的趋奉谄媚之风。“钳口无言最是能”。议礼之后,朝廷基本成了皇帝的一言堂,嘉靖帝为所欲为,事玄修醮,以青词撰作选择宰辅和大臣,朝政愈益不堪。

而这一切都是从议礼开始的,是从明世宗的真纯孝思、杨廷和等人强硬干涉皇帝家事引发来的。以故晚明时国运衰微,颇有人追忆嘉靖往事,痛惜扼腕,认为大议礼毁废了良好的政治局面、改变了正确的朝政走向,认为君臣双方各走极端,因而都有责任。

◆ 溺信道术,绝不限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读书报:再说“奉道”。 嘉靖崇尚道教,信用方士,以青词任用“宰相”,遂有严嵩父子柄国害政。对“议礼”,《明史》以及您的书都以其“发之孝思”而给予了相当的理解。那么如何理解他“奉道”的心理?他这一面该怎么评价?

卜键:若说嘉靖帝的议礼是出于亲情,出于对父母的殷殷至孝,则他的崇尚道教和溺信术士也是深受家庭影响。记载说其出生前,父亲朱祐杬曾有一梦,梦见玄妙观纯一道长进入王宫,醒来即闻得子之喜。这不仅是一个传说,应是朱厚熜的家庭共识和早年记忆,若干年后他南巡钟祥,命将该观大加扩建,敕额元佑宫,即为旁证。

溺信道术,信的主要不是“道”,而是“术”,是以道教文化包装的方术,或曰妖术。如果说道家有许多体认宇宙万物的真知灼见,有许多做人和养生的道理,则斋醮烧炼之类方术,则多是骗人的把戏。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渴望得到的,如子嗣和健康,虽贵为天子也不易获取,便为术士留下活动空间。世宗对道教的崇信,很快就变为对方术的迷恋,几乎贯穿其一生,却也都是有所祈求。即位未久在乾清宫暖殿设醮,是因为连续患病;嘉靖十年大设祈嗣之醮,为的是“求生哲嗣”;晚年的察访秘术、征召高士和服食仙药,则是为了祛病和长生。当然,明世宗不光为一己一家之私,也为天下苍生祈祷,祭天祭地,祭日祭月,先农先蚕,祭名山大川,为国家和生民祈福,同样是极尽虔诚。

需要说明的是,方术之类绝非仅存于一朝一代,且天然地趋从依附权力。溺信佛道和方士,做出许多荒唐事体,在古代帝王中为数不少,在各级掌权者中则更多。前不久见诸报章的李一、王林之辈,以小小江湖把戏出入公门,聚敛钱财,莫不如此。

读书报:您的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嘉靖帝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议礼”和“奉道”上,但并未放弃履行帝王应尽的责任,如《明世宗实录》所说,“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我想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如《明世宗实录》和《明史》所说,嘉靖帝自始至终“威柄不移”、“威柄在御”(这点其实没太可称道的,不过说他权力欲强而已);二是确实做了一些事。关于嘉靖帝的政绩,能否请您稍作总结?

卜键:考虑到其独特的政治内涵,“威柄在御”,或“乾纲独断”,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应是值得称道的。主要是说他为国家和黎庶有担当,负责任。梳理一下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和盛世英主,无不如是。反之,游龙戏凤,尸居余气,大权落入宦竖宵小手中,才是国家的灾难。朱厚熜被论为“中材之主”,虽非宵衣旰食,却也始终未放弃应尽的责任。即位之初,他果断革除前朝积弊,广开言路和整顿吏治,整肃冒滥军功和革除传奉官,清算干政乱政的太监,裁革镇守内臣,清理皇庄和庄田……虽说是杨廷和等人建言,世宗不仅批准,而且坚决推动;在位中期,他对朝廷大政和国计民生很是关切,更定祀典,加强法制,赈济灾荒,关心普通百姓,惩治贪酷慵懒,重视边防和军队稳定;至晚期虽陷溺于斋醮,久不上朝,仍是每日批阅章奏,在抗击沿海倭乱和蒙骑侵扰的战争中,坚定不移,基本取得了胜利。综上所述,是世宗45年的基本线。

毋庸讳言,明世宗曾信任宠用了一些恶名昭著的人,有公侯宰辅,也有真人方士,但一经发现其奸欺行径,即行扫除,毫不手软,这也是“威柄在御”的一项明证。

◆ “士气之昌”与政治宽松

读书报:明朝历史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那就是大臣敢于对抗皇帝的意志,甚至不惜以死相争。“大议礼”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孟森先生的评论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非后来所能及尔。”您怎么理解和评价“明代士气之昌”?

卜键:孟森先生治清史甚力,他谈明代士气之昌,当是基于与清代的鲜明对比。有清一代较少出现谏诤之臣,更少以死抗谏之举,明朝则不然,抗言不屈、犯颜直谏之士可谓前仆后继。“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一批忠臣,虽灭十族也不改事新帝;正德朝的谏阻皇帝出游,血溅御道,亦是可歌可泣。明廷针对这种忠痴之气,专门创设了一种刑罚——廷杖,先是示以薄辱,渐而变为真打和狠打,当庭拖翻,杖棒交加,血肉飞迸,具有很强的现场直观效果。再辅之以诏狱酷刑,也颇有震慑作用。士气也会低回沉寂一个时期,然一有机会,一经引燃,便成勃郁昂扬之势。嘉靖朝也是这样,左顺门大廷杖后不见了百余人连衔抗争的局面,可单个的、小规模的上谏,一直没有停顿。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也赢得了朝野间普遍的尊敬。

这当然是“士气之昌”,亦应视为官场风习之昌,翰林和科道官是其主力,整个官场都有参与,不敢参与的也有普遍的同情和钦敬。为何能这样?当还是儒家精神的滋养,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尤其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和“事上磨炼”,都会引导人们思考和发声,激励那些正直之士。从这个层面上论列,其又是儒家道统之昌,是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体现。

读书报:您在全书引言中说,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您认为“世宗既有倡导引领之力,又有宽容和保护之功”,但对此论点,书里并未有有力的论证。我对此有些怀疑,比如王阳明这样不世出的人物,亦未见嘉靖有多待见。我的印象是,反而因为中晚明帝王或者政府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不如明初严厉,才有民间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繁荣。这里能否请您进一步论证一下自己的观点?

卜键:对于王阳明,明世宗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也有一条不变的底线。少年时在藩国的崇敬仰慕,对其功高不赏的同情;即位初欲大加封赏,辅弼大臣品评议论的影响;起用后的专擅和自行离任,刺伤了皇帝的自尊,使得朱厚熜对之由尊崇到不满,甚至有点儿怨愤。这是渐变的过程。而他始终认为王阳明在扑灭宸濠叛乱中功勋卓著,不否认王阳明的品德和能力,恼怒至极时也还保留了对他的封爵,内心深处把他当作一个伟大人物,则是一条底线。

令明世宗真正积忿难平的,不是其在思恩、断藤峡等地的专擅,而是其讲学。王阳明在决策剿抚时常常不待命而行,世宗初无必加遥制之意,但经桂萼等人挑剔整理,便觉得是有些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再联想到风靡大半个中国的“阳明学”,联想到王阳明的门徒遍天下、甚至在自己的亲信大臣中也多有,联想到阳明语录中那些违碍字眼,便觉得天威君权受到冒犯。这种情形,若在朱元璋、朱棣时可能会大开杀戒,在后来的康乾时期也许会被穷治,被“瓜蔓抄”,而朱厚熜仅在谕旨中有所发泄,说几句也就算了。这就是宽容和宽仁,不做比较,便无以见出。

明世宗不喜欢当时的讲学热(历史上怕也没有几位帝王真正喜欢那些聚徒讲学之士),不喜欢动辄数十几百之众不事产业、聚众喧嚣的场景,也不喜欢“心学”的空疏肤泛,然基本未加禁止。他重视经筵,提倡实学,强化对学校和科举的管理,剔除学痞和积弊,为底层和偏远之地的人才打开通道,应与“士气之昌”有关。

嘉靖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世宗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这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整理出版的时代,是《金瓶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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