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手段
不得不说，司马光“下手”不是一般地狠......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同年五月，司马光回朝;同年六月，朝廷授予其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的官职，让其主持朝政。同年七月，废保甲法;同年八月，废市易法;同年十月，废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废方田法;同年十二月，废保马法......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狠、狠、狠!
虽然司马光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是，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毕竟，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言辞:“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四害未除，臣死不瞑目!”
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选拔将领的“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
青苗法、差役法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讨论，说说“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严格来说，“将官法”并不是王安石发明的，而是范仲淹的“杰作”。当年，范仲淹率军与西夏人开战，打仗前，范仲淹发现了宋朝军制的弊端(那个“敌人入侵后，官小的先出阵，官大的后出阵”的制度)。为了提高宋军的战斗力，范仲淹下令唯才是举，把部队分给六个将领指挥，让他们协同作战。
这个选拔制度，就叫“将官法”。
范仲淹虽然死了，但王安石变法时，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就把这个制度保留了。结果，等司马光执政后，即使这个制度是利国利民，司马光也无情地将其废除了。
当然，司马光废除这个制度，也合情合理。毕竟，“将官法”严重违背了官场“论资排辈”的原则，与祖训不符。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祖训、杜绝官场地震，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和谈”的问题上，司马光却没有任何原则，他甚至愿意割让土地，不惜“以领土换和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司马光想把王安石收复、苦心经营多年，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大家苦苦相劝，说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他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向他询问。
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这哥们儿抱着地图，就来找司马光了。
面见司马光后，张路摊开地图，指着这些地名，道:“大人请看，河湟一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举切断了西夏与南方诸部的联系，让其处在三面的包围圈内。若失去了此地，不仅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还会使我大宋的西北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看完地图后，司马光恍然大悟道:“若不是您的意见，我几乎误了国家大事!”
从此，司马光再也不提割让河湟一带之事了，“与西夏重新议和”这个“四害”之一，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这个连地图都没有看过的司马光，就敢如此大放厥词、振振有词地要放弃土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好在，在割让土地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还算是“清醒”了一下。否则，历史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也不会得到“文正”的谥号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晚唐“牛李党争”，在毫无原则的氛围下，为了打击政敌，牛党领袖牛僧孺意气用事，下令不许出兵吐蕃(当时吐蕃在内战，机不可失)，也不许接受吐蕃的叛将叛民。结果，此举造成了唐朝极大的被动(言而无信)和极大的损失(你不要人家，人家就怀恨回去，转过年打你)，还成了牛僧孺一生的污点，被人口诛笔伐到现在。
可想而知，如果司马光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那就比牛僧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仅仅是司马光的污点了，应该说是他的罪行了，而且是永久的罪行!
一意孤行
宋神宗病逝后没多久，西夏的大梁太后也病逝了。这个女人死后，西夏的惠帝李秉常再次亲征。
前面讲过，李秉常是一个坚定的“鸽派”，他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而且，虽然西夏打赢了这两场大战，但是他们也损失惨重。于是，李秉常主动示好，请求与宋朝罢兵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他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与西夏重新和好。
至此，两国再不用兵戎相向。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次年李秉常病逝，其妻小梁太后垂帘听政，又开始讨伐宋朝)，但不管怎样，当时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的问题，也要被提上日程了。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因为，有一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说什么也不让废除差役法。这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史料记载，经过了民间的“洗礼”后，苏轼已经变了，他已经从当年那个
不了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一名知道百姓苦楚的好官了。在差役法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
于是，苏轼全力反对，而且在反对期间，还常调侃司马光几句。
他调侃道:“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这个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中之意，问道:“两个鳖，不能互相踢吗?”苏轼回答道:“就是不能互相踢呀!”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这是在嘲讽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举动，比作两个短腿互相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这个人，嘴太欠了!
被冷嘲一番后，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了起来。苏轼叹了一口气，说起了一件当年司马光干过的事情。苏轼语重心长道:“相公还记得吗?当年，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要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组建一支‘义勇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您强烈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司马光道:“是有此事。当时，若组建这么一支义勇军，确实能增加20万的兵力。但是，这些士兵根本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空有人数优势，却毫无作用，徒增伤亡罢了。”
苏轼道:“没错。后来的事情发展，全在您的预料之内。义勇军上战场后，毫无作为，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军的嚣张气焰。”
司马光道:“是的，若当年韩公听我一劝，也不至于如此惨败。”
苏轼道:“没错。你劝说韩公时，我就在现场。你劝说韩公的言辞，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当时，韩公不听您的劝，您非常生气。可如今，您当上宰相后，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记载，对于苏轼的这个问题，司马光只能“不悦而罢”。后来，不管苏轼如何劝说，司马光就是铁了心了，非要废除差役法。史料记载，见司马光根本不听劝说，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苏轼一边脱掉官帽，一边大骂道:“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曾几何时，王安石当政，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为此，司马光气得咬牙切齿，送其一个外号“拗相公”。结果，司马光当政后，竟然跟王安石一个德行，最终也得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司马牛”的头衔。
拗相公、司马牛......得此结果，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还是那句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刘娥如此，宋仁宗如此，司马光、王安石、章惇、蔡京，还有无数的大臣，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苏轼。
书归正传，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正式废除了差役法。
得知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被司马光废除了，苏轼很是伤心。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伤心，并因为伤心过度，最终郁郁而终。
这就是苏轼的好友、变法的开拓者——王安石。
王安石病逝
废除差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府后，王安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认无误后，他无奈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我和先帝反复研究讨论此法一年多，才颁布执行。此法考虑甚是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王安石气得往床上一躺，开始不吃不喝。不管谁劝，王安石也心里堵得慌，不想说话，不想吃饭。
在这种状态下，这位已经66岁的老者，生病了。
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癸巳日(初六)，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6岁。他带着自己的法、未完成的事业，去另一个世界了。
一代“奇才”，就此病逝。关于王安石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愁死的。毕竟，人这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自己奋斗一生的心血被毁灭，而更可悲、更可怜、更无奈的呢?
好吧，斯人已逝，给王安石盖棺论定一下吧......但是，怎么盖棺论定呢?
要知道，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不同的人，研究“王安石变法”时，能得到不同的见解，并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外学界里，“王安石变法”依旧属于高等级的研究对象。史学大师黄仁宇先生更是认为:“对其的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可见，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人，如何为其盖棺论定?
咱们前面讲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安石都是一个罪人，一个让北宋亡国、“集古今所有大奸大恶于一身”的大罪臣。
理由是:“由言利而变法、由变法而绍述、由绍述而召乱。则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
这番说辞，有一定道理。毕竟，王安石亲手点燃了朝廷的斗争火焰，一手开创了一个党争的时代。
若没有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就不会有司马光后来更加一意孤行的“元祐更化”;如果没有司马光一意孤行的“元祐更化”，就不会有章惇大规模反击的“绍圣绍述”，更不会有蔡京打着变法的幌子，坑害忠良的“元祐党人碑”事件!
可见，若不是王安石挑起了变法的事端，宋朝的士大夫们也不会党同伐异，如此的不问是非、互相攻杀，将党争这一运动“发扬光大”。
因此，如果从这个逻辑来推的话，王安石就是宋朝的大罪人，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但是，咱们即将知道，北宋的亡国，是因为宋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组合的结果，即使没有王安石，北宋也会在他们的手中玩儿完。因此，有没有王安石，北宋也得亡国，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不仅不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而是北宋王朝的“大英雄”。因为，王安石延续了北宋王朝的“性命”。毕竟，如果没有王安石，以宋朝那个时候积贫积弱的表现，早就被外族灭亡了，根本传不到宋徽宗手里。
综上所述，对于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法评价。
好吧，俱往矣。既然逝者已逝，还是不要再打扰王安石，让他好好地“休息”吧。
据说，人死了以后，会以灵魂的形式出现，依旧会看着我们的世界。如果王安石在天有灵的话，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死后仅仅五个月，他的那位好朋友，就跟自己相聚了。
这位好朋友，就是王安石的死敌——司马光。
这一章节的内容，选自这本书：《宋朝果然很有料（第七卷）》
司马光病逝
王安石病逝后，仅仅过了四个月，他创建的变法的核心内容、那个他一直津津乐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青苗法，终于被司马光废除了。
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六日，朝廷正式下诏，废除青苗法，回归平旧法。
至此，王安石一手创建的所有新法，全部灰飞烟灭了。轰轰烈烈的熙丰变法，以全面被废的惨淡结局告终。
可想而知，王安石即使活下去，也会气得“生不如死”了。还是早死早托生吧......
殊不知，另外的一个人，也“早托生”了。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史料记载，废除了青苗法仅仅6天，司马光就彻底垮了。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十二日，在早朝时，司马光突然昏厥倒地，随后被抬回家中。
这是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司马光就跟三国时的诸葛亮一样，被自己活活累死了。《宋史·司马光传》:“期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这，就是司马光的命。司马光不怕死，但他不愿留着遗憾死去。司马光挂念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资治通鉴》的出版。
弥留之际，司马光叫来养子司马康(司马光大哥司马旦之子)，询问道:“《资治通鉴》校订完了吗?”司马康含泪回答道:“孩儿与黄庭坚昼夜校订，即使这样，也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司马光着急道:“不能再快点吗?”司马康含泪道:“不能了，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司马光无奈道:“好吧，你们慢慢校订吧。不要因为赶时间，让世人嘲笑我。”司马光多么想看一眼这部大书的出版呀，但是，自己已经等不到了......司马光虽然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毕竟，校订的时间，都让自己给耽误了。要知道，奉诏回京后，他一直忙着废除新法，除四害，驱三奸(首相蔡确、枢密使章惇、副相韩绛)，根本没有时间去校订，也没有安排人手去校订。
司马光死后一个月，黄庭坚才把这套书校订出来。朝廷将这套校订完毕的《资治通鉴》送往杭州刻板，才让这套书真正问世。
此时此刻，距离司马光仙逝，已经过了一个半月。
虽然没有看见自己的书籍问世，比较遗憾，但司马光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留在了人间。
这个遗憾就是，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自己死后，变法派会卷土重来，恢复新法，让自己的所有努力付之一炬。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从两个方面就能证明。
第一，新党会反击。
司马光是借助太皇太后的手，废除新法的。借助太皇太后的手，虽然是司马光的一个“神来之笔”，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又是他的一个“堆墙败笔”。
毕竟，当皇帝亲政、得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祖训后，宋哲宗会怎么想呢?他能饶了“坑死”自己的司马光吗?
还有，那些新党成员被轰出京城后，他们留下的那些“誓言”，又怎能不让司马光心有余悸?
“司马光，你口口声声说，废除新法是按照天意行事，绝对没有问题(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那好，我们可以告诉你:今天，你打着天意的旗号废除新法，他日，我们也能打着天意的旗号去恢复新法!你等着，那一天，早晚会来!”
是的，那一天，早晚会来。
八年后，在章惇的挑唆下，宋哲宗毅然决然地以“天命不可违，先帝遗志不能动”为由，改年号“绍圣”，宣布全面恢复新法。
第二，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他想恢复新法。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司马光病倒后，宋哲宗召见了言官王岩叟和朱光庭，向他们询问了一件事情。
宋哲宗问他们:“青苗法已经被废除了吗?”王岩叟道:“在皇帝的圣德高明下，青苗法已经被废了，真乃天下之幸。”宋哲宗道:“废除青苗法是好事，但国库会不会不足呢?我现在发现，若过个五六年，国库恐怕就不足了。”一听这话，王岩叟马上道:“此非陛下所忧之事，青苗法乃害民之法，必须废除。废除此法后，只需数年，国家就可以富裕了。国家富裕了，陛下还担忧什么呢?”
宋哲宗道:“今不比列祖列宗之时，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恐怕数年后会患不足......”
一个年仅11岁的小娃娃，就开始言利、患不足了，这要是亲政后，还不会直接“想起”王安石?
毕竟，王安石的那套东西，能瞬间聚揽钱财，让皇帝看见白花花的银子。
对于司马光而言，既然皇帝出现了“患不足”之意，那就要严防死守，把他的欲望扼杀在摇篮里。
为此，司马光干了两件事情。第一，派一个根本不会理财的人，去执掌三司使。司马光给出的理由是，让不懂财务的人当国家的“掌柜”的，以防他出馊主意，替皇帝去敛财。
第二，派正统儒学思想的学者出任皇帝的老师，让他们用正统思想去教育皇帝，不要一味看重钱财，要重礼义、知廉耻，这才是一个明君所为。
当时，司马光选取的皇帝的专职老师，就是北宋一代哲学大师、洛学的开创者、理学的启蒙家——程颐。事实证明，司马光虽然严防死守，但他的这些努力，皆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死后，宋哲宗撤销了他安排的财政大臣，换上了一些“懂经济”的大臣;而那个专职老师程颐，终其一生，宋哲宗都不待见。此外，这个程颐也不争气，他不仅没有教好皇帝，反而跟苏轼打了一架，还把后者轰出了朝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好吧，安排好了这一切，不管结果如何，司马光已经尽力了。即使他死不瞑目，他也没有力气再继续瞪眼了......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在王安石病逝五个月后，司马光也走了，享年68岁。这哥俩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开战了。据说，司马光在弥留之际，口中喃喃自语，如同梦呓，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大家猜，他大概在讲国家大事......据说，司马光病逝的床头上，留有八张奏疏草稿，还有一本没有写完的《役书》。可见，司马光在临终前，都在研究新的差役法，取代已经废除的差役法。但是，直到病逝，司马光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司马光口口声声说:“四害不除，死不瞑目。”但是，在除去了四害后，他真的瞑目吗?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
不同意变法的真正原因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高太皇太后悲痛欲绝，史称“哭之恸”。宋哲宗也难受不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当时，虽然朝廷想第一时间给司马光办丧礼，但他死的真不是“时候”，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操办。
原来，司马光病逝时，朝廷正在进行“明堂大礼”，即三年一次的皇帝亲自进行的祭天仪式。在这个情况下，只能把他的丧礼往后拖一下了。
殊不知，朝廷这一拖，竟然拖出了一场“战争”，并让苏轼与程颐彻底交恶，进而让“三党”打了起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咱们后面再说。
明堂大礼一结束，高太皇太后就颁布圣旨，要为司马光举行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那些什么“进府悼念，辍朝放假，赏赐物品”等，更是接踵而至。
当时，朝廷追封司马光太师、封温国功、赐一品官服，赏赐白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各种慰问品更是不计其数。司马光的同族十余人，也都得到了赏赐，先后被赐予了不同等级的官职。
在这些追封中，最重要的就是司马光的谥号了。朝廷大笔一挥，授予了司马光一个永载史册的谥号——文正。
前面讲过，“文正”二字，乃至高的谥号。司马光得此谥号，实至名归。至此，司马光终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去九泉之下见王安石了。因为，司马光曾经引用唐代李丹的名言道:“天堂无路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门则已，有则小人入。”在他的眼中，王安石这个“小人”，是要进地狱的，他这个“君子”，是要上天堂的。
当然，这哥俩死后，到底能不能见面，也只有他们自己说得明白。不管怎样，随着他们的病逝，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大幕，而一个崭新的时代，也终于开始。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再也不会有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信仰坚定、道德纯粹、学术渊博的大师，这里只有为了自己利益不择手段的小人。
在这些小人的攻击下，北宋最后一位伟人苏轼被轰出了朝廷，郁郁而终;这个历经百年的庞大帝国，被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元祐元年(1086年)，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代。虽然这一年，距离北宋亡国还有41年，但就是从这一年起，北宋的亡国之音开始响起。
在进入这个最后的时代前，咱们先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困扰了无数宋粉的问题——
司马光这个博学多才的大师，为什么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司马光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呢?这到底是因为利义之争，还是另有隐情呢?现在，我阐述一段自己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也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最后致敬。
其实，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所以不和，原因还是在治国理念上。毕竟，他们在这个方面存在无法兼容的思想体系。王安石崇尚的是，变法求新;而司马光坚持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这两套系统，到底谁对谁错呢?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变法，其实就是“维修电脑，重装系统”。毕竟，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事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国家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
几十年前的电脑系统，如何运行现在的游戏软件呢?因此，在王安石这种新党眼中，要想紧随时代，就要变法求强。反之，在司马光这种保守派眼中，祖宗之法不可破，要坚定地拥护太祖太宗建立的制度!
在今天看来，我们认为王安石的理念是对的，要改革深化，重塑国家。相应地，我们认为司马光的理念是错误的，他是一个迂腐、保守、不知进取、迫害新政、阻碍变法的人。
然而，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
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一下，就能知道司马光这种观点的深刻、合理的一面了。
一个王朝到达中期后，确实会出现经济窘迫、社会危机浮现、官场臃肿过负、国力日渐衰弱的状况，也确实到了应该变法的时刻。但是这时，这些保守派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此时此刻，即使国家再衰弱，也比初期一穷二白的日子好。为什么那个时候，祖宗之法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呢?同样的一部法，为什么祖宗使用时，能让国家持续发展;到了现在人的手中，却举步维艰了呢?
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
如果是法坏了，那为什么以前使用时，法是好的呢?如果是人坏了，那就去惩治人好了，不去治人，反而去变法，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何况，在保守派眼中，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案例，成为他们的依据。这就是汉朝非常著名的典故——“萧规曹随”。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汉惠帝登基后，宰相曹参不好好工作，不是饮酒作乐就是作乐饮酒。对此，愤怒的惠帝质问道:“你身为宰相，不好好工作，天天饮酒作乐，成何体统!”
曹参先是道歉，随后道:“启奏陛下，您觉得自己跟先帝高祖比，谁更英明?”
惠帝道:“我怎么敢跟先帝比，自是高祖(刘邦)更英明。”曹参道:“臣跟萧何比，谁更贤明?”惠帝道:“先生不如萧何。”曹参道:“陛下说得对!您比不过高祖，我比不过萧何，那还折腾什么?
您无为而治，我尽忠职守，我们守住高祖和萧何定下来的治国方略，不乱搞、不乱来，不就可以了吗?”
惠帝一听，茅塞顿开，就不怪罪曹参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萧规曹随”的方针下，汉朝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
这个故事，给了司马光一个祖宗之法，根本没有错的启示!
在司马光的眼中，祖宗之法没有错，错的是使用的人!只要官员不惹事、不乱来，各个尽忠职守、清正廉洁，就是不变法也能治理得了国家。届时，只要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以宋朝百姓的创造力，自然能生产出无数的财富。反之，若变法，先不说这个变法是否合理，单以宋朝官员“虎狼”的威力，他们肯定会借变法之机，中饱私囊、践踏百姓。到时候百姓苦不堪言，只能被逼上梁山了。
所以，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里——“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
在他的眼中，变法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只要这个房间还能用，就不要贸然修理。即使要修，也需要一流的“工匠”才行!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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