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是如何炼成的?

2015-11-05

来源:《大明嘉靖往事》  作者:方志远


其实,嘉靖皇帝对每一位重要的大臣,也都进行过调教,但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这就要看各人自己的个性和悟性了。


   正当胡宗宪调动各种因素、施展各种伎俩,在东南剿倭,正在顺风顺水之时,但朝廷之上发生了变故,失去了保护伞,被弹劾下狱。胡宗宪的这个保护伞,是嘉靖时期十分著名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名叫严嵩。


  说严嵩是嘉靖时期十分著名的人物,毫不为过。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说过的嘉靖时期的所有人物,包括嘉靖皇帝本人,包括曾经的大学士杨廷和、张璁,剿倭的朱纨、胡宗宪,以及活神仙陶仲文、江湖骗子段朝用,等等,没有一个比得上严嵩的知名度。用一句流行语,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人物。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严嵩,并不是因为他的好名声,而是因为他的坏名声,因为他是一个“奸臣”。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奸臣”,而是尽人皆知的大奸臣。


  但是,和严嵩同一辈的人,怎么也无法把严嵩这个人和“奸臣”这个号联系在一起。


  有人记载年轻时候的严嵩,说他身材修长、眉目清秀、声音洪亮,是个真正的美男子。特别是两颗眼睛,宛如朗星,远远望去,飘飘然有神仙之慨。其实,在明朝官场的上层之中,美男子还真不少,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杨廷和、张璁,也都是“美风姿”。但比起严嵩,他们在气质上还颇有不如。


  弘治十一年,十九岁严嵩在人才济济的江西乡试中中了举人。为什么说江西的乡试人才济济,因为在严嵩中进士的时候,江西进士总量在全国各省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在整个明朝,江西的举人名额,也在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居于首位。


  几年后,也就是弘治十八年,二十六岁的严嵩中了进士。由于年轻,留在翰林院为庶吉士,继续读书。这个庶吉士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博士后”,当然不是学术上的博士后,而是官场上的博士后。今天的博士后对于评职称很有利,明朝的庶吉士对于升官很有利。《明史》说,新科进士一旦选为庶吉士,人们就以“储相”视之,就可能是未来的大学士了。


  三年之后,严嵩果然被留在翰林院做史官,前途一片光明。但就在被人们普遍看好的时候,严嵩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向朝廷打报告,说身体出了一点问题,特别是少年成名,学业还不扎实,请朝廷批准回原籍江西分宜县,继续读书。这个举动在当时得到一片赞扬,人们认为,这个年轻的进士淡薄名利、注重修养,是个好苗子。


  严嵩在原籍,一呆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他阅读了大批古今典籍,写出了许多格调高雅、情感真挚的诗文,受到人们的推崇。十年之后,严嵩回到北京,继续在翰林院供职。严嵩陪过皇帝读书,当然,皇帝已经不太读书了,因为那个皇帝是正德皇帝。严嵩也主持过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事务,做过礼部尚书。然后,在嘉靖二十一年,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入阁为大学士。


  六十三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退休的年龄;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或许还活不到这个年龄。但六十三岁的严嵩却是神清气朗、精力充沛,一直做到八十三岁罢官,成为嘉靖朝在位时期最长的大学士,也是整个明朝担任首辅时期最长的大学士之一。所以,在严嵩进入内阁以后的日子里,和他共事同僚和下属,大多都是晚辈或学生。


  由于出道早、寿命长,所以除去在家乡读书的十年外,严嵩仍然混迹官场近半个世纪。前二十多年,严嵩有很好的“清誉”,是一个大家都称赞的好官。即使做了大学士之后,这个老人也仍然是为人谦和、彬彬有礼。


  有人记载发生在严嵩寿诞宴会上的一段轶事:

  当时在北京做官、读书及经商的江西人很多,大家听说严嵩的寿诞到了,纷纷来到严府,给严嵩祝寿。由于祝寿的人多,所以在严嵩步入宴会厅时,不少人踮起脚尖,以便一睹首辅的风采。严嵩一面向祝寿的人们拱手致谢,一面频频和生人、熟人打招呼,场面极其热烈,也十分激动人心。严嵩是什么人?当朝大学士、首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他上面的那个人、那个嘉靖皇帝,根本就没几个人见过。所以,严嵩可以说是大家能够见到的地位最高的人了。有幸参加这样一个人的寿诞宴会,和这样一个人近距离接触,能不激动人心吗?


  但谁也没想到,有人在这个时候却发出了怪异的笑声。这个笑声和祝寿的场面极不协调、极不和谐,严嵩兴致正高,听到有人怪笑,回头一看,是翰林院的一位官员,名叫高拱。这个高拱后来也入阁为大学士,但当时还是翰林院的史官。严嵩笑着问道,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玩的事吗,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高拱笑得突然,自己也有些紧张,但见严嵩并没有发怒和责怪的意思,便壮着胆子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事情,只是想起了韩愈韩昌黎的《斗鸡诗》。


  “斗鸡诗?”见严嵩和高拱谈诗,不少人拥了上来,要听个明白。


  高拱也是个人来疯,见人多了,忘记了紧张,摇头晃脑地说,我刚才见到严阁老精神抖搂,昂然而来,又见各位伸长了脖子,一睹阁老风采,不由得想起韩昌黎《斗鸡诗》的头两句:“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说着说着,又忍不住便笑了起来。


  众人一听,哄堂大笑,严嵩也笑得直不起腰来。


  诸位说,这有什么可笑的?给严嵩祝寿,怎么和韩愈的《斗鸡诗》扯在一起了?


  原来这里有个典故,“江西”的“西”与“鸡”是谐音,北京人“西”、“鸡”不分,每每把“江西”叫做“江鸡”。江西人自己也常常以此相互逗乐。严嵩身材修长,晚年又有些发福,被一大群小个子江西人簇拥着,使高拱形象地联想起了韩愈说的“大鸡”和“小鸡”,“大鸡昂然来,小鸡竦以待”,不禁笑了起来。


  这件事情是由当事人高拱自己记载下来的,语调很得意,对严嵩也充满敬意。


  后来的人们说起这件事,也不免发出感慨:前辈风范,令人神往。同时又不免发出感慨:如此温文尔雅、风趣盎然的严嵩,怎么会变得令人厌恶、变成了大奸臣?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原来严嵩由极享“清誉”、人人称赞的好官,变成人人喊打、令人厌恶的奸臣,有一个三部曲,是一个奸臣的生成三部曲。


  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嘉靖皇帝软硬兼施的调教和严嵩由无可奈何到心领神会的配合。


  事情发生在严嵩担任礼部尚书不久的嘉靖十七年六月。当时,大礼议的喧嚣虽然已经结束,嘉靖皇帝也已经如愿以偿地尊称父亲为“献皇帝”、母亲为“皇太后”。但在一群拍马屁的官员的鼓捣下,嘉靖皇帝决定把父亲“献皇帝”的牌位搬进太庙,让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和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这些前辈见见面,能够和父亲成化皇帝、哥哥弘治皇帝、侄子正德皇帝叙叙旧,高兴高兴。


  皇帝想让父亲在天上高兴,却难倒了在人间的礼部官员。太庙本来是用来供奉本朝历代已故皇帝牌位的,这个并没有真正做皇帝的所谓“献皇帝”的牌位如果搬进太庙,该摆放在哪里?是放在他哥哥弘治皇帝之后,还是放在侄儿正德皇帝之后?放在哪里都好像不合适。


  但是,皇帝只管作出荒唐决定,至于如何落实这个荒唐决定,则是礼部,特别是礼部尚书严嵩的事情。


  满载着清誉担任礼部尚书不久的严嵩没有办法,只得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皇帝的这个决定匪夷所思。没做过皇帝,怎么能够硬把牌位塞进去呢?


  于是,由严嵩领衔,上了一道奏疏,指出将“献皇帝”的牌位摆进太庙的不合理。嘉靖皇帝见到这个奏疏,心里自然不痛快。他将奏疏驳了回去,但语气比较缓和,让严嵩等人再议。从嘉靖皇帝的性格来说,其实是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六岁的新任礼部尚书严嵩一次面子。


  礼部的意见被驳回后,一位户部侍郎跳了出来,以个人的名义对“献皇帝”牌位进太庙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对于这个本来没有议礼任务的户部官员的多管闲事,嘉靖皇帝毫不客气,指责他“肆欺不道”,下锦衣卫拷讯。这叫做敲山震虎,杀户部的鸡给礼部的猴看。


  尽管这样,严嵩仍然没有畏缩。他改换战术,不再正面反对把“献皇帝”的牌位搬进太庙,而是对“献皇帝”莫须有的丰功伟绩大唱赞歌。说“献皇帝”封在安陆州,就和当年周文王在陕西一样;而“献皇帝”生下了嘉靖皇上,又与当年周文王生了周武王相似。皇上的“中兴”伟业,也就是“献皇帝”的伟业。所以,给“献皇帝”追加任何尊号都不过分。他的功德,就是一座永恒的太庙。当然,严嵩有一句话没说:既然是永恒的太庙,这牌位进不进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马屁可以说是拍得有点过分,有点不伦不类。严嵩们也不考虑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是怎么得到天下的,难道正德皇帝是商纣王、正德皇帝的天下是殷商的天下?但嘉靖并没有责怪,可以说又放了严嵩一马。嘉靖皇帝不反驳,当然也是因为不好反驳,总不能说父亲没有功德、不能说父亲的功德不是永恒的太庙。而且,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有人拍马屁总是高兴的事情。


  如果写抒情散文,嘉靖皇帝可能不是严嵩以及礼部官员们的对手。但久病成医,经过“大礼议”的洗礼,嘉靖皇帝在“礼”的问题上已经是颇有心得,或者说已经成了专家。


  当年,张璁以一篇《辩礼疏》、一篇《大礼或问》,向以杨廷和为首的满朝大臣发动攻击,嘉靖皇帝仍然历历在目的。他仿照张璁的《大礼或问》,亲自写了一篇《明堂或问》,共1200余字。他让人抄录若干份,分发给大臣,人手一份,让他们好好学习。


  “明堂”本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这里特指太庙。嘉靖皇帝在《明堂或问》的开篇说:“明堂或问者,非上人以好辩……实不得已之言也。”意思是说,我亲自写这个《明堂或问》,并不是无事生非,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这帮做臣子的,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在办事。我只好教你们如何开窍、教你们懂得如何为君父分忧。接下来,嘉靖皇帝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引经据典,一步一步对父亲“献皇帝”入太庙的合理性进行阐述。


  皇帝亲自写一篇千字文,和大臣讨论一个问题,这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极其少见,可见嘉靖皇帝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摆在严嵩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按照皇帝的意思办。另一条是坚持己见,不惜罢官而去。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反复斟酌之后,严嵩和他的同僚们屈服了。他们清楚,在嘉靖皇帝面前,在嘉靖皇帝尊崇父亲的问题上,是没有价钱可讲的。


  于是,仍然是由严嵩领衔,礼部由反对“献皇帝”入太庙,转而帮助皇帝寻找到了“献皇帝”入太庙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理论依据是:“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什么意思?意思是,在太庙中,开国皇帝的牌位居中,然后左昭右穆,左边是儿子,右边是孙子,交替排列。这就是所谓父子异昭穆。但这一条没有办法帮助“献皇帝”入太庙,于是用第二条,“兄弟同世数”。意思是,如果兄弟都做了皇帝,虽然有先后,但他们是同一辈人,应该同在一个“昭”位上或“穆”位上。这是理论依据。事实依据,严嵩们也帮皇帝找到了,那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因为是兄弟,所以在北宋的太庙中,两兄弟都位于“昭位”。既然如此,嘉靖皇帝的父亲“献皇帝”也可以和伯父“敬皇帝”也就是弘治皇帝,一同放在昭位或穆位上。


  问题解决了,皇帝高兴了,不但实现了父亲入太庙的意图,还通过这件事教育了包括严嵩在内的一批人,教会了他们如何理解和贯彻自己的意图、如何把自己的荒唐决定演绎为英明决策并坚决执行。


  但这件事情却使严嵩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脑子急转弯,这个礼部尚书的位子可能是保不住了。因为就在他领衔第三次上疏,帮助嘉靖皇帝寻找到“献皇帝”入太庙的理由不久,那位跳出来反对“献皇帝”入太庙的户部侍郎,就被嘉靖皇帝下特旨削职为民了。


  从此以后,严嵩变了,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变得唯君命是从了。他一次又一次地、越来越娴熟地,到后来就习惯成自然地把嘉靖皇帝的荒唐决定解释为英明决策了。


  我们曾经多次说过,嘉靖皇帝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是一定会给予回报的。所以,他也一次又一次地给严嵩加官晋爵,开始是由礼部尚书入阁,然后是少保、少傅、少师,武英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再后来是上柱国。最后无官可加了,便给他儿子、孙子封官。


  一代“奸臣”,就这样在嘉靖皇帝软硬兼施的调教中逐步诞生了。


  其实,嘉靖皇帝对每一位重要的大臣,也都进行过调教,但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这就要看各人自己的个性和悟性了。


  在整个嘉靖朝,影响最大的内阁首辅一共有四位:杨廷和、张璁、严嵩,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徐阶。对于杨廷和和张璁,嘉靖皇帝没有能够调教成功。原因是,


  第一,杨廷和、张璁都是功臣,杨廷和帮助嘉靖皇帝做了皇帝、张璁帮助嘉靖皇帝议大礼,所以他们都有不听调教的资本。


  第二,杨廷和、张璁都有比较强的个性,有自己的为人的原则和为官的底线。越过这个原则或底线,不管皇帝如何软硬兼施,宁愿罢官,也不买账,所以后来都被迫退休。


  比起杨廷和、张璁,严嵩有他的长处,那就是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肯帮助人,所以他的追随者远比杨廷和、远比张璁多。但是,比起杨廷和、比起张璁,严嵩没有和嘉靖皇帝讨价还价的资本,却有明显的性格上的缺陷,那就是随波逐流,缺乏原则和底线,缺乏斗争性。表面看上去是为了维护君臣之间的“和谐”,更多的却是在明哲保身。


  正是因为这些长处和缺陷,使得严嵩比较容易被嘉靖皇帝调教,最终自然也要为嘉靖皇帝背黑祸。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在严嵩做首辅之前,人们提意见,大多是冲着嘉靖皇帝来的;但严嵩做了首辅之后,人们提意见,却是首先冲着严嵩。其中固然有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看到,杨廷和、张璁,乃至严嵩的前任夏言做首辅的时候,他们都对嘉靖皇帝的荒唐决定提出过意见,并且都为此付出过代价:杨廷和被迫退休、退休后待遇被剥夺,儿子、女婿都跟着遭难。张璁四上四下,每次复出后,仍然不断提意见。夏言不但被罢过官,而且最后被嘉靖皇帝处以死刑,成为明朝第一个真正被处以死刑的内阁首辅。而严嵩却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被弹劾致仕,从未离开过内阁。既然是这样,你当然要为嘉靖皇帝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是严嵩奸臣三部曲的第一部曲。


  严嵩奸臣三部曲的第二部曲,是儿子严世蕃的招怨和老子严嵩的纵容。


  严世蕃的长相和父亲严嵩截然不同。严嵩是身材修长、眉目清秀,严世蕃却是“短项肥体”,脖子短、身体肥。严嵩目若朗星,严世蕃却瞎了一只眼睛。但严世蕃却极其聪明,所以也极其自负。他曾经和友人学曹操煮酒论英雄,认为天下人才,只有三位,自己不仅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排列第一的一位。


  那么,严世蕃有什么本领如此自负呢?他至少有三大本领。


  严世蕃的第一大本领,是“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对国家的典章制度特别熟悉,对时务政局有通达的洞察力。


  严嵩入阁时已经六十三岁,仍然神清气爽、精力充沛。所以许多人猜测,说嘉靖皇帝所以始终信任严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严嵩的长寿,因为严嵩越老越是仙风道骨,嘉靖皇帝想沾沾他的仙气,想跟着他长寿。但好日子过得也快,六十三岁入阁,转眼间就是七十、八十了。尽管身体好,尽管是长寿,但精力总是在逐渐衰退。作为首辅,他既要处理国家的大事。又要在西苑的值房上班,陪着皇帝向上天祈祷,帮着皇帝写与上天对话的“青词”。这些,都是特别需要花精力对付的。所以,严嵩有很多公务就交给儿子严世蕃了。当时的记载说,六部九卿,朝廷大员,向严嵩的代表严世蕃汇报工作,有人早上去严府排队,等到晚上也不得一见,只得打道回府,次日继续排队。京城中致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严嵩是大丞相、严世蕃是小丞相。如果有急事求见小丞相,得先打点门卫,所谓“宰相门前四品官”,即此之谓也。


  严世蕃的第二大本领,是能够认识嘉靖皇帝写的字、能够读懂嘉靖皇帝的心。这个本事却是他父亲严嵩所不具备的。


  嘉靖皇帝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图,或者见到各部门的奏疏,他也往往写上几个字,或者批上几句话。这是其一。其二,因为酷信道教,以与上天对话为乐,所以嘉靖皇帝的这几个字或几句话往往又暗藏机锋,道家的情、佛家的性、儒家的理,往往就在里面。其三,他写的字又是龙飞凤舞,行不行草不草,这就需要猜测。既要猜测这字是什么字,又要猜测这字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玄机。


  严嵩虽然也聪明,嘉靖皇帝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他也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对于嘉靖皇帝龙飞凤舞的书法,特别是书法后面隐藏的种种玄机,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玄机,而是词不达意,严嵩却是缺乏悟性。他缺乏这方面的悟性,儿子严世蕃在这方面却特别有悟性。不管嘉靖皇帝的文字多么潦草,不管嘉靖皇帝怎么故弄玄虚,严世蕃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却是真正的一目了然、猜无不中。这就帮了父亲的大忙。嘉靖皇帝也认为,他的意图,只有严嵩才知道,这才真正是君臣一心。但嘉靖皇帝怎么也想不到,严嵩后面竟然有一个有如此本领的儿子。


  儿子贡献越大,严嵩对儿子的信赖程度也就越大,对儿子的胡作非为也就越纵容,严世蕃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这就造成了他的第三大本领:捞钱。


  捞钱的路子有多条,严世蕃最拿手的是两条。第一,通过官员的任命捞钱。由于熟悉典章制度、通晓时务政局,所以哪个职务重要、哪个岗位艰辛,哪个地方贫瘠、哪个衙门肥实,统统都在严世蕃的心中。但他掌握这个情况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安排干部,而是用来收受贿赂。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都标出价钱,按价授官。第二条,通过卖弄人情捞钱。有人得罪皇帝被抓起来,严世蕃便放出风声,说这事除非我们家老爷子出面,否则是死路一条。有人得罪皇帝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严世蕃又放出风声,说这是我们家老爷子做了皇帝的工作,你们得感恩。


  这一年下来,有多少官员被任命、有多少官员被抓进监狱,又有多少官员抓了又被放出来,十年、二十年下来,严世蕃收受的贿赂就无法计算了。有记载说,严世蕃不仅和友人煮洒论英雄,也和友人酒后比财富。经过一番比较,排出了当时的富豪榜,严家赫然名列前茅。

  但是,严世蕃的本领越大,得罪的人越多,招致的怨气也越大,而所有这些怨气,全都对准了严嵩。可以说,老子严嵩在如履薄冰地伴君,儿子严世蕃却在嘻笑怒骂地弄权;老子严嵩在陪着笑脸结善缘,儿子严世蕃却在随心所欲招怨气。这是严嵩“奸臣”三部曲的第二部。


  严嵩“奸臣”三部曲的第三部,是老百姓的评价和社会舆论的推动。


  老子长期在位,高官厚禄却无所建树,甚至助纣为虐,在官场的腐败过程中随波逐流乃至推波助澜;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拉帮结派、卖官鬻爵,视国家大事、百姓生计为儿戏。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不是奸臣,那天底下哪里还有奸臣?所以,用不着《明史》把严嵩收入《奸臣传》,老百姓早已经把严嵩视为奸臣了。这种情绪、这种认识,通过小说和戏曲表达出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大家要问,小说戏曲能形成舆论、推导舆论?当然可以。因为在当时,小说、戏曲是当之无愧的“主流媒体”。


  明朝到嘉靖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文化生活比较丰富。读书人凑在一起,大抵上会有三件事:酒、妓、戏。大家了见面,交杯换盏,交流交流最近听到的、看到的朝廷轶事,召来艺人、艺妓,唱一段戏曲、说一段小说。就像现在,新老朋友聚会,喝上两杯革命小老酒,喝上两曲卡拉,交流交流手机短信,其乐融融。那么普通老百姓呢?他们的业余爱好,也有三桩事:赌博、看戏、听小说。


  都离不开小说和戏曲。


  还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小说,主要不是由文人写给人们看的,而是说书人说给人们听的,即使文人写出来,传播也主要是靠说。一人说、众人听,如痴如醉。我们今天可以在电视、收音机中听袁阔成说“三国”、听单田芳说“隋唐演义”,但那时是在茶馆、在书场说书,听众可以现场交流。至于看戏,那就更要人气、更要交流了。


  读书人看戏听小说、普通老百姓也看戏听小说,这样一来,戏曲、小说,成了人们接收外部信息的重要媒体。而且,明朝的人编戏、编小说,往往把当代的人、当代的事编进去。不管什么人,一旦被编进了小说、编进了戏曲,一夜之间,可能就天下闻名,不是流芳千古,就是遗臭万年。


  在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期,至少有几十种小说和戏曲在演绎着严嵩。其中有隐去姓名,如《金瓶梅》。《金瓶梅》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当时的人们认定,它其实是在说明朝的事,是挂宋朝的羊头,卖本朝的狗肉。比如,《金瓶梅》中的蔡京父子,就是影射严嵩父子。更多的小说和戏曲,则是真名真姓。如《大红袍》、《鸣凤记》等等。严嵩之所以遗臭万年,就是因为在这些小说和戏曲中,他总是反面人物,而且常常是反一号,是大奸臣。


  这样一来,由戏曲小说,代表着普通老百姓的认识,形成强大的舆论,把严嵩定格在了无恶不作的大奸臣。根本不需要《明史》定案,严嵩就完成了他的奸臣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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