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

作者简介

曾彦博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邱 斌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4期（总第92辑）

全文4467字，阅读约需10分钟

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实证研究领域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以及近年来推动因果推断分析方法进步的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因本斯（Guido Imbens）。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证方法，特别是对因果推断框架的改进和应用方面，对于主要使用简约式估计的众多经济学研究者而言，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当下流行的因果推断框架实际上是在社会关系中寻求某种类似自然实验的因果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验组特定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这种基于准自然试验的研究思路连贯且清晰地展示了从研究假设到实证结果的分析过程，其简洁明了的论证方式让人不禁联想到18世纪经典物理理论指导下的科学研究——当时的研究者坚信，如果宇宙有规律，那么它一定能被概括成最简单而优美的数学公式。

这同时也给读者们带来了些许意犹未尽之感，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家被颁发给了研究复杂系统的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e）和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爱因斯坦以后的理论研究者已不再执着于揭示简谐的宇宙规律，转而将气候变化、生物演化、粒子运动以及社会活动描述为一系列无序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系统。

如果把经济和社会也看成复杂系统，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系统中一系列局部因果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否通过逐项设计自然实验从而穷尽对社会发展关键机制的描摹？这些关键机制的组合能为实践提供何种程度的指导？在层层逻辑思考和怀疑中，一个持久以来的 “简单”哲学问题不由得浮出水面：什么是因果关系？

一

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就对当时学者所持的因果观念进行了深入而彻底的批判，休谟认为通过归纳推理所得到的因果关系（Inductive Causality）不能得到推理论证或经验知识的检验，进而对因果关系的基础提出质疑，认为“一切从经验而来的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人所认知到的因果关系仅仅是适应于人类思考和推理习惯的需要，而不是实际存在于世界上的自然规律。

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论断无疑是超越时代且极具颠覆性的。虽然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反驳，认为当代的因果分析和实验方法已经提供了通过经验知识检验因果关系的一般框架，也可以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将人类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应用于社会生产已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无可否认的是，休谟所提出的怀疑论思想和理性分析原则动摇了当时经院哲学空洞无物的形而上学辩论，鞭策了新兴经验科学的求真务实态度，影响和启发了同时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等，其思想对后世功利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理论体系中许多细节在今天依然被反复考辩，其积极务实的批判态度和渴求真理的高贵灵魂直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为了解决因果关系的困惑，我们不妨回到18世纪，回到经典物理、经验论以及大卫·休谟的时代，回顾这位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关于因果关系、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以及这位思想巨匠的传奇一生。

大卫·休谟于1711年出生于爱丁堡，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过法律，先后担任过侯爵的家庭秘书、爱丁堡法学院图书馆馆长和英国北部副国务大臣（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Northern Department）。

休谟的哲学思想主要记载于三卷本《人性论》（1739年-1740年）和《道德原则研究》（1751年）。可能由于上述专著中极具批判性的深刻思想和毫不遮掩的直白表达，其哲学思想和关于人性的科学分析没能得到当时思想界的广泛接纳和重视，相反他对于形而上学知识的怀疑态度和科学实践主义的思想倾向受到了公众舆论的抵制，这使得他在申请大学教职时屡屡碰壁。

真正让休谟声名鹊起的是他在担任上文所提及的图书馆馆长期间完成的六卷本《英国史》（1754年-1762年）。此后，他应侯爵邀请作为英国大使馆秘书出使法国，在巴黎结识了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并邀请他访问英国，其后于1767年出任北部副国务大臣，任职两年后请辞回到爱丁堡安度晚年。

休谟的思想世界幽深而奇谲，不被当时的公众所理解，却深深吸引了那个时代同样杰出的头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同时期的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和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前者与休谟维持了书信往来，在休谟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探望过他，而后者则称休谟的思想将他从教条式的沉湎（Dogmatic Slumbers）中唤醒。

后世的研究者将休谟的哲学思想重新发掘，将他与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并称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所谓经验主义，指的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而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经验主义者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于经验、受限于经验，理解人类思想的首要问题在于从感觉到知识的加工过程。

而关于过去经院哲学所集中讨论的形而上学知识，经验主义者普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如何能够接触和理解这些知识，并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才可能对这些形而上的知识进行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论述来自于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该著作集中讨论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在关于经验主义的讨论中不难发现经典物理学思想的身影，当时的物理学被称为“自然哲学”，自牛顿运用推理、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在自然哲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并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来，自然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推广到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很多当时作为哲学细分的研究领域在引入自然哲学方法后逐渐演化为今天的独立学科。

二

休谟的《人性论》正是使用自然哲学方法剖析人性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早期代表作，用今天的话来说，休谟的尝试无异于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也可以说具备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雏形。

不同于当代经济学将人性“方便地”化简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人类实际上不善于理性地决策和行动，在眼下的小利益和长远的巨大利益之间，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理性是且应该只能是激情的奴隶（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这个假设推而广之，可以用于解释政府和法律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类服从于情感的天性不易改变，放任每个人自由地追求短期利益只会导致社会的土崩瓦解，只能通过制定法律和实施强制的措施使得大众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符，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提升公众福利的目的。

这样看来，当代公共经济学所关注的“外部性”问题和公众预期问题在休谟那里已经得到了初步讨论，休谟的思路可以等同于通过法律制度将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使得公民的最优决策与整体利益相一致。

由此可见，虽然休谟和斯密相交甚密，并且其观点总体上来说更加倾向于自由放任主义，但出于其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休谟对自由放任的态度依然有所保留。至少相比于斯密所描述的“守夜人”式政府，休谟所设想的政府在立法和干预方面会更加积极。

事实上，休谟不仅将当时的自然哲学方法引入了关于人性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还在形而上学领域采取了更加审慎的科学态度。休谟认为，知识分为两类：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和关于事实的知识。前者是通过严格假设和演绎推理得到的科学知识，主要以数学和逻辑的形式存在；后者是从事实经验中建立联系、归纳总结得到的规律。

与依赖演绎推理得到必然关系的观念知识不同，关于事实的知识只能通过不断在经验之间建立联系和比对新旧经验才能得到验证，由此得到的规律和知识及规律只能是或然的。但是由于得到了事实的检验，这种或然的规律和知识才有利于指导人类实践，因此是有利的。

对于失去了事实检验作为依据的知识，休谟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经院哲学的书籍中不包含有关事实和存在的经验论证，就应该被投到烈火中去，“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诡辩和幻想”。这一论断成为了日后他遭受虔诚卫道士共同抵制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生涯。

更进一步地，休谟不仅将现有的自然哲学方法运用于人性研究和形而上学分析，更带着改善现有知识的目的，对当时自然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石——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进行了深入而彻底的批判。休谟的问题在于，因果观念是否有其必然基础。

根据当时的普遍认识，如果知觉到两个“观念”在时空中相继出现，并且这种继发性的时空联系是可重复的，那么人们会把前者看作原因，把后者看作结果，并以这种经验为基础，把这种恒常的连贯关系看作是因果关系。

休谟指出，这一论断实际上犯了用经验解释经验的循环论证错误：从经验和事实本身是归纳推理所使用的素材而不是其必然性来源，如果没有必然性依据的支撑，我们就难以保证两个“观念”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

借用今天的分析框架来说，即使我们使用因果推断工具验证了A与B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保证A与B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由未观测到的潜在变量C所决定的。如果不借助其他方法（理论分析、现实描述、有向无环图等）对这一关系进行限定，我们将无法从因果推断中还原（recover）出“真实”的因果描述。

休谟关于因果分析的批判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动摇了经验科学的基础，同时也对经验科学方法的改进起到了重要的鞭策作用。可以说休谟的上述质疑与改进是一种“温和的怀疑论”，怀疑在休谟这里成为了寻求确定知识的手段，只有在疑无可疑之处，真正的知识才会显现。

三

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休谟对于思想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富有洞见的学术主张和研究结论，更在于其“温和怀疑论”的学术态度和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的审慎方法。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怀疑论者的休谟，仅仅是在“业余”的零散经济学研究中就指出了当时重商主义者重视出口盈余所带来的货币贬值问题，并形成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无怪乎斯坦利·布鲁在《经济思想史》中指出：“如果他（休谟）著有完整而系统的经济学论文集，那么他将成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休谟所持“疑无可疑方得真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对于今天的实证研究者而言可谓亲切而友好，揣摩之仿佛跨越三百年时光与前辈对话交流，感受其思维之锐利、言辞之风趣，并深感吾道不孤。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休谟不仅是一个怀疑论者和严格的实证主义者，更是从毋庸置疑的经验事实出发对人性、人类社会和法律道德规范进行整体性描摹的理论家和哲学家。正如休谟所言，科学知识与经验规律两相结合，才能得到确实无疑的“因果关系”，这便是其后及当今研究者所应追寻的更高目标了。

毋庸置疑，由于二战以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直至当今已进入信息时代，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层出不穷，传统的经院派哲学思辨和对事物的简化式因果关系判断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对复杂系统的认知、描摹与推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卡德和安格里斯特等所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因果识别的探索与实践也同样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并且可以更加易于操作和实践。

当然，所有推动方法论进步的经济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在他们种种复杂而实用的因果关系推断逻辑和精细方法的建构中，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以休谟为代表的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前辈所铺就的并非坦途的推演路径和不可抹煞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