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统计过，从秦始皇到溥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共出现过83个王朝、408位皇帝。而其中大多数的王朝，现在大多数的人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就算让号称对中国古代史“略懂”的俺来挨个掰扯掰扯，也得一脸懵逼状，赶紧翻书或是求助于度娘。因此，要想在这近百个王朝中脱颖而出，并挂上个优等生的头衔，那么基本条件就是必须取得“大一统”这一成就。
那么何为“大一统”？为啥同样笼罩着“大一统”光环的秦、晋朝与唐、清朝疆域能差出好几百、甚至近千平方公里？要想回答这一问题，俺要么只有干瞪眼，要么就得扯出一篇万言以上的论文来。因此在这里只能简单粗暴的引用疆域这一论据作为标准：禹贡九州这块最基本的地盘起码得占全了吧？
禹贡九州是华夏故土的根源，但远不是全部
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为一个“幽云十六州”幽怨了300多年的宋朝惨遭淘汰……
这样一来能算得上大一统的王朝，就剩下了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八个王朝。若是排除被撵到东南一隅苟延残喘的东晋，从秦到清，中国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了维持了大一统。
而在这八个大一统王朝中，晋朝当属奇葩一朵——当然是最窝囊的那一朵。与其他大一统王朝相比，终两晋155年的历史，既无开疆拓土之功、也无明君名臣名将、又无治乱治平之盛世……也就是俺没那个闲工夫，要不在此“三无”基础上再总结出几个“无”来，那是绝对不在话下。
这是两晋地盘最大的时候，跟东汉末年没啥区别，而且没维持住几年
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师长在评价晋朝时，用了“臭狗屎”这个非常极端而且不雅的词汇，曾令我非常惊讶。可是当我后来熟悉了这段历史，才体会到这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评价其实不为太过，而且找到了造成两晋如此窝囊罪魁祸首——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
一部《军师联盟》在吃瓜群众中普及了司马懿这个名字，其实熟知《三国演义》的朋友对司马懿也不会陌生。毕竟发生在他身上的诸如“空城计”、“鹰视狼顾”、“红装促战”之类的典故让人耳熟能详，只不过这次由奸角换成了正面形象罢了。
一代枭雄司马懿，堪称玩弄权谋的顶级高手
而在历史上，司马懿搞得最大的一出事则是高平陵之变，一举夺下曹魏的军政大权，为晋朝立国奠定了基础。司马懿的两个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长子司马师废曹芳而立曹髦，首开操纵废立之先河；次子更是创造了一个成语典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亲信贾充、成济再行废立——杀曹髦而立曹奂。至此曹魏政权已成为任由司马氏宰杀的弱鸡，咸熙二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奂禅位，建立晋国。
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做了司马炎篡国的垫脚石
司马炎作为晋朝的开国皇帝，不仅是两晋在位时间最长（25年）、寿命最长（55岁），也是唯一一位执政能力和智商水平均能勉强保持在水准之上的皇帝。但是与其他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相比，司马炎也只有跟在人家屁股后头吃土的资格。
在司马炎统治期间，是两晋155年历史中难得一见的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的时期，史称“太康之治”。
司马炎占了父祖辈的便宜，江山与帝位几乎是唾手可得，要说他多厉害就是扯了
不过历数两晋155年历史、16位皇帝当中，能拿得出手而且值得说说的“丰功伟绩”也就仅此而已。论疆域，两晋最鼎盛期间，也不过勉强维持了东汉末年的那点地盘；论君主，两晋最能拿出手的司马炎，作为一个开国皇帝的作为还比不上其他朝代的许多守成之君；论贤臣名将，王浑、羊祜、王导、谢安等人是有些名气，但那点功绩跟其他朝代相比，只能算作菜鸟互啄的水平；论内政，别的不说——国祚仅38年即亡的隋朝，一个“开皇之治”也延续了近20年，两晋好不容易弄出个“太康之治”也没挺过10年，怎么比？
太熙元年，司马炎病死，太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智力残障人士，著名的“何不食肉糜”典故便是他的杰作，因此被后人评价为：
“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读通鉴论·卷十二》，王夫之）
司马衷在位期间，皇后贾南风专权乱政，引起八王之乱，直接让晋朝未兴而衰，西晋因此灭亡，东晋只能偏安江南苟延残喘。
晋惠帝因一碗肉粥臭名昭著，应该是史上最著名的傻子
晋朝建国后，司马懿被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司马师为世宗景皇帝、司马昭为太祖文皇帝，再加上世祖武皇帝司马炎——司马家祖孙三代四帝不论德行，而只论才智手段的话都是上中之选，尤善阴谋，心肠狠辣。可惜自司马炎之后，司马家的皇帝连一个能拿得出手的都欠奉，不是窝囊废就是平庸之辈，疯子傻子都没少出，而且大都寿数不长，这种情况哪朝哪代都没怎么见过，也算是怪哉了。
窃以为，要不是从司马懿到司马炎个个缺德缺大发了、遭到报应的结果，就是这四位不管不顾的耗尽了司马家的精气才略，子孙后代啥都没捞着，只剩下当傻子的份儿了。
但凡大一统王朝在立国之初，总有一种叫做“开国气象”的神秘光环附体。大体表现为在外开疆拓土，四夷要么被追杀得屁滚尿流、丧土失民、远窜边荒，要么对“天朝上国”载歌载舞、五体投地、万邦来朝；在内则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多有太平盛世出现，而且少则几十年、多则百余年。
大凡开国，多有盛世。但窝囊如晋，好容易弄出个盛世还没挺过10年
除了倏忽二世而亡的秦朝，唯独晋朝是个例外。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吴国尚存，自东汉末年的大分裂局面尚未结束，因此他还能励精图治。在此期间，司马炎采取了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加强军力等措施，故而能一举灭掉吴国，实现了大一统。此外，司马炎在位期间还跟鲜卑、匈奴打了几仗，取得了晋朝在外战中少见的胜利。
再剩下的，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华夏陆沉、权臣当道、皇权旁落，最后亡国都亡得生无可恋、好似超脱，堪称从头窝囊到尾、窝囊到了极点。
华夏陆沉三百年，是司马晋家造的最大的孽，司马炎难辞其咎
历代王朝兴亡的基本规律就是——开国之君的作为基本奠定一个王朝的基调，其后的皇帝大多一代不如一代，能扭转乾坤、再造中兴的更是少之又少。前边说过，晋武帝尽管是司马家里边皇帝做得最好的了，但是与其他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他无疑是不合格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连司马炎都不合格了，他的子孙后人以及晋朝还值得期待吗？
而且，司马炎还亲手埋下了三颗雷，然后把他的江山和子孙后代雷得不轻。
第一颗雷——恢复封建。
自西周初年武王和周公两次大封建之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我之前的文章西周的两次“大封建”——这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起源）。秦始皇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汉初封建回潮导致七王之乱，促使汉武帝施行“推恩令”重新强化中央集权。到了曹魏时期，有感于军政大权沦于司马氏之手，宗室曹囧曾作《六代论》再次提倡恢复封建：
“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
鉴于曹魏宗室无力而至亡国的教训，司马炎建国之后便恢复封建制度，藉以屏藩皇室。自泰始元年起，大封子弟20多人为王，而且赋予其兵权。王国分三等，以郡为国，掌兵数千不等，下设公国、侯国，以安置诸王之支庶。
“八王之乱”可不止八个司马家的王造反
一开始，司马炎脑子还清醒，而且威望足以震慑诸王，因此诸王均聚居京城而不就国。不过到了咸宁三年，权臣杨珧为交通朋党，极力策划诸王就国：
“古者封建诸侯，所以藩卫王室；今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捍城之义。”（《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
此时司马炎已经开始怠政昏聩，便批准诸王就国。之后又分遣诸王为方镇将军和都督，使其不但掌握重兵，而且坐镇要津，势力大为膨胀。此后“太康之治”的短暂繁荣又继续冲昏司马炎的头脑，决定偃武修文，遂罢州郡之兵。于是后来八王作乱时，地方州郡没有力量制止，使得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
司马炎死后仅一年，八王之乱便即爆发。这场内乱持续了16年之久，彻底破坏了晋初短暂的太平，并直接导致了西晋灭亡、华夏陆沉、分裂动荡三百年，无辜罹难者数以千万。
仅此一桩恶政，便足以将司马炎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骂上一句“臭狗屎”都是轻的。
第二颗雷——风气糜烂。
自《魏武三诏令》（即“重才而不尚德”）及九品中正制取代了两汉的察举制以后，士风和人心日渐萎靡。到晋朝建国之后，这种风气非但未见消退，反而在司马炎的带头示范下更趋严重。
司马炎虽然没有秦皇汉武之功，却犯了秦皇汉武之病。到了晚年荒淫怠政，著名的“羊车望幸”这一典故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 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晋书·后妃传上·胡贵嫔）
如今的男人常常羡慕古代帝王“后宫佳丽三千人”（女人大概幻想“三千宠爱在一身”），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400多位皇帝里边，能按周礼把121个大小老婆的编制凑齐，已经算得上荒淫之数了。大多数皇帝固定的、有名分的后妃也就十几个、几十个，能坚持一夫一妻的也不是没有。而在史上有载的以淫奢著名、蓄养宫人最多的皇帝中，按排名分别为唐玄宗、汉武帝、秦始皇和晋武帝。司马炎论功业拿不出手，不过总有一项“伟业”堪比同行中的杰出之辈，这算不算给晋朝争了一回光？
羊车望幸——是不是有人灰常灰常滴羡慕？
皇帝如此奢靡，高官贵族们自然不甘落后，著名的“石崇斗奢”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且司马炎还插了一脚：
“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台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
大臣何曾对司马炎的奢靡无度非常不满，教训儿子道：
“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晋书·卷三十二·何曾传》）
何曾这样一个头脑清醒而且很有忧患意识、被子孙比作“圣人”的人物，他们一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子劭，日食二万。（孙）绥及弟机、羡，汰侈尤甚；与人书疏，词礼简傲。”（《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九》）
由此可见，当时晋朝高层的糜烂风气，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第三颗雷——无视边患。
华夏之北的游牧民资始终是中原民族的心腹大患，从夏商起就有荤粥（音“熏预”），周有北狄，秦汉有匈奴，三国有东胡。因东周灭国的教训，此后的诸侯国和历代王朝都对边患予以高度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的秦、燕、赵三国都曾数度北击匈奴。两汉则是一边修长城，一边以封狼居胥为业，孜孜不倦的跟匈奴死磕了将近300年，终于将其在史书中打得没了踪影。即便到了汉末，魏蜀吴三国之间都快把人脑子都打出狗脑子了，也没忘记了看牢华夏庭院的责任——蜀汉打服了西南夷、孙吴扫平了境内的山越、山夷、五溪蛮，曹魏则更是大发神威，从南匈奴、乌桓、鲜卑、氐、羌这几个后来祸害了华夏300年的胡族，到又穷又横的高句丽挨个胖揍了一遍，揍一遍不服就再揍一遍，直到收拾得服服帖帖跪地叫爸爸为止。
曹操收拾西北诸胡大多是顺手为之，基本没当过正经事
不过曹魏把北方诸胡统统打服的负面效应就是诸胡纷纷“内附”，就是从鸟不拉屎的草原沙漠搬迁到了温暖富庶的中原——毕竟人家都投降了，自然要求享受“国民待遇”。这在强盛的曹魏眼中自然不成问题（盛唐时期也是如此），可是到了孱弱的司马晋家，就成了要了老命的大问题了。
这种汉胡杂处的问题，到了晋武帝时期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大臣郭钦就曾经警告过：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晋书·卷九十七·四夷·匈奴传》）
“徙戎”这一策略虽然实施难度很大，但是对诸胡进行限制和戒备，同时加强对边防要津的管控、强化军备，以及对诸胡进行分化瓦解都是可以实施的办法，起码可以延缓危机。可是司马炎做了什么？对于郭钦的忠言“帝不纳”，而且封建诸王削弱中央权力，又贪图盛世之名，修文偃武、罢州郡之兵，使得国家的军力大为削弱。
胡人畏威而不怀德，故而若欲不为其所欺，华夏须自强
司马炎非但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视而不见，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引狼入室——太康五年羯人部落近3万人要求归附、太康七年匈奴10万余口降附、太康八年匈奴1万余口来降等等，司马炎均显示出了“天朝上国天子的博大胸怀”，将其置于边郡安居。
没过几年，缓过一口气的毒蛇，就反过头来狠狠的咬死了愚蠢的东郭先生。
上有天子奢靡怠政，中有诸王野心勃勃，下有文恬武嬉军政不修，外有诸侯狼子野心，偏偏司马炎一命呜呼后又传位给了一个白痴，于是他埋下的三颗雷便迫不及待的一一引爆，把他的江山和子孙雷了个外焦里嫩：
元康元年，也就是司马炎死后第二年，八王之乱爆发，一直持续到光熙元年。可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仅过了一年又爆发了永嘉之乱，内讧到家国残破的司马晋家根本无力抵挡。到了永嘉五年，匈奴人刘聪攻陷洛阳活捉晋怀帝司马炽，又过五年另一个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又俘获晋愍帝司马邺，西晋至此灭国。太兴元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建邺即位，又为晋朝续命了百年出头，史称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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