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科睿唯安
从JCR的起源和历史中了解J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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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当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称JCR）公布时，都会引发对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s, 简称JIF）的升降、其含义、价值和局限性的热议。在加入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讨论前，不妨让我们先回顾一下JCR的历史。JCR的创造蕴含了加菲尔德博士和他在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ISI）的同事的数个重要想法。当我们沉迷在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讨论中时，很多当初的重要设想和事实却被忽视了。现在不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JCR的历史和起源。
第一期JCR的卷首语：
“期刊引证报告是历经十多年的研究成果”
加菲尔德博士在1975年SCI卷九中介绍期刊引证报告时写道。
1975年，ISI正在准备第11期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的发布。加菲尔德博士意识到，这些引文数据的年度汇编不仅可以作为信息检索的工具，而且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去考察期刊的特征。事实上，早期的JCR都没有独立于SCI单独出版，前14期JCR都是作为SCI的年终扩展卷出版的。因此，JCR的数据源与引文索引数据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JCR对引文数据进行了基于文章和作者层面的重新组织，从而可以专门被用来了解期刊的引文特征。
和引文索引一样，JCR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建立的：一篇论文与它引用的文献以及引用它的文献之间存在某种有意义的联系，进而发表这些论文的两个作者或者两组作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在构造JCR时，这种有意义的引证关系呈现在了期刊层面。而构成JCR数据基础的这种期刊引证关系可以用来很好地回答下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了解一本期刊的角色和地位至关重要：一本期刊的用户群体是谁？使用期刊的频率如何？使用期刊的目的是什么？期刊之间的引证关系为了解学界、不同学术群体对期刊的使用情况提供了客观信息，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期刊的主题焦点提供了参考。JCR表明学者在论文中所建立的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把JCR作为SCI附属品的直接结果就是只有被SCI收录的期刊才会在JCR中显示。SCI在收录期刊时需要在选刊标准和覆盖广度之间取得平衡。选刊标准确保了期刊选择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而覆盖广度保证了入选期刊对全球学界和各种各样的研究主题都有较好的代表性。从一开始，入选引文索引的期刊就要经过选刊流程的遴选，这一实践已经在科睿唯安沿用了54年。选刊标准一直坚持同时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对期刊进行考察，因此，JCR并不是选刊的驱动因素，而是选刊的受益者。“掠夺性”期刊不会被Web of Science收录，因此也不会进入JCR。期刊的选择性保证了进入JCR的期刊都是有重要学术贡献的期刊。
JCR将论文层面的引用数据汇总成期刊层面的表现。这一过程伴随着组织复杂性的提升，要求不管是从数据还是指标的角度都要以可操作的方式定义什么是“期刊”。在认识JCR时这一条核心的理念和逻辑经常被忽略。加菲尔德博士谈到在用SCI前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时，他将期刊视作一种科学社会现象和学术交流的媒介。
从这个角度研究期刊可以给出JCR期刊一种可操作的定义，即期刊不仅仅是容纳一组论文的容器，更可以作为一种被研究的现象以及研究交流的渠道。以论文为中心的角度将期刊简单地看作论文的集合，上述关于期刊的更全面的看法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论文和期刊之间的动态演化和相互作用。期刊的创建和维护、使用、评价涉及不同角色间的相互作用：出版商和编辑制定方向，作者提交论文，审稿人评审，读者阅读论文（包括产生引用和未产生引用）。期刊与它包含的内容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只是它们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组织层次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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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在上篇中谈到的，期刊不仅仅是容纳一组论文的容器，更可以作为一种被研究的现象以及研究交流的渠道，它与之包含的内容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只是它们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组织层次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期刊的这种实体概念在设计期刊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计算期刊影响因子时的分子是将期刊，而非文章本身，看作被引用的实体而得到的期刊总被引次数。被引次数的计算包括对期刊各种类型的文章的引用。
研究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是期刊文献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对象。而其他类型的文献也承担一定的学术交流功能，但整体的学术性相对较弱，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将期刊的总被引次数作为分子，而将更具学术性的可引用文献（在影响因子的定义中称为citable items，即article和review）的数量作为分母。
“影响因子本质上是将期刊的总被引次数除以可引用文献的数量。”
每年影响因子的分子中95%以上的被引次数来自分母中的可引用文献，而一本期刊中的非可引用文献以及来自这些文献的被引次数所占的比例每年都有波动。JCR认为引用是一种学术认可，但是期刊的影响力，即便从引用的角度来看，也不仅仅只由可引用文献决定。当一本期刊发表了一则消息或评论，两三年之后仍在文献中被广泛引用，这些引用也是期刊影响力的一部分，并且也发挥了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工具的作用。
JCR中的指标是期刊独有的。其他常用指标可应用于多种不同的对象，这使得它们在进行比较和对标分析时非常有用。篇均被引的计算可应用于任意论文集合，如一本期刊中的论文或一所高校发表的论文。若一个可数集合中的元素具有可数特征，就可以计算这个集合的h指数。这些指标的定义不依赖于分析的对象，而只依赖于特定算法。但期刊影响因子不同，它是专为期刊，以及期刊的分析评价而设计的。期刊影响因子定义中分子与分母计数时的差异并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在考虑期刊内容的复杂性之后做出的最优选择。
上述解释并不是提倡将影响因子应用于所有类型的研究评价，而是为了澄清影响因子和期刊引证报告的一些事实，因为它们也反映了建立引文索引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加菲尔德博士对利用JCR理解学术交流机制的可能性抱有持续的热情，但他并不建议将JCR或引文数据作为评价期刊的唯一维度。加菲尔德博士认为，在一个合理的决策制定和假设检验的整体框架内，并在综合考虑其他主客观因素的情况下，JCR可以发挥其参考价值。他还强调，在对期刊进行比较时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当期刊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时，因为不同学科的引用存在差别。
“有些人可能第一眼觉得这只不过是一本数据手册，而我一直试图压制自己对这些数据的热情。” 加菲尔德博士说到。
加菲尔德博士对JCR可以作为期刊研究和评价资源的远见卓识，使得JCR的主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提供了期刊影响因子和总被引次数等这些概括性指标，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由期刊之间的引用关系形成的引用矩阵。在第一版JCR中，1330页的报告中的1100多页都是7磅字体的引用矩阵表格。每一期的JCR都有这样的引用数据表格，且这些数据也一直都是JCR数据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看起来过多的数据正体现了我们在报告数据时的核心价值主张之一：透明性。期刊引文网络不仅显示了期刊双方（期刊A引用了期刊B）之间的引用细节，还显示了期刊之间引文分布的时间变化，因为那些计量指标的计算细节同样关键。这些细节展示使得我们能通过考察期刊之间的相互引用关系来洞悉学科的发展以及指标计算的细节。
期刊的自引和期刊之间由于引用而形成的依赖从1975年开始就是JCR的一部分。加菲尔德博士对JCR的介绍和其中的专业术语表都提到了期刊自引可能对JCR中的引文指标产生的影响。我们鼓励使用者深入了解JCR的引文指标及其背后的数据。加菲尔德博士承认JCR中可能存在错误，但同时也表达了不遗余力地排查和消除这些错误的决心。对JCR明智而负责任的使用也是我们的设计初衷。
JCR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一项长期的研究项目和供学者进行引文研究的资源。
如果认为JCR就是影响因子的话，其实并没有理解JCR的精髓。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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