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故宫博物院在延禧宫展厅推出了“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 此次展览除了悉数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汝窑瓷器，还展出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仿汝釉瓷器，辅展以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汝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修复件、窑具、带釉及素烧瓷片， 还自海内外多家文物机构借展了代表性传世汝瓷，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汝窑和明清时期仿汝釉瓷的历史面貌。
配合展览，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了《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暨出土汝窑瓷器荟萃》图录，并于2015年11月16日至18日召开了由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主办的汝窑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30余篇，尤其是来自考古发掘单位代表所介绍的考古发现新成果和国内外专家学者介绍的台北故宫及美国、日本与韩国济州岛等地收藏或出土的汝窑瓷器。
此次展览及学术研讨会与2006年12月25日至2007年3月25日于台北故宫曾举办的“大观——北宋汝窑特展”，都开阔了汝窑研究的视野。故宫博物院此次举办的汝窑特展在考古发掘品展示方面尤显丰富。
汝窑的定义
汝窑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汝窑自然指古代汝州境内窑口烧造的全数陶瓷，而古代文献和学术界习称的汝窑，乃是指北宋晚期专为赵宋宫廷烧造天青釉青瓷的窑场，有人称之为“汝官窑”。其窑址经多次考古发掘证实位于今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由于汝官窑产品仅在北宋末很短的几十年间烧造，在南宋初期已属可用于供御的罕见之物。
汝瓷深受宋代皇室推崇，究其原因是因为汝瓷代表性的天青色釉含蓄淡雅。汝瓷绝大多数光素无纹饰，极少量采用刻、印花和雕塑等技法装饰。传世数量的稀少和天青色优美含蓄的釉色，使汝瓷备受宋代皇室珍视，在明代已开始被推举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
1987年，汝窑窑址之谜被正式揭开。关于汝窑遗址被发现的经过，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先生所撰《略谈汝窑瓷器的特点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有详细记述。
北京故宫（汝窑盘外底）与台北故宫藏蔡字款（汝窑碟）比较，台北碟刻字系清乾隆时奉旨加刻，蔡推测为蔡京或其子款识
故宫展览中的新亮点
此次展览除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外，传世北宋汝窑瓷器部分还商借了英国大英博物馆和国内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等单位的藏品。大英博物馆慨然借出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花式盏托、葵花式洗（其造型可称六出花口盘）等3件重器。而故宫博物院也倾数展出所藏20件北宋汝窑瓷器，其中一件新中国建国后征集入藏的北宋汝窑天青釉鹦鹉形器，是以往未见的汝瓷造型。因有残缺，故推测可能系出香熏炉的盖钮，其造型也与河北省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北宋黄釉鹦鹉、1960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3号墓出土唐（旧定唐，可能系宋、辽时期产品）黄绿釉鹦鹉都比较近似。
北宋汝窑天青釉鹦鹉形器 北京故宫藏
北宋汝窑天青釉盏托 大英博物馆藏
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 大英博物馆藏
河南省考古部门借出了宝丰县汝窑遗址出土的各式汝窑素烧及天青釉汝瓷。展览还展出了宝丰县大营镇蛮子营村窖藏出土的一批汝窑瓷器。考古发掘出土的汝窑瓷器造型丰富，很多与传世品可相呼应，也有一些在传世品中未曾经见，如以各种龙、狻猊、鸳鸯等为盖钮的出香熏炉，显示了汝瓷雕塑、雕刻工艺的高超水平。展出的汝窑素烧件与多种装烧工艺使用的匣钵和垫烧工艺使用的支垫具，为今人了解汝窑的具体烧造技艺和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展览还将汝州市张公巷窑址出土瓷器与宝丰县清凉寺村汝窑瓷器对比展出，由于两窑口部分产品造型和釉色近似，因此，二者具有一定关联不言而喻。
宝丰窑址出土北宋汝窑鸳鸯形出香熏炉
此次展览还展示了一批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仿汝釉产品，均出自当时景德镇御窑。明代产品均为宣德御窑产品，清代仿汝釉瓷器 以雍正和乾隆两朝为多，乾隆以后逐步退出视线。
明宣德款仿汝釉蟋蟀罐
清雍正汝釉如意耳扁壶
再议汝窑制作工艺
汝窑瓷器胎质精细，成型大量采用模制工艺，这一工艺在南宋官窑中也沿袭采用（南宋官窑在南宋文献中称“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模具分为内、外范，除了带花纹和雕塑类瓷器采用模制外，汝窑的盘碗碟类也采用内外模印制，显示这是为满足宫廷同尺寸、高质量产品需求的做法。宝丰汝窑窑址出土大量素胎印模，为我们了解汝窑制作工艺提供了证据。窑址出土的大量素烧件， 显示出汝瓷烧造需经过素烧和上釉烧两道烧成工艺，这在同时期宋代青瓷窑中颇为罕见。汝窑使用的燃料为木柴，窑址不见煤灰且窑炉普遍偏浅，这一反其道而行之、弃用当时北方瓷窑常用的煤炭而用木柴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温度和烧成气氛，力求天青色釉的成功烧成。
宝丰窑址出土汝窑盏托与素烧件比较
对于南宋文献中称定窑有“芒”不堪用，以往都认为芒指芒口，有研究者提出芒指光芒。韩国学者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认为旧时芒口之说有道理，并认为定窑有芒不堪用之说与《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不符，因为汝瓷出现后，定窑白瓷并未退出御用瓷器。汝窑瓷器采用釉裹器足支钉烧工艺，盘碗等造型多借鉴金银器，采用玛瑙入釉、釉裹足支钉烧确属烧造高档供御瓷器的做法，包括匣钵涂抹耐火泥做法也是为满足控制温度之需。
北宋汝窑匣钵，表面采用涂抹耐火泥工艺
新发现提出新问题
2012年开展的汝窑遗址考古发掘，在金代地层发现了与汝窑天青釉、青绿釉不同的青釉瓷，与禹州神垕刘家门窑第一期发掘出土的葱绿青色釉与汝州东沟窑第一期发掘出土的青绿釉非常像，在汝窑遗址展厅基坑清理灰坑时出土有钧窑瓷片与带有钧釉滴的三足支岔和垫饼。宝丰县学者提出钧窑是在继承汝窑基础上作为旁支延续下来的学术观点。
2012年还在宝丰汝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素烧器物堆积，数量达上百万件（片），有素烧牺耳出戟尊残件以及长方形劝盘（长方形委角盘）、瓜棱瓶、大碗三足炉等。绝大多数为盘类，据介绍，有些造型的素烧件以往并未发现施釉烧成件传世，考古单位认为新发现的素烧件时代为金代。那么，这些产品的属性是为金代皇室贡烧还是属于地方官府烧制，汝窑到金代是否有延续生产等，都是基于此次考古发掘后新提出的问题。
新发现的素烧窑炉还出土了一种釉面光亮、胎色灰白的“类汝窑”瓷，初步研究认为系北宋汝窑停烧后的产品，时代在北宋末或金代早中期。
张公巷窑的年代问题
此次展览，河南省考古部门提供了张公巷窑产品与汝窑产品比较展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旧传民国时期开封出土的青瓷，经测试确为张公巷窑产品。但张公巷窑产品为北宋抑或金代，以及窑址的属性，尚有待深入研究，但通过测试可知，张公巷与官汝窑和民汝窑采用不同的胎料成分和来源。
汝瓷造型新认识
关于汝窑瓷器造型，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记录了一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宋高宗宠臣张俊进奉礼物的清单，其中的汝窑瓷器有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盒一、香球一、盏四、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共16种。 结合传世和考古发现的实物可知，这些名目与汝窑产品基本可做对应。其中大小奁应为现代研究称呼的“樽式炉”。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盘 用途考证为盛热水上置樽式炉（旧称香奁）等类香具 北京故宫藏
而出香系熏炉类产品，从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可见盖钮有龙、鸳鸯、狻猊等丰富造型。汝窑瓷器大量采用仿古铜器造型，如典型的樽式炉（旧称奁）、方壶、圆壶、三足盘和盖顶置鸳鸯钮的出香具，都能在古铜器中找到母本。宋代也是 《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带插图的博古类书籍出现的年代，有些汝窑瓷器的造型与同时期书籍收录的古铜器造型并无二致。
宝丰窑址出土北宋汝窑龙、狻猊等形出香熏炉盖
汝瓷有些造型品种属于特有，如传统所称的椭圆形水仙盆、椭圆盘、龙钮出香具等。 此次有学者通过造型研究认为汝窑水仙盆之称呼很晚，其造型可能仿自铜器类的铜盨，属于特殊的食器或容器，并非花器。
北宋汝窑天青釉水仙盆(磨口) 吉林省博物馆藏
古代曾有祭祀和赏赐大臣饭食的制度。这些采用仿古铜器造型的汝窑瓷器或许和宋代丰富的祭祀天地等活动和赐食有关。汝窑瓷器的用途不应仅简单理解为满足宋代皇帝个人需用，汝窑多见的盘、碗类食器，应该是满足宋代宫廷宴会之需，从宋代绘画可见宋人宴会桌上摆满食器。
传世汝窑瓷器的数量
由于汝窑产品数量少，加之经历过宋、金战乱，到南宋初汝窑瓷器已是被权臣张俊用来向高宗献御邀宠的宝物，南宋人已经感叹汝瓷“近尤难得”（见载《清波杂志》）。传至清代、民国时期，汝窑瓷器已经是被清代皇室和收藏家视若拱璧的珍贵瓷器。清代宫廷对汝瓷认看品级、配置架座、指定收藏处所、对精品镌刻御题诗等，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详细记载。传世汝瓷多为流传有绪的清宫旧藏，国内外所藏不足百件，多为博物馆、美术馆所藏，私人手中亦有零星收藏。
乾隆御题诗并不准确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刊印《御制诗集》5部，其中有咏瓷诗近200首，一般是作好诗后旨令造办处工匠镌刻在器物上。目前所见带有乾隆御题诗的传世汝瓷共有21件，但乾隆皇帝的题诗显示当时厘定窑口尚不能完全准确，如在汝窑瓷器上有刻歌咏宋代官窑甚至钧窑瓷器者，还有把咏汝窑的瓷器刻在钧窑瓷器上者。今人结合考古发掘，对汝窑的认知远高于乾隆皇帝的鉴赏水平。此次研讨会上有学者对乾隆皇帝的汝窑鉴赏观和辨识经历做了详细考证，对清代乾隆时期多宝格中的汝瓷、御题诗与实物的对应做了详细阐释。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乾隆御题） 北京故宫藏
韩国济州岛出土的汝瓷片
据韩国学者介绍，距离朝鲜半岛最远的岛屿——济州岛，在三阳洞元堂寺遗址出土汝窑青瓷一片，为碗底残品，外底能确认有3个支钉痕，堪称海外遗址发现的中国古瓷珍贵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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