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兄弟”中的王湘等人在发掘现场午餐。正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中的同心协力，使他们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 翻拍资料照片
'寶'（繁体'宝'）字分为四部，上方为盖头，象征房屋;屋内的左边是玉字，玉是石之美音，就是石做的工具；右边是缶字，缶是陶器，乃日常用品；下面为贝，蚌贝为食品之类。古人所居为半地下室，屋顶破了已不存在，遗留到现在的就是我们所挖的灰土坑，在灰土坑内，有残石器、破陶片、破蚌壳，这就是宝。挖宝就是挖这些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研究出古人生活的状态。”
这是董作宾1933年在《大公报》发表的短文《关于“宝”》。
考古发掘神秘而诱人，在很多人看来，发掘就是“挖宝”。对于董作宾们来说，这种观念带来很大压力，安阳盗掘者就曾打出标语，指责董作宾等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董作宾感慨良多，就写了这篇短文，说明“此宝”非“彼宝”，说明科学考古的意义 。
夏鼐曾说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在艰难困顿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这“三宝”的发掘和研究，令中国学术放出一片异彩，成长起一批世界级大学者，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可以说，殷墟是商朝对二十世纪中国慷慨的馈赠。
1929年，李济和董作宾在安阳
董作宾一生成就，都是殷墟发掘的成果。在殷墟发掘之前，甲骨文的真实性是假定的，章太炎对此就非常怀疑。有了科学发掘，甲骨文才被正式确定来自殷商，史料价值得到全世界的公认。此外，发掘得来的甲骨，避免了商贩造假，更为可靠，又有土层关系和伴生器物，都有助于判断其年代。
董作宾在北大国学门读书时，就梦想能挖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开辟新天地。如今梦想成真，凭借过人的天分，过人的勤奋，他如鱼得水，很快有了大成就。
1929年秋，第三次发掘即将结束的当天下午，挖出了后来著名的“大龟四版”，董作宾潜心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成果，借助这个成果，可以将十万片散乱的甲骨排排队，“推进到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里”。
放大镜看出甲骨奥秘
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时候，董作宾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同地点出土的甲骨文字，其书法、字形、文例显著不同。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应该是时代先后不同形成的，因此发奋研究甲骨文断代问题。
断代的重要性，以前的研究者也已经意识到。刘鹗、罗振玉、王国维先后认定甲骨文是殷商遗物，是盘庚之后，一直到殷商末年的产物。但自盘庚到纣王，长达273年，遗留的甲骨数量庞大，如无法确定年代，商代历史就一片混沌。
董作宾的研究，一开始就抓住了要领。他全身心沉浸在甲骨文中。为研究甲骨文的刻写手法，他买来放大镜，仔细查看刻字的交叉部分，然后通过拍照，把文字放大20倍仔细观察，发现刻甲骨文与写字完全不同，每个字先刻所有竖画，再刻全部横画，或者先横后竖，不同刻法，隐藏着时代因素。
他还从药材铺买来龟甲，试验钻灼过程，以此来理解不同时期钻灼手法的变化。
董作宾更多的工夫用在新出甲骨的研究上。在甲骨文中，“卜”、“贞”两个字经常出现，两个字之间，往往有一个别的什么字，以往对这个字无法认知和解释，有人“疑为官名”，有人“疑为地名”，还有人怀疑是所占卜的事情。1929年第三次发掘中得到的“大龟四版”，文字较多，“卜”、“贞”有六个不同的字，如果是官名什么的，全版应该一致，因此以前的猜测都是不对的，这应该是人名！是负责占卜并刻写甲骨文的人！
这一发现，如天光泄露，意味着埋藏3000余年的秘密将彰显人世！一个龟甲上，刻有6个“贞人”的名字，而所刻文字的时间持续了9个月。也就是说，这9个月里，有6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他们岁数的差别不该超过50年。由此，董作宾得出了结论：“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提供了一把打开殷商神秘大门的钥匙。
“贞人说”的创见，以及“贞人集团”的提出，使困惑学术界多年的甲骨文断代问题“迎刃而解”，震惊了当时学术界。流亡日本、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不吝赞美之词：“囊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之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凿破鸿蒙。”数十年后，李济先生仍高度评价这一成果，“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
董作宾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行，借助随后殷墟发掘中获得的新材料，他写出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以十项分期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大作，被认为“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是完全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
正当殷墟考古方兴未艾之时，抗战爆发，日本人的铁蹄践踏安阳。致力于重建“殷商秩序”的学者们，自己生活和研究的秩序被完全打破。
“十兄弟”生离死别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殷墟发掘匆忙结束，董作宾与同仁们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艰难到达长沙后，由于前途未卜，傅斯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遣散部分人员。著名的“殷墟十兄弟”大多在遣散之列。
当时中国最有光彩，联手打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一片新天地的学术团队，在长沙生离死别，很多人此后终生再无谋面。
“十兄弟”大多以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身份，参与殷墟发掘，因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年龄相仿，于是就按年龄大小，“老大”、“老二”地叫起来。老大李景聃，然后依次是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此外，短暂参与发掘的吴金鼎、夏鼐、向达等，虽未加入，也与他们情深谊厚。
离开史语所后，刘耀、祁延霈、王湘、尹焕章等都先后去了延安。石璋如本来与刘耀一同前往延安，走到八路军临汾办事处，工作人员见刘耀衣着“土气”，而石璋如干净整齐，还戴顶礼帽，因此拒绝了石璋如，留下了刘耀（去延安后改名尹达）。
石璋如、尹达都是河南大学的学生。1929年河南与中央研究院因殷墟发掘产生矛盾，傅斯年前来开封调解，在河南大学常住，其间发表多次演讲，引发河大学子对考古的浓厚兴趣。后来傅斯年与河南达成的协议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河大学子可以去殷墟实习。石璋如、尹达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以大四学生的身份，携手前往殷墟，随后双双考取史语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临汾一别，两兄弟从此天各一方。尹达后来成为学部委员、著名史学家，出版有《中国原始社会》、《中国新石器时代》等专著，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是那个时期大陆考古的实际领导者。
石璋如自临汾返回家乡偃师，途中遭遇土匪，钱财被抢劫一空。幸好后来史语所安定下来，董作宾得知他的情况，写信让他南下重新加入了史语所。
石璋如后来去了台湾，他是“十兄弟”中年寿最高的，2006年去世，活了104岁，被尊为“考古人瑞”。他61岁后才退出田野考古，专心整理、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的资料，最大的成就，是依据殷墟地面上及地面下的建筑遗存及墓葬的研究，复原了地上的建筑物，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以探求殷代的营造程式、兵马战车的组织及宗法礼制等，力图重现当时的制度。他一生著述极丰富，专著17部，论文100篇，大部分是关于殷墟。
1998年，为纪念兄弟刘耀去世15周年，96岁高龄的石璋如写下《刘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此时，距临汾一别已61年，两兄弟再未谋面，但心中的情谊却丝毫未减。
“十兄弟”中的老五尹焕章是董作宾在南阳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28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后由董作宾介绍参加殷墟考古。后来长期在南京博物院从事考古工作，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尹焕章的女婿朱元曙曾为“十兄弟”作传，其中写到的情谊，让人感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尹达回母校河南大学做学术报告，尹焕章的外孙此时正在河大读书，听完报告，自己走上台去，向尹达自报家门。尹达一听是“五弟”后人，十分激动，拉着他的手连说：“像，像，真像你姥爷。”并循循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负“令外祖的名声”，并反复交代，一定要向焕章先生的夫人转达问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有了联系。张光直（李济、董作宾在台湾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与夏鼐的通信，经常代“十兄弟”互致问候，代为寻访亲友。1983年9月10日，夏鼐致张光直：“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夏鼐在殷墟时间不长，未名列“十兄弟”，但仍尊石璋如一声“石二哥”，这个称呼，不知凝聚了多少亲情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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