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既是自然的生命体，又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文化符号，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尤为明显。
鸟与创世神话
鸟在中国早期部族起源神话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周在记述其祖先来历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着与鸟崇拜有关的记述。如商的祖先契出生，据说就与其母亲简狄吞食了玄鸟蛋有关。《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的祖先后稷，据说是其母亲姜嫄踩了巨人的足迹怀孕而生，生下来以后因来历不祥，被弃于陋巷，却受到牛马等动物的保护而安然无恙，又“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纪》）后稷正是受到了飞鸟的保护，才得以顺利成长。所以，周代一直都流传着与神鸟有关的故事。《国语·周语上》云周朝的兴起就是受到鸟的保护：“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在这里，凤鸟的鸣叫成了一种吉祥的符号。《墨子·非攻下》言周武王将伐纣，“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这也是周之代商顺应天运的自然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中的越国也明显是以鸟为崇拜对象的诸侯国。《吴越春秋》中曾载，当地人民繁衍生息几乎皆仰赖于鸟的恩惠：“百鸟佃于泽”，“天美禹德而劳其大功，使百鸟还为民田”。所谓鸟田，说的是“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水经注》）说明人们正是模仿鸟类天然的生物习性和气候物象来松土除虫，进行田间生产与管理。《越绝书》也提到，“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说的也是“鸟田”为越地独特的稻作生产方式。
不仅如此，《吴越春秋》中还明确提到“冶鸟”是越族的崇拜对象，“越地山有鸟如鸠，青色，名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就连越王勾践的长相都是“长颈鸟喙”，与鸟极为相似，而其本人也爱鸟至极，在他自己用的剑上都刻有鸟书及鸟名。王嘉《拾遗记》云：“越王入国，有丹乌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说明了鸟与越王勾践的称霸之间有着某种神秘关系。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以“双鸟”图案为代表的各类文物，以及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带有鸟类图案的玉器，足以见证越地曾盛行鸟图腾。
秦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与其神话般的祖先降世的传说有着莫大关系。《史记·秦本纪》追溯秦之祖先大业出生时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显然，这又是一个因吞食鸟蛋而生巨人的故事，司马迁以能够驯化鸟兽来评价大业之孙大费，证明其非凡的历史功绩。
鸟与文学艺术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成熟时期的重要标志——文字、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起源，或多或少也与人们对鸟类行迹的模仿有一定关联。
汉字以其独特的音、形、义相结合的特点迥异于世界其他文字，它不仅是中华文明传承的特有载体，更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所在。而关于汉字起源，人们总会追溯到“仓颉造字”的美丽传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爪之迹，知今之可相别异也，构造书契。”作为黄帝史官的仓颉，创造文字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对鸟兽蹄爪痕迹的观察与模仿，可以看出鸟迹对于汉字创始的重要启示。
不仅如此，在汉字字形发展史上，还专门出现过一种叫“鸟虫书”的字体，流行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的南方各诸侯国，至今仍受到书法爱好者们的偏爱。同时，东汉书法名家蔡邕在《篆势》中也说：“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文。”他在文中阐述篆体势态时，也常以鸟的飞行姿态作比喻，说其或“长翅短身”，或“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若行若飞，蚑蚑翾翾”，这几乎就是对汉字以鸟迹为形的形象写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说《诗经·关雎》篇称得上中国诗歌的开篇之作，那么这两句诗就是中国诗歌的起点。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就始于这一声“关关”的雎鸠之鸣。
《诗经》不仅以鸟鸣开篇，而且鸟类意象在诗集中也占有很大比重。有学者统计，《诗经》305篇，“有51篇涉及鸟类形象，共涉及38种鸟类”，它们已经不只是一个个被艺术化的形象，而且成为后代世人了解中国鸟类繁衍生息的一个重要窗口。《论语·阳货》中也对《诗经》中名物的认识价值进行了经典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自晋代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来，关于《诗经》名物的疏证与探究已成为《诗经》研究甚至中国古代动植物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吕氏春秋·古乐》中曾说音乐起源于葛天氏时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又说是黄帝命令伶伦作音律，而伶伦制定十二音律的标准正是来自于凤凰的鸣叫声，“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管子》中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音乐的音调与鸟兽的鸣叫声相同，五音中的宫、商、角、徵、羽分别都能对应于自然中动物的鸣叫声。其中，角音的清亮就与鸡鸣声类似，“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
既然音乐的发明离不开人们对鸟鸣声的模仿，那么用能否打动鸟兽来判断一首乐曲是否美妙，就不难理解了。《韩非子》中曾记载，晋平公的乐官师旷鼓琴曾引来玄鹤排成两列，每列八只，展翼而舞的情景。《盐铁论》中也说，曾子哀吟而山鸟飞落，师旷鼓琴而百兽率舞的壮观场面。古代典籍中关于“凤凰来仪”的记载，往往都与美妙的音乐吸引有关。在人鸟互动的传说中，音乐几乎成为最佳的沟通渠道。
鸟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更加明显。后人之所以坚定地认为在远古时期的中国各地区广泛存在着关于鸟的图腾崇拜，就是因为在各地的出土文物中几乎都能找到与鸟的纹饰有关的图案。最为著名的就是1974年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件双鸟纹蝶玉器、五件立体鸟形匕、双鸟文骨匕等，不仅展现出古越地区人民对鸟图腾的独特崇拜，而且也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其中，对于线条粗细匀称的刻画以及鸟类形象的艺术再现，都是美术史研究者津津乐道的问题。
鸟与社会生活
衣、食、住、行，是每个人生活之必需。在中国文明形成的早期，鸟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稻米是中国人最先培育出来的，是世界上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关于稻种的来源，在我国江南地区至今流传着鸟衔来稻种给人类播种的传说。在浙江金华、绍兴、丽水等地的民间传说中，都认为是麻雀从上天的谷神那里偷来稻种带给人间。这种“稻作鸟化”的现象显然就是古越国鸟崇拜的遗存。浙江嵊县至今尚存的“百鸟饭”（亦称“麻鸟饭”），即当地风俗中对鸟类的感恩之举。
在有巢氏的神话传说中，记录了远古时期人们对住房的发明：“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之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庄子·盗跖》）可见，先民们早已把有无住所看作是人兽之别的重要标志。有巢氏将房屋建造于树上的办法，不仅其灵感来源于鸟巢的搭建，还直接启发了后人。我们今天在河姆渡遗址中看到的干栏式建筑，就可视为源自先民们择木而栖的早期传统。
衣服的发明也与人们对鸟兽行为的模仿有着密切关系。《后汉书·舆服志》说：“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以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如果说动物的皮毛能够给人类带来保暖作用，那么人类对于首饰的选择就是爱美的需要，而这种美的表现力则来自于对鸟兽“冠角髯胡”的模仿，最后甚至演变成等级秩序的标志，如清代官服上不同的鸟类图案就象征着身份等级的高低。
古代典籍中常常记载一些能够说鸟语、与鸟禽相通的人，《列子》说，黄帝能够使唤禽兽，依靠的是武力，而乐师夔吸引鸟兽的方式，则靠的是“声”，即以音乐通鸟兽之声，感化鸟兽。《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秦人的祖先伯翳（柏翳）通于鸟语，“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说的就是伯翳具有与鸟类以声相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来源，可能正是史籍所言其祖先大业为母亲吞鸟卵所生的缘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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