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不敢管学生了，怎么办呢？”小z是一名小学教师，前些日子，她非常忧虑地这样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老师成了别人眼里“不负责任的群体”。
前段日子，有一个关于教师“不管学生”的视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这个视频里，几个高中生在课堂上目无他人地喝酒吃肉，而老师呢，也好似若无其事地在讲台讲课，这是在同一堂课上。
乍一看来，这位老师的确太不负责任了，怎么学生都这样了，也不管管呢？
或许存在一种可能，像小z说的那样，是不敢管了。
自古以来，老师都担负教化育人的责任，应该是最值得尊重的群体。而社会越发展进步，人的观念就越多元，自尼采提出“上帝已死”以降，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人本主义开始流行起来，“上帝”已经无法成为人类社会道德标准与终极目的，人开始真正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
直至今日，人本主义的思想被极度放大，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更加强化了这种“以人为本”的概念，甚至趋向于“个人主义”，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唯“每个人的立场及利益”不破。
所以有一部分学生乃至家长，并不认为老师是可以判断学生行为是非对错的唯一权威了，加之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一家人的掌上明珠，而父母也多是具有高度维权意识的知识分子，受不了孩子受外来的一点点委屈，所以任何老师处理不甚妥当的事件，都可以被随时质疑。
这些原因，是让老师真的不太敢管学生了。
但是，每一名有良知的老师，都很想履行自己教化育人的神圣使命，很想让学生在自己的帮助下成长为优秀、善良的人。可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多，到最后反而可能得不到学生和家长的理解，得不到上级的认可，得不到媒体的正面报道，所以选择沉默。
老师们极尽可能地避免与学生发生任何冲突，全心全力甚至委屈自己去缓解所有的矛盾，所以很多时候是“不敢管”“不管”“忽视”，可是细细想来，管教不及时、不恰当，最终的最终，不利于的是学生的成长。
要让老师再开始堂堂正正地“管”学生，就要将一部分惩戒权重新让渡给老师。
“教育惩戒权”作为立法赋予学校或教师的权力。为什么现在却被认为是非人道、反教育、落后教育方式的代名词了呢？实际上，古往今来，教育惩戒都是一种必要的存在。
“教育惩戒”在我国古已有之，《易经》认为，在儿童的启蒙时期，利用惩戒是非常有利的，适度的“小惩”即可“大戒”；《三字经》中也有“教不严，师之惰”的警句；在《论语》中，孔子七十二门徒，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批评。
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夸美纽斯主张，教育不应排除惩戒，虽然他提出，学校不应该充满鞭挞的声音，但他还是有这样的坚持，“犯了过错的人应该受到惩戒。他们之所以应受惩戒，不是由于他们犯了过错，而是要使他们日后不再犯错。”
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赫尔巴特虽然极力反对体罚，但他也主张惩戒。他认为，教育与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只教不管只会徒劳无益。“管理是教育的一根缰绳，教师必须坚强而温和地抓住它，才可以使儿童身上不驯服的烈性得以约束”。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惩戒具有必要性，他认为“惩戒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使一种义务。合理的惩戒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坚强性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以及抵抗引诱和战胜引诱的能力，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人的尊严感”。
教育惩戒并不是教育惩罚，惩罚包含体罚，是反教育目的的，而教育惩戒是符合教育目的的一种惩罚方式。它是有着心理学、教育学和法理依据的。
其一，教育惩戒是一种抑制不当行为的教育方式。
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行为随着其后的及时的结果变化，愉快的结果强化行为，不愉快的结果抑制行为。惩戒就是要对学生的不当行为施以不愉快的结果，让他们不再出现类似行为的教育方式。
其二，教育惩戒能够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
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是教育的基本功能。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规则和惩戒，若教育要为学生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否定教育惩戒，否则，他们就不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以及承担责任、承受挫折的心理品质。
其三，教育惩戒权是一种职业权力，也是一种专业权力。
教师对学生具有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教师一定的强制性管理学生的权力。权力意味着不可放弃，必须行使，否则就是不作为，就是失职；同时，教育惩戒权还是教师的一种专业权力，教育是一种专业活动，教师是专业人员，教师必须具有保证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专业自主权。而教育惩戒权是其专业自主权的必然组成部分。
一个有担当、有教育情怀、背负教育使命的老师，不会不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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