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士：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6）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活跃人物。他是小说家、翻译家、诗人、革命家、和尚、画家……他身世不幸，谋生能力极弱，却跻身于时代的弄潮儿之列，跟革命者们交往，自己也算是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他敢于玩命，孙中山称其“率真”；但跟那些玩命而修成正果的人物相比，在苏曼殊身上，难以看到人生的健全成绩，他是长不大的孩子，对人对事不免任性。他在世上只活了34年，他的天才跟他的短命形成了最经典的反差。

1884年，苏曼殊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苏杰生是广东茶商，有一妻三妾，苏曼殊的母亲、日本人河合仙是其中一房。1889年，苏曼殊被父亲带回国，他是“东洋女人”所生，自小又体弱多病，在家里饱受歧视，甚至自己的父亲对他也很少关注。10来岁时，苏曼殊寄居到姑母家。

14岁时，苏曼殊跟随表兄到日本读书。在横滨大同学校，他结识了张文渭等革命志士，随后几年加入了留日学生们成立的革命组织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由于表兄反对苏曼殊参加革命，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苏曼殊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国内。他先到苏州吴中公学教书，两三个月后到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翻译，与陈独秀、章士钊等同事。苏曼殊懂得学习，他向陈独秀学写古诗，闭门读写几个月即过关；他用文言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同时开始在报上发表散文。不久，《国民日日报》被封，苏曼殊赴香港，结识了革命家陈少白、王秋湄。但是很快，他突然回广东，在一座寺庙里削发为僧。

年轻时的苏曼殊

1904年，穷困潦倒的苏曼殊在庙里过不下去，不得不再到香港。他的父亲病重，家人希望他能回去，但苏曼殊拒绝了。父亲去世后，他跟家里彻底断绝往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到东南亚漫游并学习梵文。

1905年，苏曼殊受聘于南京陆军小学。第二年，他回到长沙，住进庙里，同时在明德学堂讲课，学生中有后来出名的陈果夫。苏曼殊这个21岁的年轻人，行踪不定，浅尝辄止。仅3个月，他又赶往安徽，到南京、上海，随后与陈独秀一起东渡日本，然后又很快回国。1907年元旦后，他到日本跟章太炎同住，折腾几个月后回上海，11月又回日本。鲁迅曾感慨道：“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

苏曼殊似乎没有定性，任意西东，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他的生活就是写作、画画、访友……他翻译了《梵文典》、《拜伦诗选》等作品，还用英语写成《潮音自序》。其中《拜伦诗选》的翻译堪称一绝。

苏曼殊通英文、日文、梵文，雨果的《悲惨世界》由他首译成中文（从英译本转译，书名译为《惨社会》）。不过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言情小说，二十九岁时写成的《断鸿零雁记》风靡中国半个世纪，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读。

1916年，苏曼殊由日本归国，往来于上海与杭州之间。1917年，移居上海新民里11号,同住者有蒋介石、陈果夫等人。这时，他病情已重。1918年5月2日（旧历三月二十二），苏曼殊病逝。

从他在世到今天，人们从未忘记他。推崇他的人如章太炎先生称之为“亘古未见的稀世之才”！他的朋友陈独秀知人论世：“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许多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心有戚戚的郁达夫说过：“苏曼殊的名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苏曼殊的画

苏曼殊言行怪诞。有论者说：“他时而楚楚长衫，设坛讲学，以人师的身份化育学子；他时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以诗人才子的仪态现身诗坛歌榭；他时而激昂慷慨，奋勇振臂，以天下为己任，欲誓死一搏；他时而袈裟披身，青灯黄卷，万念俱灭，潜心向佛。”

他的怪诞其实是种孩子气。他贪吃，对美食不加节制，据说曾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有“糖僧”之称。他的饮食习惯极为任性。有一次，著名诗人、革命者，也是苏曼殊好友的陈去病买回一包栗子，和苏曼殊一起吃。吃完后，陈去病休息了，苏曼殊又买了一包回来。陈去病劝他少吃，他根本不当一回事，结果，肚子胀得不行，一直呻吟到第二天天亮。还有一次，诗人柳亚子送他20个芋头饼，他一顿吃下去，肚子痛得不能起身。有人和他打赌，一次吃下60个肉包子，他欣然应诺，一口气吃了50个，友人劝他不能再吃了，他非坚持吃完不可，还跟劝他的朋友吵了起来。

对苏曼殊，人们一般会评之为性情中人。但性情中人也知物理、人情，懂得家国的责任并知道如何落实。苏曼殊虽然多少也通晓这些道理，却无力自控。他是一个大“情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任情使性的大孩子。

这个“情种”种情于朋友之间，使朋友们觉得他有时可爱，有时不可理喻。1905年春，苏曼殊的朋友赵伯先向他求画。苏曼殊当时急着东渡日本，未能兑现承诺。1911年，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牺牲者甚多。赵伯先是革命党人，为起义失败而忧愤成疾，不久便呕血而死。苏曼殊得知噩耗，含悲作了一幅《荒城饮马图》，焚于故友墓前，以示悼念。

有一年冬天，陈去病到上海，只带了一床薄被，苏曼殊当时没有被子，就把陈去病的薄被强要了去。类似的例子极多，如他偷朋友章士钊的钱，据说是因为没有路费，然后留信告别，只身去了香港。在日本，苏曼殊曾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同住。一天晚上，他一丝不挂地闯入夫妇二人的屋子，手指油灯足足骂了两分钟，然后扭头就走，弄得夫妇俩半天都不敢睡。

苏曼殊书法

这个“情种”种情于革命，就是冲动、大言、自我纠结。他曾醉心于无政府主义，赞同暗杀。1903年，他一度打算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因恨后者保皇，何况作为同乡的康有为假冒另一同乡孙中山之名向华侨募捐，这在苏曼殊看来，就是该死。后经友人相劝，他才恨恨作罢。

到袁世凯称帝时，苏曼殊发表《讨袁宣言》，以一个和尚的名义教训袁：“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这个“情种”种情于世间，则是不事恒产，不留恋一时一地，这种奔波也是痛苦的宣泄。他和陈独秀合译《悲惨世界》，未译完即要出走，并送陈独秀诗：

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畅已似冰。

苏曼殊用他的生命实践，把“情之于人”发挥到了极致。

苏曼殊爱女人，未婚妻雪梅、表姐静子、师妹雪鸿、日本艺伎百助枫子等人，都是他“意淫”的对象。这些人，在苏曼殊的描述里，无一不温良贤淑、知书达理，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如论者所说：“曼殊小说中的女性无不是理想化的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妙龄少女，现实中，这样的女性本就不多，而条件俱佳的女性又难免目无下尘，习惯于男人围着自己。曼殊在大男子主义传统下长大，自然幻想条件出色的女性为自己痴狂。”

有人说，苏曼殊画画时，总是身着禅绸，有妙龄女子侍立在旁，研墨铺纸；若画三月桃花，则蘸取女子唇上的胭脂，其画绮艳逼人。

苏曼殊画，黄君显书

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他喜欢歌伎舞女。与他有交往的歌伎，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就有28人之多。在他的一份残账中发现，酷爱读书的苏曼殊花在买书上的钱只有500多元，而同一时期用在青楼舞馆的钱多达1800元。有一次，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位美貌歌伎在前面搭电车，就赶快跑过去，可是电车开了。没能赶上电车是小事，而他竟跌落了两颗门牙。事后大家以此开他的玩笑，他也不以为意。

这个情种的爱恋，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式的，不敢轻易越性爱的雷池，也因此，他跟女性的关系纠缠一时，最终都让人失望。1908年，苏曼殊东渡日本探母，遇调筝艺伎百助枫子，两人引为知音，互相爱慕，同居一夜，却什么也没有做，苏曼殊备受煎熬，最后只哀叹：“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类似的例子极多，以至于女信徒真以为苏曼殊大师坐怀不乱。实际上，他的痛苦难以言喻：“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

这个情种一生为情所困。对世间美好女子，他一旦遇到即神为之夺，身陷情网；情到深处，“情欲奔流，利如掣电”；但当女子以身相许，他又忍痛拔掉情欲的“肉中刺”，“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忏尽情禅空色相，是色是空本无殊。”

苏曼殊山水

这个情种就是这样矛盾着。他是彻底的自私，却又不曾活一己之私。他的爱既具体又抽象，既高贵又卑贱。

他还自称为“糖僧”。一次为了要吃糖，苦于无钱，便把金牙变卖换糖吃。最终，因为暴饮暴食而慢性自杀。

这是一个只知宣泄、生发而不知收敛、凝固的玩命者。历史上有很多玩命的人，有很多性情中人，绝大多数会走向成熟。而苏曼殊却在情字上纠结一生，遗笔“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可以说，生未落实，死时也空。

至今，人们对他的定位仍是莫衷一是。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病态的，说他是“厌世者、自虐狂”， 是“天真者、怪诞者”。他的学生陈果夫也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南怀瑾先生则直称他为“畸人”。而欣赏他的人，则说他是“诗僧、画僧，更是情僧”，是“诗人、文学家、画家”，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佛教徒、一个恋母的儿子、一个情人、一个漂泊者……”

點擊進入更多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