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曹操时说：“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矫情任算……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区区数语，使曹操才干过人、机智狡诈、长于权术韬略的乱世奸雄形象跃然纸上。而评价刘备时却说：“先主(刘备)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曹操)，是以基宇亦狭。”完全是一副宽容厚道、仁爱信义、拙于权术韬略的仁君圣主形象。
继陈寿之后，在民间文学，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大力渲染下，曹操和刘备的上述形象更加鲜明和深刻。刘备“机(机智)权(权术)干(才干)略(韬略)，不逮魏武”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更加根深蒂固。
但问题是：假如刘备果真如此平庸，原本“贩履织席”的他，何以能够在那豪杰并起的时代力克群雄，鼎足天下？如此伟业仅靠“会哭”和“坐冷板凳”显然是得不来的。
实际上，只要细细分析和品味一下《三国志》中曹操和刘备的言行就会发现，就个人综合素质而言，刘备在机智、权术、才干、韬略诸方面丝毫不亚于曹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机智”比较
尽管陈寿认为曹操“少机警”，杨阜、贾诩、荀或等人也认为“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应变无方(不墨守成规)”。但这只能说明曹操确实机智过人而已，并不代表无人能及。《三国志》及裴注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堪称是曹操和刘备随机应变能力交锋的经典。
在酒桌上，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唯有他们二人时，刘备因过度惊恐而掉了筷子。这时正巧天上响了一个惊雷，刘备马上随机应变解释道：“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一语掩盖了被道破心事后的失态之举，从而躲过了一场杀身大祸。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应变能力和演技，想在一代奸雄曹操面前蒙混过关是绝无可能的。当然，曹操的随机应变能力在陈寿笔下也多有表现，但蒙蔽的大多是吕布、袁绍等心机寻常之辈，而刘备蒙蔽的却是工于心计的一代权谋家。谁高谁低，不辨自明。
至于当机立断，不失良机，曹操更是远不及刘备。比如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在白门楼下生俘了吕布，吕布请降，结果“太祖(曹操)有疑色”，竟然打算改变主意，纳降吕布。关键时刻，刘备立即建议：“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丁原和董卓，他们都曾是吕布的主公，都曾重用吕布，结果都被吕布所杀。)曹操这才点头称是，缢杀吕布，消灭了这位出尔反尔但又善战无前的劲敌。
又如建安元年(196年)，刘备因丢失下邳而投奔曹操，曹操明知天下英雄唯有自己和刘备，谋士程昱也一再建议：“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但在刘备面前，曹操似乎异常“弱智”，他不但不听程昱谏言，反而受刘备刨地种菜、浇水捉虫假象的迷惑，误以为他是胸无大志的“池中之物”，竟然派遣刘备领兵东击袁术。程昱和郭嘉听说放走了刘备，立即前去进言说：“刘备不可纵。”好说歹说方令曹操幡然醒悟，后悔不迭，派兵追赶，可惜“追之不及”。为将来争衡天下留下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使自己一统天下的宏愿最终成为一场空梦。可见，曹操在关键时刻往往优柔寡断，一再坐失消灭政敌的绝好良机。
不仅如此，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别驾张松元欲作为袭取益州的内应前来投靠，然而“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将这位夺取益州的关键人物拱手送给了刘备，使刘备既得到了益州众将，又得益州之地，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曹操失此良机，恐怕刘备就没有夺得益州的机会和可能，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地轻取益州。
当然，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刘备才是优柔寡断、坐失良机的代表，理由有三：一是陶谦让徐州时他推三让四地要让与袁术；二是刘表诖荆州时他没有欣然接受，结果失去了占据荆州的良机；三是袭取益州时没有采取庞统在宴会上绑架刘璋或用阴兵猝袭成都的建议，结果劳师动众，损兵折将。其实不然。陶谦I临终前将徐州让与刘备，刘备不说应让给陶谦的两个儿子，却说应让给袁术，而当时的袁术因“奢恣无猒，百姓患之”早已臭名远播，这样推让显然是一种客套话。如此这般，让陈登、孑L融等人将袁术痛贬一顿，将自己褒扬一番之后，半推半就地就任徐州牧，比起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急急上任不知要体面多少倍。
至于刘备谢却荆州牧之职，是因为刘表之托并非出自真心，纯粹是为了试探刘备是否有占据荆州的野心，和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意图一般无二。因为“表夫妻素爱琮(刘表次子)，合适(嫡)立庶，情计久定”。既然刘表夫妻为了将基业传给刘琮，甚至不惜废嫡立庶，怎么可能会真心实意地让与刘备？何况对于刘备，刘表早就“惮其为人，不甚信用”。刘备来投不久，“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在这种情况下欣然接受刘表的荆州之托岂非取死之道？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派刘备领兵攻打张鲁。结果，“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如此一年后，张松暗通刘备事发被杀，“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巧妙地将战争的责任推卸给了刘璋。尽管折了一些兵将，却也挽救了信义，为将来笼络人才和夺取天下，留下了凭借和保障。算是断手全躯，比起上述极端方式还是高明了许多。
“权术”比较
千余年来，曹操的权术始终让人推崇不已，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权术行家。其权术之长主要表现在谋权和驭人两个方面。
曹操在谋权方面的最成功之举莫过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元年(196年)，正当各处割据政权疲命战场之际，曹操接受首席谋士荀或的建议，将逃难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今河南许昌东)。尽管当时的皇帝是个傀儡，但毕竟在名义上是“万乘之尊”，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把这个傀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对其他割据势力发号施令，在政治上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
但曹操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要为朝廷和皇室负担巨额的财政开支；二要分散许多精力防止献帝和忠汉之士以“衣带诏”(建安五年，车骑将军董承等“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等形式在其后花园放火；三是不得不背上“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千古骂名。而刘备则不然，他一面宣传“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以贬抑曹操，一面以“帝室之胄”的身份打起“兴复汉室”的旗号来争取政治优势和笼络人才。
其实，曹操和刘备都是地方割据军阀，都是为了皇帝梦而奔忙，二者本没有太大区别。但前者付出高昂代价而成为权奸的代表，后者仅凭几句口号而成为忠义的化身，天差地别，全在乎谋权之道不同。二人权术之高下，已经显而易见。
至于驭人，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三国之主用人各有不同，“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曹操驭人之术招数奇特多样，对于有功之士必以各种方式给予经济、名位、精神等方面的奖赏。但他又生性多疑嗜杀，荀或、许攸、孔融、崔琰、娄圭、杨修等都因言语不慎等琐碎小事而被逼死、杀害乃至灭族。因此，曹操的驭人可谓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使手下的文臣武将抱着感恩和恐惧的复杂心态为其谨慎效命。
刘备的驭人之术与曹操截然不同。虽然没有足够的钱财或权力去奖赏有功之臣，但刘备驭人靠的是真诚和信任。但真诚和信任比任何权术都能准确地击中人性的弱点。只因为有了真诚和信任，关羽才会谢却曹操的隆恩厚赐，千里单骑投旧主；赵云才会在长坂坡冒死救后主；渚葛亮才会谢却孙权、张昭的说降，才会在白帝城接受托孤重任并忠心无二、鞠躬尽瘁……这些都在事实上使曹操的驭人之术黯然失色。
才干、韬略比较
曹操和刘备的才干是多方面的，但曹操明显优于刘备的当数韬略，即战斗用兵的计谋。从《三国志>和裴注所引史书来看，基本都赞同“玄德与操……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年而语”。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而“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不过，翻开历史，曹操虽说善于将兵，但除了官渡之战外，其他也没什么十分漂亮的战例。相反，却多次被打得狼狈不堪，差点丢了性命。如赤壁之战，以20万大军败于五万联军；如荥阳之战败于才能平庸的普通将领徐荣；濮阳之战败于吕布；宛城之战败于张绣，太祖“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当然，这里不是要以成败论英雄，只是要说明，我们在承认曹操长于用兵的同时，也应看到他那可观的败绩，事实证明曹操的行军用兵之道并非登峰造极。
刘备自出世以来，虽然多次用兵，但总是连吃败仗。除了在博望大破夏侯悼、于禁外，似乎就没打过像样的胜仗。然没有。相反，刘备的用将能力，曹操没有。然为将之道，在能用兵；为君之道，在能用用兵之将。刘备自从三顾茅庐请得“卧龙”出山后，他就少自将，多调度，深明将帅之道。诸葛亮、关羽等“将兵之才”都死心塌地地为其效命。他虽稳坐钓鱼台，却能攻守自如地周旋于群雄之间，使拥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曹操，虽殚精竭虑也拿他无可奈何。岂非曹操将兵之才胜于刘备，而将将之才亚于刘备乎？曹操和刘备都想成为帝王，然帝王可以不善用兵，但必须善于用人。难怪唐太宗评价曹操时云：“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也难怪他只能做个“周文王”。
无可争议，既然刘备在和曹操的数次正面和侧面交锋中都能略胜一筹，怎可轻言“机权干略，不逮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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