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所说的语言叫什么呢？当然不叫汉语，汉语是汉朝以后的事情了。商朝以前的语言叫“夏语”，即夏王朝的通用语言。后来，随着商、周方言的相继融入，“夏语”改称“雅言”。今天的汉语就是以“雅言”为基础，陆续吸收、融合各民族的语言而形成的。到了西汉时期，汉文化逐渐强大起来，“雅言”就被称为“汉语”并一直延续至今。
西晋以降，历经五胡十六国、北魏、隋、唐、辽、元，再加上通古斯民族创建的金、清二朝，整个北部中国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当代中国的汉人无论从血缘上还是语言、服饰、军政体制上，都深受北方马背民族，特别是满蒙两大民族的影响。汉语中“子”字以及“儿”化韵的大量出现，就体现了阿尔泰诸语言大多以“R”和“S”结尾的特点。
北方汉语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语言现象，即很多名词都以“子”字结尾。古时候，“子”的意思无非两个。一个是尊称，如“孔子”，“老子”；另一个就是“儿子”。但到后来大批单音节词都变成了双音节词，而且全是靠在后面加上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子”字来构成的。例如：“金子”、“银子”、“肚子”、“胆子”、“脑子”、“裤子”、“鞋子”、“袜子”、“靴子”、“车子”、“轮子”、“盒子”、“锯子”、“斧子”、“锤子”、“钉子”、“桌子”、“稻子”、“麦子”、“谷子”、“种子”、“椅子”、“绳子”、“疯子”、“傻子”、“瞎子”、“聋子”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汉语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用法如此广泛的字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子”乃蒙古人学说汉语时，下意识地在字词后面加上个发惯了的Ｓ音，以及汉人在学说这种半生不熟的“官话”时附庸风雅，东施效颦的结果。
至于“儿”化韵的“儿”字，倒不见得一定是蒙古人带来的，因为它的出现要比“子”字晚了很多，而且基本上仅限于北京地区。“儿”是满语辅音Ｒ的汉字音译，这个字有可能是清兵入关时带进来的。另，在北京方言以及东北话里还留有一些满语语法的痕迹，如表达过去进行时态的“……来着”，表示“不过……而已”之意的“罢了”（来自满语助词dabala）等。
如果说元朝是近代汉语形成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清朝则是现代北京话形成的关键点。现代北京话的前身是元大都话，其中融入了不少满族、蒙族的语言、语法和语音特点。比如老北京爱说这样一句话：“您这是怎么话儿说的呢”？大家知道，现代汉语的语序是主谓宾结构，但在这句话里却成了主宾谓结构，动词放在了最后。类似的情况在一些成语中也能看到。比如“何罪之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何罪”；“唯利是图”，就是“唯有图利”等等。这种主宾谓结构的句型，是阿尔泰语系（包括蒙语和满语）的最大特征。元朝时，汉蒙两种语言不断融合、相互渗透。为了便于沟通和交流，人们就把汉语的“主谓宾”和蒙语的“主宾谓”这两种语序进行了迭加，形成了“主谓宾谓”这一特殊的句式。《水浒传》里有“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这样的句型。元曲《西游记》里也有“我乃是观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之类的说法。句末的“便是”，显然受了蒙语动词拖后的影响。当时朝鲜的课本，就是把这样的句型作为标准汉语来看待的。到了明代，这种语言现象才渐渐地消退了。另外，北京人喜欢说“你看什么看？”“吵什么吵？”之类的话。其实这也是典型的汉满、汉蒙混合句型。汉语的动宾（VO）结构与阿尔泰语系的宾动（OV）结构相互迭置，形成了动宾动（VOV）结构。
很多学者认为，北京话是满族放弃自己的阿尔泰语言而改学汉语后所形成的方言，并且还从满语的特点中找到了旁证。比如，中古汉语和南方方言中均没有卷舌音，如“zhi、chi、shi、er”等，而只有“z、c、s、e”等与之相对应的语音。这些卷舌音只存在于被北方游牧民族所长期征服的地区。而卷舌音在马背民族的语言中则颇为常见。以“er”字音结尾的词汇在满语中出现得尤为频繁，这和北京话里以“儿”字音结尾的词汇多这一特点恰好相符。满族人改用汉语后带动了一个新的强势方言的形成与推广。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以满洲人学说汉话的发音为基础的，脱胎于汉语的东北方言，是清兵入关以后形成的。北京话恰似一个“方言岛”，同其左邻右舍的发音都不一样，而偏偏与千里之外的东三省的发音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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