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满堂有句名言，“我创作的，必须是那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是给我们精神力量的人，而且让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的人生观充满了积极和愉快。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
因为这句话，高满堂成了中国为数不多敢于直面现实、能够直面现实的作家、编剧。因为这句话，我们看到了《钢铁年代》，看到了《温州一家人》，前者写中国工人阶层，这是“一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后者写中国商人，反映温商创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一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12月22日在山东卫视播出的《老农民》，写的是中国最草根的农民兄弟，他们为这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提供了最根本的运转动力，更是“一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是“真正的中国人”。高满堂说，为了写好中国农民，他整整耗费了5年的心血和精力，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个断面式的农民故事，而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史诗，中国的影视艺术长廊里需要这样一部作品，需要有人为中国农民树碑立传，所以他必须写好。
写不好老农民就离开这个影视行业
关于农民，关于农村，关于农民形象，高满堂不是第一次涉及。《闯关东》的朱开山就是一个农民。高满堂说，做完《闯关东》系列后，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写“工农商”三部曲，全景式地反映新中国的发展。
“因为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8亿农民，有1.2亿产业工人，有大量的商人。他们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多少年来，我们忽略了这些中坚力量和社会主体，而电视剧行走于边缘和极度娱乐。我觉得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不能不汗颜。我们回避不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们的影视在边缘上行走过急、过快、过度，而忽略了这个大批群体。”
一种责任感的驱使，让关于工人的《钢铁年代》和关于商人的《温州一家人》很快与观众见面，叫好又叫座，反响巨大。与这两部作品同步酝酿的就是描写中国农民的《老农民》。高满堂说，中国现在的电视剧产量一年有1.5万集，但是涉及到农民和工人的少得可怜。
“仅有的几部，大家都心知肚明，歪曲农民，丑化农民，娱乐农民。还有的农村戏中，现实主义达到了软弱地步，变成简单歌颂和粉饰。这两者都不可取，我觉得我看不下去。所以我一直就有一个梦想，应该留一段共和国60年农民的历史正传，让我们的子孙，让我们的当代人，对中国农民的60年历史，有一个准确的、可以信任的判断。这是我做 《老农民》的最初的想法。”
高满堂解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现在所谓的城里人上溯两代或者三代，都是农民出身，都是农民子弟。所以我们应该真实地反映农民60年的历史，他们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又是可以传承下去的60年历史。
在后来的采风中，高满堂采访了山东前政协副主席周振兴，当年采访的时候老人家快90岁了。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周振兴是土改工作组组长，经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当地委书记、市委书记、青岛市市长、山东主管农业的副省长。
“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满堂，多少年看不到农民在电视上，我看到的农民气死我了，这不是农民，这是在糟蹋农民。’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写一个真正的农民，写写这60年。”周振兴的一番话让高满堂很受触动，他跟这位老爷子一连谈了好几天，最后给老人家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我写不好老农民，我从此离开这个影视行业”。此言一出，高满堂开始背水一战。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工农商”三部曲，《老农民》放在了最后写，高满堂有自己的考虑。
“为什么把《老农民》放在最后？因为我对农民不是太熟悉。我的习惯是，不深入下去，不扎下去，很难做一部戏。我70年代上山下乡，当过知青，不是真正的农民，写了《北风那个吹》，后来上大学写了《雪花那个飘》，但是对于农民题材一直敬畏、远离。”
以高满堂的才情和人生经历，可否坐在家中编一部农民60年历史的电视剧？当然没问题，但这不是高满堂的做法。如果选择闭门造车，高满堂就不会选择“工农商”三部曲这种厚重的现实题材。选择了现实，就要面对现实，就要深入现实。
“我有一句话，高满堂要做一部戏，一定会深入下去生活，当我满载而归的时候，任何的导演、摄影、演员，关于这部题材谁也说不过我。我必须具备强大的历史知识和现实知识，做到这个行当你说不过我。《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在温商方面，谁都说不过我。《钢铁年代》《大工匠》，关于钢铁，你说不过我。做《老农民》，我仍然还是想坚持这个，关于农民，谁也说不过我。除非我不干，我要干就一定要做到极致上去。”
自认为不了解农民的高满堂，选择了一贯的做法，跑到全国各地去采风。高满堂告诉记者，为了写出真实的老农民形象，他用了5年的时间、做了6个省的采访，足迹遍及山东、河南、辽宁、河北、浙江、黑龙江，采访的对象包括当年工作组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采访人数达200多人。
“我通过沉下去深入生活，我发现我对农民的判断无知、浅薄，而正是这种无知和浅薄使当下电视剧成了习惯性、流程性的作品。我们在家可以想象任何东西，我们太相信聪明和智慧，太相信空调和咖啡，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老农民》这类电视剧绝对不能相信自己，必须走下去。”
关于《老农民》，陈宝国是与高满堂讨论最多的一个人。采风其间，高满堂每次去北京，都要找陈宝国喝酒，每次喝酒，讨论的话题一定是《老农民》。
“记得有一次宝国问我是否看过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我说看过。他问我的感受，我说，‘这个老农民，这个父亲，充满了憨厚、忍让、无奈、迷茫。’他说，‘对，但这不是我想演的老农民’。罗中立的油画是反映一家之主的农民，我们必须写典型时代的农民，绝对不能用忍让、老实、无奈、迷茫渡过漫长的60年。”
关于油画《父亲》的讨论，反映了陈宝国的担忧，这样的农民形象他演不了，他担心这会成为高满堂笔下的“老农民”。没想到两人心有灵犀，《父亲》不是高满堂心中的“老农民”形象，他要写的是“典型时代的农民”。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60年怎么过来的，一定要逼近真实。60年太漫长了，仅仅靠一个断面支撑不起60年，仅仅从建国初期跳到改革开放时期，支撑不起来。我们就实实在在说，这60年一个农民怎么过来的。忍让、瞒天过海，左手可以呼风，右手可以唤雨，这样的农民是艺术典型，这个牛大胆一定要留驻在中国电视剧文化长廊里，而不是一闪即过的人物形象。我们不断地探讨和深化这个形象，谈了四年，今天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老农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1948年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地契，但是到了1952年，又把农民的这张地契收回去了。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2008年中国向农民颁发了土地使用证。
“老农民漫长的60年就是为了一张纸，为了一个证，付出的代价及其沉重，充满了艰辛、无奈，但是他们要过好日子的念头、梦想，一直没有断过。牛大胆60年来的精神动力就是要过好。”高满堂用5年的时间写了中国农民60年，写出了他们简单纯朴的心声“要过好”，这一点相信谁也说不过他。
“所以《老农民》的创作过程就一句话：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老生常谈，这是创作颠扑不破的真理。”高满堂说。
高满堂的两个翅膀
关于新中国的农村发展史有几个时间节点，记者在此为那些不了解农村的读者朋友们梳理一下：1948年的土地改革，1952年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的人民公社，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是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2008年土地使用证的颁发。
时间跨度为60年的《老农民》，前30年（1948-1978）的主色调是灰暗的，高满堂没有回避。但是显然，这并不是老农民的全部，《老农民》需要一个方向，这是艺术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我在河南采访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徐大胆，他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做假发厂，南非世界杯的球迷戴的假发全是他造的，一个农民做出来的。后来他做养猪厂，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给我讲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农民真正可以直起腰来发声，农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当我采访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老农民》的后半部有了。”
大量的采访让高满堂接触到了活生生的历史，让他有了创作的底气。高满堂告诉记者，剧本的主体和人物确定以后，他又阅读了大量同时期描写农民的书籍：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小二黑结婚》，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喜鹊登枝》；新时期以来，高晓声反映农民生活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进城》等等。这些书加起来有40多本，让高满堂获得了不同时期关于老农民的时代视角，他同时也把这些书推荐给陈宝国参考。
“有的是批判性接受，有的是深入学习和贯通。当我把这批小说读完了以后，包括《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我觉得我有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一只鸟要飞起来，必须脚踏大地一蹬起来，没有生活的翅膀，飞不起来。生活的翅膀拍打着想象的翅膀，互相拍才有气流，翅膀才能颤动，才能飞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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