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2015-11-27

      高满堂有句名言,“我创作的,必须是那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是给我们精神力量的人,而且让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的人生观充满了积极和愉快。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
      因为这句话,高满堂成了中国为数不多敢于直面现实、能够直面现实的作家、编剧。因为这句话,我们看到了《钢铁年代》,看到了《温州一家人》,前者写中国工人阶层,这是“一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后者写中国商人,反映温商创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一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12月22日在山东卫视播出的《老农民》,写的是中国最草根的农民兄弟,他们为这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提供了最根本的运转动力,更是“一些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是“真正的中国人”。高满堂说,为了写好中国农民,他整整耗费了5年的心血和精力,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个断面式的农民故事,而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史诗,中国的影视艺术长廊里需要这样一部作品,需要有人为中国农民树碑立传,所以他必须写好。

写不好老农民就离开这个影视行业
      关于农民,关于农村,关于农民形象,高满堂不是第一次涉及。《闯关东》的朱开山就是一个农民。高满堂说,做完《闯关东》系列后,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写“工农商”三部曲,全景式地反映新中国的发展。
      “因为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8亿农民,有1.2亿产业工人,有大量的商人。他们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多少年来,我们忽略了这些中坚力量和社会主体,而电视剧行走于边缘和极度娱乐。我觉得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不能不汗颜。我们回避不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们的影视在边缘上行走过急、过快、过度,而忽略了这个大批群体。”
      一种责任感的驱使,让关于工人的《钢铁年代》和关于商人的《温州一家人》很快与观众见面,叫好又叫座,反响巨大。与这两部作品同步酝酿的就是描写中国农民的《老农民》。高满堂说,中国现在的电视剧产量一年有1.5万集,但是涉及到农民和工人的少得可怜。
      “仅有的几部,大家都心知肚明,歪曲农民,丑化农民,娱乐农民。还有的农村戏中,现实主义达到了软弱地步,变成简单歌颂和粉饰。这两者都不可取,我觉得我看不下去。所以我一直就有一个梦想,应该留一段共和国60年农民的历史正传,让我们的子孙,让我们的当代人,对中国农民的60年历史,有一个准确的、可以信任的判断。这是我做 《老农民》的最初的想法。”
      高满堂解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现在所谓的城里人上溯两代或者三代,都是农民出身,都是农民子弟。所以我们应该真实地反映农民60年的历史,他们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又是可以传承下去的60年历史。
      在后来的采风中,高满堂采访了山东前政协副主席周振兴,当年采访的时候老人家快90岁了。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周振兴是土改工作组组长,经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当地委书记、市委书记、青岛市市长、山东主管农业的副省长。
      “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满堂,多少年看不到农民在电视上,我看到的农民气死我了,这不是农民,这是在糟蹋农民。’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写一个真正的农民,写写这60年。”周振兴的一番话让高满堂很受触动,他跟这位老爷子一连谈了好几天,最后给老人家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我写不好老农民,我从此离开这个影视行业”。此言一出,高满堂开始背水一战。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工农商”三部曲,《老农民》放在了最后写,高满堂有自己的考虑。
      “为什么把《老农民》放在最后?因为我对农民不是太熟悉。我的习惯是,不深入下去,不扎下去,很难做一部戏。我70年代上山下乡,当过知青,不是真正的农民,写了《北风那个吹》,后来上大学写了《雪花那个飘》,但是对于农民题材一直敬畏、远离。”
      以高满堂的才情和人生经历,可否坐在家中编一部农民60年历史的电视剧?当然没问题,但这不是高满堂的做法。如果选择闭门造车,高满堂就不会选择“工农商”三部曲这种厚重的现实题材。选择了现实,就要面对现实,就要深入现实。
      “我有一句话,高满堂要做一部戏,一定会深入下去生活,当我满载而归的时候,任何的导演、摄影、演员,关于这部题材谁也说不过我。我必须具备强大的历史知识和现实知识,做到这个行当你说不过我。《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在温商方面,谁都说不过我。《钢铁年代》《大工匠》,关于钢铁,你说不过我。做《老农民》,我仍然还是想坚持这个,关于农民,谁也说不过我。除非我不干,我要干就一定要做到极致上去。”
      自认为不了解农民的高满堂,选择了一贯的做法,跑到全国各地去采风。高满堂告诉记者,为了写出真实的老农民形象,他用了5年的时间、做了6个省的采访,足迹遍及山东、河南、辽宁、河北、浙江、黑龙江,采访的对象包括当年工作组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采访人数达200多人。
      “我通过沉下去深入生活,我发现我对农民的判断无知、浅薄,而正是这种无知和浅薄使当下电视剧成了习惯性、流程性的作品。我们在家可以想象任何东西,我们太相信聪明和智慧,太相信空调和咖啡,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老农民》这类电视剧绝对不能相信自己,必须走下去。”
      关于《老农民》,陈宝国是与高满堂讨论最多的一个人。采风其间,高满堂每次去北京,都要找陈宝国喝酒,每次喝酒,讨论的话题一定是《老农民》。
      “记得有一次宝国问我是否看过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我说看过。他问我的感受,我说,‘这个老农民,这个父亲,充满了憨厚、忍让、无奈、迷茫。’他说,‘对,但这不是我想演的老农民’。罗中立的油画是反映一家之主的农民,我们必须写典型时代的农民,绝对不能用忍让、老实、无奈、迷茫渡过漫长的60年。”
      关于油画《父亲》的讨论,反映了陈宝国的担忧,这样的农民形象他演不了,他担心这会成为高满堂笔下的“老农民”。没想到两人心有灵犀,《父亲》不是高满堂心中的“老农民”形象,他要写的是“典型时代的农民”。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60年怎么过来的,一定要逼近真实。60年太漫长了,仅仅靠一个断面支撑不起60年,仅仅从建国初期跳到改革开放时期,支撑不起来。我们就实实在在说,这60年一个农民怎么过来的。忍让、瞒天过海,左手可以呼风,右手可以唤雨,这样的农民是艺术典型,这个牛大胆一定要留驻在中国电视剧文化长廊里,而不是一闪即过的人物形象。我们不断地探讨和深化这个形象,谈了四年,今天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
      《老农民》的故事其实很简单,1948年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地契,但是到了1952年,又把农民的这张地契收回去了。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2008年中国向农民颁发了土地使用证。
      “老农民漫长的60年就是为了一张纸,为了一个证,付出的代价及其沉重,充满了艰辛、无奈,但是他们要过好日子的念头、梦想,一直没有断过。牛大胆60年来的精神动力就是要过好。”高满堂用5年的时间写了中国农民60年,写出了他们简单纯朴的心声“要过好”,这一点相信谁也说不过他。
      “所以《老农民》的创作过程就一句话: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老生常谈,这是创作颠扑不破的真理。”高满堂说。

高满堂的两个翅膀
      关于新中国的农村发展史有几个时间节点,记者在此为那些不了解农村的读者朋友们梳理一下:1948年的土地改革,1952年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的人民公社,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是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2008年土地使用证的颁发。
      时间跨度为60年的《老农民》,前30年(1948-1978)的主色调是灰暗的,高满堂没有回避。但是显然,这并不是老农民的全部,《老农民》需要一个方向,这是艺术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我在河南采访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徐大胆,他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做假发厂,南非世界杯的球迷戴的假发全是他造的,一个农民做出来的。后来他做养猪厂,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给我讲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农民真正可以直起腰来发声,农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当我采访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老农民》的后半部有了。”
      大量的采访让高满堂接触到了活生生的历史,让他有了创作的底气。高满堂告诉记者,剧本的主体和人物确定以后,他又阅读了大量同时期描写农民的书籍: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小二黑结婚》,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喜鹊登枝》;新时期以来,高晓声反映农民生活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进城》等等。这些书加起来有40多本,让高满堂获得了不同时期关于老农民的时代视角,他同时也把这些书推荐给陈宝国参考。
      “有的是批判性接受,有的是深入学习和贯通。当我把这批小说读完了以后,包括《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我觉得我有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一只鸟要飞起来,必须脚踏大地一蹬起来,没有生活的翅膀,飞不起来。生活的翅膀拍打着想象的翅膀,互相拍才有气流,翅膀才能颤动,才能飞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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