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23
选本好书，让生活松弛有度
我们已身处动态影像时代：随着影像形式和内容的拓展，批判性地解读视频并有效地运用影像叙事语言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用影像发声的时代》作者、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斯蒂芬·阿普康博古通今，从石洞壁画开始，经由古登堡、爱迪生再到希区柯克，追溯了文字与图像在思想表达和人际沟通上的发展演化史；阿普康还饶有趣味地探索了“电影神经学”这一前沿科学领域，为你呈现出用影像发声的力量。这本有关影像叙事技艺的“百科全书”是带领你遨游多屏世界不可或缺的入门书。
本文摘录自《用影像发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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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出的政治决定往往来自本性以及通过视觉处理后所产生的情感印象。所以动态影像在电子媒介中的传播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也就并非偶然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盯着镜头时，我们会有意识地形成某种观点。
有部著名电影是关于1975年最后一部直升机离开越南西贡市美国大使馆的，这是由达拉斯市一位衣帽制造商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于1963年拍摄的影片。泽普鲁德当时正在总统车队边上，拿着8毫米的贝灵巧（Bell & Howell）导演系列414 PD机型家庭摄录机——这是当时最好的摄录机。他站在水泥路基的边上，让秘书玛丽琳抓紧他，这样他就可以等待总统座驾经过迪利广场了。
大众一般把泽普鲁德的电影评价为“意外之作”，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泽普鲁德在离开办公室前肯定没有想过要拍下美国总统遇刺这一事件。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并不完全是偶然的。泽普鲁德出门的目的就是要拍下总统车队游行的影像。泽普鲁德可能本来只打算在自家客厅里把拍下来的影片放映给家人和一群无聊的朋友看，但对他来说，这样的影片的确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拍摄了一国领导人的政治形象。自从西方文化在美国本土化以后，这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突然发生的暴力事件和随机出现的摄影者成为美国政治的惯例。在出现手机之前，这一方式一直被当作平民反对暴政的工具。暴行本身是民众长期痛苦经历的浓缩——它不仅在这一次引起了众怒，而且还是日后更多民众怒火的引子。
还有一段粗糙的视频也有着巨大影响，这段视频由一位叫乔治·霍利迪（George Holliday）的阿根廷籍失业水管工拍摄。1991年3月3日，他站在自己位于圣费尔南多高速公路旁一座廉价公寓的阳台上，碰巧目睹了4名洛杉矶警察对一名酒驾司机使用泰瑟电击枪。
霍利迪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便携式摄像机开始记录。在他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站起来并开始走向警官劳伦斯·鲍威尔（Laurence Powell），警官用警棍狠狠地打了金。金倒下了，其他警官在他已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时还在用棍棒殴打他。
霍利迪第二天早晨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说他有证据证明警察过度使用警力，希望可以通过内部解决。警察局不断推诿回避，霍利迪认为警察局并不准备解决此事，所以他把视频拿到了洛杉矶电视台。电视台随后播放了整段视频，并引发了洛杉矶非裔美国人和他们认为过度使用警力的警察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三年后，当4名警察被无罪释放，部分城市爆发了武装冲突，因为一些团体在看过霍利迪的视频后难以接受判决。
现代美国的很多现实问题都在罗德尼·金事件中得以反映出来，但最明显的改变莫过于，普通民众也有力量通过使用某种手段掀起大规模事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也更大。
试想，如果霍利迪只跑到警察局信口说他看到一名醉汉被一群警察殴打，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警察肯定会让他马上离开。如果霍利迪到电视台口述经历又会怎样呢？电视台肯定也会让他赶紧走开。能让人震惊的力量并不存在于口述，因为口述属于主观解释且具有不可靠性。即使金满身伤痕也不一定有效。为了让事件足够真实而被重视，这一事件应被人们“看到”。人们需要“看到”鲍威尔警官殴打手无寸铁的金，“看到”这些无情的殴打都落在一个倒下的男人身上——除非你是洛杉矶的审判员，否则你无权去否定这些影像材料的真实性。
发生在金和科尼身上的事情正体现了新旧文化间的冲突。两个事件所揭发的不公平现象都被广泛报道且被记录了下来，让人们知道了洛杉矶警察局对非裔美国人的虐待，也知道了科尼在乌干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两个事件的相关报道和数据也都可查证，它们都是通过视频，才使得人们把一种自发的情感转化成大量的文本。是视频使得这些事件变成了“事实”。不要理解错了：文本虽然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并以准确的措辞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是，是动起来的影像真正点燃了这两场“大火”。
THE AGE OF THE IMAGE
思想本身并不能向人们传递信息，科技却可以。便携式摄像机和监控摄像机创造了粗糙却令人生畏的“视频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当权者想蒙蔽的一切。
正如媒体评论员丹·吉尔摩（Dan Gillmor）所说：“到1991年，家用摄像机已经日趋普遍，到今天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当人们看到一段视频，他们会意识到更多事情。至少，人们让有权势的人——比如罗德尼·金事件中的警察可以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这一点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目击由此被转化为行动，而且这种语言我们都能理解。”
在2006年5月，药店CVS成为第一家安装价格低廉的一次性摄像机的连锁商店，很快这款摄像机就被改名为Flip。该产品有两大优点：第一，它像傻瓜相机一样操作简单；第二，它有自己的网络支持软件系统，可进行编辑和发布。两年之内200万台该类型的摄像机投入使用，在2009年3月，该摄像机生产公司被思科公司以59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
Flip摄像机貌似已经做好准备大获成功，可是两年后，思科却宣布关闭所有Flip摄像机的生产线并停产。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消费者自用摄像机失去了兴趣，事实正好相反。早先的摄像机在编辑、创作影片时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但使用Flip拍摄的视频在电脑上编辑起来十分简单。停止生产Flip的原因在于手机也开始有了类似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出现的苹果手机彻底结束了Flip的产品生命。
2011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的交易额就超过了一亿美元。现在，我们兜里揣着的手机，既能打电话，又能录制视频并在世界范围内分享。整个过程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像是一个口袋电报机。很大一部分由普通人上传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视频内容都是十分具有政治性的。总之，Flip引领的年代就是传播政治观点的年代。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第一次录制大量的宣传视频，尽管未在电视上播出，但却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潮。让人震惊的是，这一新流行的选举视频风潮中真正流行起来的视频并不是由那些资金力量雄厚或掌握大量选举信息的政治顾问制作的。比如，著名音乐制作人Will.i.am制作了一段极其流行的视频，叫作“Yes We Can（是的我们能成功）”来赞美奥巴马，其浏览量超过1 500万人次。
THE AGE OF THE IMAGE
视频不再只由竞选者或其对手制作，这是因为制作或发布视频不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这种现象会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不断改变政治发展进程，也改变了传统上记者所扮演角色的地位和影响。
一个可怕但重要的案例发生于2006年12月30日的晚上，伊拉克巴格达郊区卡迪米亚地区监狱的一名守卫秘密地拍下了萨达姆·侯赛因受绞刑时混乱残忍的场面。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几分钟的操作，任何人都能观看这次历史性的处决场景，并且直观地了解这一事件。视频引发的情感强烈程度是文字报道所难以实现的。记录这一事件的不是记者，而是看到处决的人。这一过程“看起来像复仇谋杀”，它使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的新政府蒙羞。这并不是一段架构完整的纪录片报道，而是一段偶然的“自制影片”，这段视频立刻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它是这一事件的原始记录，不附加任何装饰和解读。学者会将其称为“第一手来源”资料，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看似政治视觉素养新发展的表现，但实际上是国际政治长时间以来各种力量积累博弈的顶峰，这些力量也存在于肯尼迪遇刺和罗德尼·金事件中。
通常而言，正如案例中所展示的一样，最吸引眼球的政治画面往往会涉及暴力。2000年，在巴勒斯坦领土内的一次枪战中，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尔杜勒（Muhammad al-Durrah）的男孩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这引起了国际震怒。这样的事件在全世界的战区中再平常不过了，这些伤亡在新闻栏目中只是化成了数据，但是这一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法国二台新闻站的自由摄影师拍下了这一视频。该视频展示了一幅令人心碎的画面：小穆罕默德的父亲徒劳地试图为儿子抵挡袭击。
此后，对于究竟谁是开枪者引发了争议——以色列国防部队坚称并非他们所为，他们表示，他们坚守的立场不会允许自己向蜷缩在水泥桶后的父子开枪。这段视频仍然向更遥远和更广泛的地区传播着，视频制作方的广播员也发表了评论以示支持，他们表示亲眼看到杀害父子的凶手是以色列军方士兵，这也被众人看作以色列军方无情的体现。这对父子去世时的姿势最后被印在了海报和邮票上。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写道：“这幅巴以冲突中男孩死在无助的父亲的臂膀中的画面，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圣母怜子像’。”
但时至今日，关于那天实际发生的事情，问题比答案更多。法国二台拒绝公开据说记录了男孩死亡痛苦过程的视频，尽管其他人认为这段影片可能会证明以色列军方的清白。更重要的是，视频没有显示以色列军方处在射击父子的位置上，而且打中他们的子弹到底来自巴方还是以方仍然是个谜。对于动态影像，视觉符号极其重要，细心的观看者应该也必须意识到那些未曾出现在镜头中的暗示性事物。
穆罕默德·阿尔杜勒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点是，一段视频，即使是有问题的视频，也会将整个事件推到万众瞩目的位置。在《大西洋月刊》中，法洛斯总结说：“这些画面展示了双方自以为是的立场。总之，现代科技加剧了双方相互隔绝的状态。有了互联网和电视，每一种文化都拥有了更加精确的设备来'证明’、戏剧化和分解特定的真相。”
认识到这一点，以色列境内的人权组织为当地的居民分发摄像机，训练他们记录并公开武装分子的暴行。其中B’Tselem团队的纪录片制作人约阿夫·格罗斯（Yoav Gross）解释说，虽然他的组织“花了20多年撰写报告并出版相关资料”，这些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但在他们开始利用视频捕捉日常暴行的画面时，这些故事不仅为媒体采用，还在国家电视台播出，也在以色列民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辩论。
未来几年，大众的事件记录能力将会超过此前的任何时代，会有更多这样的瞬间被拍摄和分享。在过去不会被看作“新闻”的事件也会由“恰好在场”的旁观者记录下来，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如今，摄像机几乎无处不在，传播渠道也容易获得。BBC（英国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FOX（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主流媒体正在更加依赖民众提供的影像，这些拍摄者与任何新闻采集机构都没有关系，他们通常也不会因自己拍摄到的影像获益。
然而，作为这些影像的观众，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在摄像机记录前后发生了什么，影像会如何改变接下来的故事？镜头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会不会隐藏着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是谁在拍摄影片，以及谁在传播，他们可能有怎样的计划？
在2012年9月利比亚发生的暴乱中，有3名美国人丧生，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愤怒的人群冲向大使馆，抗议一段从加利福尼亚州上传的视频。这段视频在逼真的光影下描绘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而描述先知的形象冒犯了穆斯林的信仰。
埃及的媒体报道诱导人们相信，上传到美国视频分享网站被上百万人观看的视频是好莱坞的产物，并且由以色列移民制作，代表了美国人和犹太人的整体价值观。事实上，其制作者是一个边缘人物：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塞里托斯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纳库拉·巴塞利·纳库拉（Nakata Bassely Nakata），曾因诈骗罪入狱。视频的部分片段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拍摄，他误导演员们相信自己是在拍摄历险电影《沙漠勇士》（Desert Warriors），攻击性的对话是在后期加进去的。
这个例子说明不知名的普通人利用一台摄像机和一台电脑就可能左右世界大事，但这是个悲惨的案例。
如果受众具备足够的视觉素养，可以对影片提出如下批判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视频带来的影响就可能淡化，甚至完全不存在：是谁在制作视频？为什么要传达这样的信息？如果我们能看透他们的谎言和欺骗，那么煽动者手中就不会拥有任何力量。但当时的那些受众却没有怀疑过这些问题。
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奥巴马称这个引起利比亚暴乱的视频为“在伊斯兰世界中激起暴怒的、粗糙恶心的视频”。(9)他觉得有义务重申美国政府不可能参与视频制作和传播的原则，但也同时捍卫民众的言论自由权。他继续说道：“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都会有这样的理解……但现在，有手机的人只要点一下按钮，就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攻击性观点，我们能够控制信息流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唯一的控制方式就是让人们准备好素养工具，来批判性地看待和质疑大量媒体信息。
电影是虚构的，但是相似的“取景”问题对事实资料至关重要。拍摄之外还遗留了什么？制作者拥有大刀阔斧改动的权利，他们倾向于切割边角来简化事物，因此实际上摄像机并没有讲述全部的故事。取景和拍摄纪录片或叙事性电影时，拍摄者更多地控制背景的意图都能让人们知道你在偷拍，也能让这段影片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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