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⑴，窃比于我老彭⑵。”
注 解
杨伯峻《论语译注》：
【译文】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我私自和我那老彭相比。”
【注释】⑴作，好古——下文第二十八章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这个“作”，大概也是“不知而作”的涵义，很难说孔子的学说中没有创造性。又第二十章说：“好古敏以求之”，也可为这个“好古”的证明。⑵老彭——人名。有人说是老子和彭祖两人，有人说是殷商时代的彭祖一人，又有人说孔子说“我的老彭”，其人一定和孔子相当亲密，未必是古人。《大戴礼?虞戴德篇》有“商老彭”，不知卽此人不。
朱熹《论语集注》：
好，去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解 读
陈焱：
如果说中国的经学传统有一个源头的话，我觉得就是孔子的这句话，它极大地规定了后世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爱我师更爱真理的作而不述，批判前人的思想范式不同，在孔子这里，真理实际上是个既成的东西，这也就是其所“信”，而这个信的对象就是“六经”。而对于“六经”的态度，孔夫子首先是“信”；而后是“爱”；换言之，“六经”的真理性在孔子这里既是事实判断（信）又是价值判断（爱），而在这个基础上才是“述”。所谓“述”也就是将自己坚持的事实与选择的价值性重新表达（诠释）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论语中有不少孔子和弟子对于诗经的引用，《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绘事后素”就是典型的孔子之述，而“述”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表述，同时也可以体现伦理学上的价值判断，比如《春秋》的“王正月”，所谓孔子作（其实是删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构成了先秦儒学的理论创新方式与古希腊式的概念辩证往还的批判是不同的。
这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给儒学带来了如下影响：
1、儒学自孔子以来就有着诠释学与知识论的特征。
2、因为“不作”，所以儒学除了“正名”的方面的论述外系统化与逻辑学的特征很弱，这也就是黑格尔讲的中国没有哲学的原因之一。
3、儒学具有某种暗示与隐喻的特征，因为“爱”也好、孔子对于“诗经”的重视也好，都使得先秦儒学在很多时候依赖于审美或情感、直觉的方式来说明问题。
4、最后就是，述而不作实际上表明儒家的入世特征，毕竟立言，相对于立德与立功来说是属于次要位置的。孔子本人也是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放在第一位的。而直到明代之前，实际基本没有处于士大夫阶层之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不是官员就是官员的后备军。这种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特质使得儒家很少会像欧洲哲学传统上有着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癖好，这一点显然也影响了儒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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