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今天是父亲二周年的日子。

在香烟缭绕的坟场上，看着长满野草的坟头，想像着一身勤苦的老父就这样躺在冰冷的泥土中，心中很不是滋味。可身为凡夫俗子的我们，除了能够表现有限的一点悲哀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老实、本份、胆小而又有一些愚味。和千千万万农民父老们一样，父亲的一生鲜有大的成就，做的最大的官就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时间并不长，也就一二年光景——而且我想以父亲的才智当得也一定并不顺利。此外，父亲为生产队卖过豆腐、养过驴，还看了十四年的山林。

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和我们说他那些陈年旧事。据父亲说，在他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解放，学校里还在学日语。而对于那些叽哩骨碌的日本话，父亲也实在没有本事记住，所以在操场上罚跪也就成了常有的事。再后来，解放了，父亲因为人老实本份，就被选作了生产队长。因为不会做面子活儿，也并不讨领导的欢心。据说有一次，他去“上边儿（具体是哪儿我忘了）”开会，领导在会上把他批评了一顿，说得久了，他又不会分辨，干脆偷偷地溜了出去。等领导发现时，他早就没有影儿了……后来每回忆起此事，父亲都会为自己的“狡猾”而颇有得色。

在父亲给生产队卖豆腐的时候，因为没有文化，父亲就只能用各种的符号来记账。那时候人们都很穷，买豆腐的自然也少，一盘豆腐要走出一二十里地才能卖掉，而父亲的豆腐账从没有记错过。据说有一次，附近村里的一个买主说父亲的账记错了，父亲就拿着自己的“账本”和他对开了：哪天哪天，你家有啥啥事儿，买了多少多少的豆腐，是谁谁拿着啥样的傢伙买的……最后，父亲点着账本给人家看：你看，这长不溜的脑袋、三角眼儿，不是你是谁呀？

后来，父亲又转行做了生产队的饲养员，再后来又做了护林员，一直到生产队土地下放（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护林员任上，为了迷惑那些盗树的贼，父亲经常在下午用书包装了鼓鼓的旧鞋，一副出远门的样子招招摇摇的离开村庄，然后在晚上再悄悄地摸上山。因为工作太认真负责，父亲没少伤人，以至于被村里的一些人送了个外号，叫“白眼狼”。但我知道，父亲并不“黑”，只要偷树的人保证下次不再去偷，父亲一般都私下给放掉了，经父亲的手挨处罚的其实并没有几个。

记得有一次，父亲整晚上没有回家，第二天村里派了不少人出去找也没有找到。直到下午，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原来，先一天夜里，他在山上盯上了一个偷树的贼，摸黑追了十来里山路，一直跟到了邻近公社那个偷树人的家里。可就在他找那个村（当时叫大队）的村干部时，村干部的家人却偷偷地给放了风，等再到那个偷树人家里去翻时自然什么都找不到了。因为赃物没有翻到，父亲非常生气，就作势要挨家去翻。那个村子离我们村的山场并不太远，所以村子里的人也经常会偷上那么几棵，要说挨家去翻肯定会有所发现，所以他们自然非常害怕，就动员那个偷树的人主动把赃物交了出来。而父亲也并不是个得理不让人的人，看看人家既然主动承认了错误，他也很爽快地对那个村做出了不再继续追究的承诺，然后胜利地凯旋了。

回到村里，他把情况汇报给领导，村里的领导们对他的做法也非常支持。后来，那个村子的领导为了表示感谢，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慰问队来演出，两个村子的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平时，每遇到村里有了红白喜事，父亲都会去给人家“造厨（就是农村免费的厨师）”，或者去给扎“纸扎（即花圈纸马之类的祭品）”。因为父亲人实在，做工也细致，十多里外的闫丈子、楼上的人也常来找他去给扎“纸扎”，而父亲也总是来者不拒。有一年，他自己算了算，不到一年的时间，光“造厨”、扎“纸扎”他就出去97天，而且这些全是免费的。为此，母亲常常埋怨他，可他的回来永远都是那几句话：“人一辈子死几回呀？”“人一辈子娶几回媳妇啊？”

此外，父亲还有一绝，那就是扎针（也就是“针炙”）。要说文化水平，父亲大字不识几个，而且也并没有拜过名师，所以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父亲的技术是从哪儿学来的。因为当时我还小，对他施针时的场景记得也不太确切，只是依稀记得父亲是连人带猫狗牛驴一块儿治，而且似乎也确实治好过几个。一个与我同村的同学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大姐的命就是我父亲救下来的，据他的父母说，当时他的大姐眼看就不行了，地上用来捆着去扔的草都准备好了，愣是让我的父亲用针给扎了过来。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就逐渐的不再给人家扎针了，只是偶尔还会和我们说起一些穴位的名称——因为当时似懂不懂的，也就没有用心去记，到现在也就全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2012年农历九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