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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林凤林道乾
——从大明首辅书信看海禁对朝廷、潮汕的影响②
张居正与林凤林道乾
□ 陈烈丰(汕晚2014年9月21日 星期)

  三、林凤林道乾是真英雄,既是海上商业武装集团首领,又是潮人移民海外先驱,对潮人、潮汕产生了长久的历史影响

  张居正作为大政治家、改革家的地位已得到历史的公认,而其书信中屡次提及的林凤、林道乾,难道仅仅就是海盗吗?

  对此,须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明朝长期对民间实行海禁政策,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就明令“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官方朝贡贸易成为与海外交往的唯一合法渠道,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倭寇侵扰更加强海禁。直至“隆庆开关”(1567年),也只允许在福建月港(今漳州海澄)一地进行对外贸易,并作出诸多的限制。而沿海的民众既有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生存需求,又有进行近海乃至远洋航行的能力和传统。中央政权采取的禁止和限制出海政策,加上张居正所讲的“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迫使许多有能力又“不安本分”者,铤而走险,私自组织下海,开展自由贸易,开拓境外市场,在商业冒险中获取因海禁而带来的超额利润,发展成为亦商亦盗、半商半盗的海上商业武装集团,形成“官市不开,私市不止”的状况。明朝中期江浙的汪直集团,粤东的林凤与林道乾集团,明末福建的郑芝龙、郑成功集团,莫不如此。

  可见,林凤、林道乾既有“盗”的一面,又有“商”的一面。他们率领大批民众越重洋、赴异邦,成为潮人向海外发展、定居、繁衍的先驱。林凤1574年带着62艘舰船、5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从澎湖出发赴吕宋,在马尼拉与西班牙殖民者干了一仗,堪称中国人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第一场战争,随后便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玳瑁港停留,1575年又突破西班牙人的重围返回粤东沿海,后莫知所终。林道乾率领队伍曾驻扎台湾打狗港(今高雄),后往柬埔寨,再往暹罗大泥(今泰国北大年),在当地开辟旷土、建设港口、开展贸易、落户定居,至今当地仍有许多关于林道乾及其妹林姑娘的传说。几百年来,一批批潮人就这样沿着林凤、林道乾曾经走过的航路,别故乡,下南洋,奔四方,才有了今天“本土一个潮汕、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潮人、潮商奇观。

  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曾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写了一篇文章,高度称赞林道乾: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无论林道乾,还是林凤,都是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可谓是真英雄、真豪杰!

  从进一步的层面看,林凤、林道乾对潮人、潮汕有何重大历史影响?笔者认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向外的角度看,对潮汕人的外向型发展具有长久的示范作用,其精神内核今天仍在潮人的血性里流淌。

  去其“盗”,留其敢生敢死,以一赢百,向遥远的未知世界进发、拓殖,向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商业世界探索、打拼,却又具备高度的灵活性,能够随机应变,充满智慧,直至今日,潮人、潮商依然普遍具有这种血性。只不过与时俱进,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蛮力,多了一些资本与科技、与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商场如战场,在商战中,潮商始终是中华民族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其二,从向内的角度看,粤东海盗问题导致设立南澳总兵、军队长久驻防,南澳由此开始纳入国家实质性管理。

  《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年(1575年)九月有一段记载:“兵部覆两广提督、广东巡按、福建巡按会题:‘南澳设镇事宜,在广则裁东路参将,而以柘林水寨船四十五只属之,在闽以铜山(今福建东山)游船四十只属之,共兵三千五百一名。’奉旨:‘南澳据漳、泉要害,依拟设官建镇,以便防守。但创建之初,事须审虑,其中应议事宜,着两广总督、福建巡抚一一计处当,务令经久可行。副总兵推练习海上事务有勇的去做。’”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年)答复两广总督刘尧诲的信中,也写道:“南澳设将,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不便者。此必广人惮于远戍,又苦闽中牵制耳。然论事势,守堂奥者必于门外,据险扼要,乃为得策。此地实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来,径泊海岸,使此地兵将有备,渠敢越乎?公虚心审计,果于防守有益,幸为之规画久远,措处兵食,使人有乐居之意,则不强之而自从。”

  正是林凤、林道乾等海上商业武装集团,经常以南澳岛这一战略要地为据点、为跳板,促使张居正和明朝廷最终下决心,设立南澳副总兵,派出部队长期驻扎海岛,从此开始了中央政权对南澳真正意义上的管治。历经明清两朝,先后有170余任总兵(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升设总兵)、副总兵赴任;民国伊始,1912年南澳正式设县。

  这里,还可分析南澳为何明、清两朝一直分辖广东、福建两省,总兵受两省共同管理。从张居正给广东、福建官员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朝廷作出这一决定,是从加强和提升南澳作为战略要地的管理,从有利于两省沟通联动、共同担责,形成强化海防、打击海盗的合力来考虑的。

  四、历史无法假如,中国却从此落伍于海权时代

  跳出万历年间,把书信中的张居正和林凤、林道乾,放置到历史的长时段、全球的大视野中,便又显现出另一番意义来。

  明朝中后期正逢全球开始进入海权时代,西方列强在经略海洋中崛起。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现新大陆和环球航行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列强先后崛起,海外殖民,海外掠夺,远洋贸易,远洋输送奴隶与劳工,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在全球四处扩张、四处侵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兴起本国工业革命,现代世界体系也由此形成。万历年间,张居正在部署剿灭林凤、林道乾的时候,已经通过地方官员与西班牙、葡萄牙(时称为佛郎机)殖民者有过接触,如福建官府曾派出把总王望高赴马尼拉寻求西班牙殖民者支持追杀林凤,但却从未意识到天下正在发生新的巨变。再过了270年,仍在睡梦的中国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晚清在普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世界历史的浩荡潮流无情地拖入了近代化。

  天朝大国的封建观念,让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互相消耗,中国丧失了海权时代的历史机遇。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使天朝大国统领天下的观念,牢牢左右着中国历代封建官僚统治阶层,国家的力量高于一切、统治一切,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资本根本无法在国家建设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反观西方列强,在海外殖民扩张过程中,民间力量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结为一体,海盗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代表。如英国的著名海盗德雷克,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环球航行劫掠,1580年(明朝万历八年)回到英国时女王亲自登船授予爵士头衔,其后德雷克任英国舰队副司令,1588年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中立下赫赫战功,英国也由此崛起成为海上强国。而在同一时代的张居正观念世界里,不管是剿灭的高压,还是招抚的权宜,都只是考虑“内缩”的稳定,而不是“外张”的拓殖。对于林凤、林道乾集团这些具有超强海外活动能力的民间力量,朝廷根本没有任何将之纳入国家力量的打算,彼此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消耗。

  假如张居正与林凤、林道乾能够联合起来,共同经略海洋,中国是否能无敌于海权时代?历史无法假如,历史没有假如,只有让人回肠荡气、直面现实。

  这段历史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有现实启示意义。抚今追昔,张居正的这27篇书信,更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分量。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历史人物,却可用历史的眼光思索今日的现实。五百年后的21世纪,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打造海洋强国,需要把国家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包括国内本土的民间力量、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紧密融合起来,让民间的力量在国家力量的强力支撑下,进军国际、纵横海洋,真正走出去,让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民间力量、社会力量的充分激活成长中,发展壮大、较量天下,真正强起来。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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