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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我们怎样争当百年内可能出现的大文学家


诸位,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最近这些年,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间,已经展开了广泛的、探索性的讨论。本人对于这个有关我们民族文化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贯具备了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关心。不瞒大家说,这些年来,本人几乎是不思饮食,成日忧心忡忡,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并且日甚一日地为一种悲观情绪笼罩。每当某位前辈的积极论点使得我为之一振,似乎生出许多明亮的设想来,颓废的结论又如乌云滚滚,不可抵挡。本人的命运也曾发生过几次大的转折,几次从大文学家候选人的圈子内被排除出去,这一点以下要说到。


当然,本人绝不会气馁。


有各式各样知识渊博的前辈,历史将培养未来的天才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大文学家的位置至今还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缺,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受到公认的天才人物。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这是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人翘首以待的大事情,而挑选候选人的历史使命义不容辞地落在受人尊敬的专家先生们肩上。


本人也曾苦思苦想,竭力揣测各位专家先生的高深理论,然而惭愧得很,至今仍如置身于云雾之中,茫茫然,不得要领。曾经自认为“心有灵犀一点通”,很是胡乱奋斗了一阵,过后又发现根本搞错了方向。可见本人离那种高级的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本人看不看得见那种境界都难说,这种距离又绝不是凭小聪明可以缩短的,即使盲目地发奋,收效也是可能全无半点。同时据本人瞎猜测,每一位专家前辈,对于未来的大文学家的要求又各不相同,如遵循其中一位指引的方向去努力奋斗,又恐得不到其他各位的首肯,得不到承认就等于白干,依然不能出类拔萃。而同一位专家前辈,他对培养对象的要求也是变化很大的,有时还大起大落,哪怕你具备随机应变的本领也是望尘莫及。最后,如果将每一位专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规定搜集起来,列成条例,身体力行去努力达到,恐怕又来不及了,因为他们已将出天才的时间明确规定为三十年以后,百年以内。本人不幸已有三十几岁,将以后三十年的时间用来努力还远远不能达到专家们的标准,三十多年后,本人则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体力精力大减,再要努力也不会有很大成效。


百年内将出大文学家的预言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作出的,这个预言出来之后,对我们整个文学界震动极大,青年文学家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老文学家们无不感到万分欣慰,因为这一下,他们的事业不愁后继无人了,不但后继有人,还要开辟新天地呢!还要树起一块里程碑呢!那段时间,我们文学界很是盲目乐观了一阵子,本人也窃以为不无希望爬上宝座,并打算一旦爬上去,就要好好地坐它一个历史时期,决不能轻易地下来。就在我兴致勃勃地做这种美梦的时候,另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年专家又对前一位老专家的预言作了重大的补充,他提出了当大文学家必须具备的七个条件:一、知识渊博,不但精通古代文化,还要熟悉异邦文化,包括在大陆常常开展的知识问答竞赛中每次都能拿高分,更包括在高考中起码要上线(数理化方面分数可松一点,我们的专家们是过来人,因为他们知道在数理化方面要求太高的话,大文学家就出不来了)。二、哲学基础一定要好。一个人,假如没学好哲学的话,在创作时是难以达到一种宏观地把握世界的眼光的,微观地把握也会很成问题,这两种把握都是决定作品层次的尺度,也是衡量大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尺度。三、要有饱经沧桑,出生入死的个人经历。(如果不幸没有这种经历,也可以赶紧跑到蛮荒地带去体验几年生活。)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斗过的人,才能听出时代的脉搏,才能产生那种崇高的悲壮感,也才有可能写出真正的史诗。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正是那种波澜壮阔的史诗。四、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这主要看他在人格方面的修炼,决定这修炼的一是时间的长短,二是功夫的深浅,三五年是不行的,没有意守丹田也是不行的。五、除了精通古代汉语之外,还要求掌握四五门异邦文字。试想一位天才,如果仅仅认得方块字,广泛吸取各种文化的营养又从何谈起呢?通过媒介吸取的营养是否正宗又如何来区别呢?如果要精益求精的话,最好是熟悉每一种外语,方言土话全能听得懂,又能说得流利。专家们知道这在时间上是不允许的,这才放宽了尺度,只要求四五门外语,并不要求懂得很多方言。六、必须上升到超脱的境界,呆在那里不下来。这就是说,他必须甘于默默无闻,轻视荣誉地位。比如从豪华的住宅里搬到郊外的茅棚子里,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简朴生活;再比如当人民公认他为社会的天才以后,他不但不同意,还要讲很多否认的话,声明自己只不过是人民大众的小学生等等。当然他仍然密切关心着劳苦大众的命运,仍然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及时发表一些立场鲜明的个人宣言,推动社会的变革。七、他必须具有压倒任何人的生命意识和玩起把戏来花样层出不穷的硬本事。或者说,有了生命意识,就会有生命本体的冲动,有了激情冲动,就会有花样百出的高招,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谁做到了这一条,就会在我们这个没有形式本体意识的文学世界里树立形式意识。对于这一条,我们的中年专家是独具慧眼的,他能在一秒钟内分辨出谁的冲动是出自本体的,谁是装出来的,想要瞒过他可是枉费心机。他一旦查出谁的冲动不是出自本体,而是伪装,这个人的前途可就完了,哪怕他外语学得再好也没有用。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德高望重的中年专家提出的这七个条件看起来平常,可细细一回忆、一分析,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间,从古到今,符合这七个条件的,竟然找不出一个人。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专家还一再放宽了条件,只要求四五门外语,不要地方语,只要求懂得哲学和数理化,并不苛求大家精通这几门功课,分数也只要上高考线就成了。这都是从现实出发作出的合乎情理的规定。从专家的规定联系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得出颓废的结论是必然的了,除非出现奇迹,而奇迹也是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民族文化,倘若从未产生过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要想发扬光大恐怕是不容易的。这样,摆在我们青年文学家面前的当务之急,便是进行一次殊死的突破了。既然希望还在,就绝不能放弃努力。目标是很明显的:搞主题宏大的史诗,将深奥的哲理和切身的体会贯穿于其中,以振聋发聩、催人泪下,使人进入长时期的深刻反思为手段,达到教育人、净化人的心灵的目的。谁符合了以上七个条件,又搞出了这种伟大的史诗,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文学家。只要百年内果然出了一个这样的人物,我们这个民族也就好办了,我们灿烂的文化将发扬光大、永垂不朽。


中年专家的调子虽然低沉了一点,但还是给了我们大家一线希望。只要我们一鼓作气,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昏天黑地地学习,昏天黑地地写作,生活经历不够的人赶紧下决心跑到少数民族地区呆几年,我们这些人当中,包括我本人,总会有一个攀上那灿烂的宝座,其余攀不上的人也分享了奋斗的乐趣。用心良苦的专家还照顾到我们的具体国情,在各方面都作出了适当的通融,可见他本人实在是时代的精英,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要是来了一个守旧的顽固派,非得要求我们出国去精通每一种地方语和土语,哲学与数理化也非得打满分,住茅棚子还不行,要住到山上的崖洞里去,那就是明摆着的坑人,谁也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世事变化无常。就在本人与大家一道,学得个昏天黑地,写得个昏天黑地,并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的时候,如晴天一声霹雳,又有另一位不太老的专家将一种最新的论点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了,他的论点的核心即是说本国在近几代出不了大文学家,即使勉强出一个的话也只能是不够大的,中不溜的,他列举了从古到今的种种例子说明这个论点,十分冷静、十分雄辩,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他又说:“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新时期,可惜在众多的新人作品中,至今没有一部作品在中年专家提出的七条标准上超过先辈的水平,现在的青年文学家,恐怕只有默默地充当泥土,才能期望数百年后从这土壤中长出茂盛的大树来。土地一年比一年瘠薄,先前还长过野草,现在只能长些藓苔之类了。牺牲自己充当泥土吧,不然灭顶之灾就要来啦!”报纸一出来,青年文学家们立刻乱了阵脚,大家不学也不写了,现在搞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是多么的空虚和烦恼啊!活在这世界上是一件多么无可奈何的事啊!然而又谁也不愿意充当泥土,个个都想长成大树,至少也要长成灌木。矛盾肯定无法解决,民族文化必定灭亡,本人的野心眼看不能得逞。每日里与同行们于街上相遇,皆不议论文学之事,顾左右而言他,神思恍惚。偶有少年气盛者谈起创作来,众人一致鄙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学正处在一个低谷时代,这是由我们这个不幸的种族所决定的,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昏头昏脑地过了些日子,忽然有一天,同行们的观点全都改变了。他们觉得还是这位不太老的专家的论点好,并且高级。自己当不到大文学家不要紧,万一被别人当了去,尤其是不够格的人当了去,那可怎么向人民大众作交待呀?大家都是在一个地方土生土长,平起平坐,现在忽然钻出一个家伙,一下子就冒起尖来,谁受得了这个打击呢?他要冒了尖,我们还算什么东西?他果然冒了尖,会将我们置于何种地位?


女士们,先生们,不太老的专家发表文章后,除了本人还暗暗地怀着想当大文学家的念头,决心看准时机,东山再起之外,同行们是全都改变初衷了,他们敷衍着写出一些作品,似乎都将这事忘记了,他们甚至不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而自称为“教育工作者”。不过,有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高级的策略呢?表面上的清淡和超脱,是不是隐藏了狐狸的企图呢?对于专家们的论断,他们是否心服口服?这一切全不得而知,要由历史来作结论。不太老的专家作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并将这个假设公之于众。他说我们是白天里故意装出胸无大志的模样,一到夜半无人,便纷纷躲在小屋里发奋钻研各门功课,或者虚晃一枪不知去向,后又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出生入死,沐浴着生命之光,从而生出了部分崇高的悲壮感。他说这个假设是完全可以变为现实的,这也正是他本人的期望。这不正是决心充当泥土的表现吗?要是这样干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文学的繁荣还会要很久吗?到了那一天,他本人是可以考虑放宽尺度,对他的理论加以修改的。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要由实践来加以检验。


说到本人,真对不起,不论悲观与乐观,也不论有无一线希望,本人始终抱定了一个愚蠢的念头:要当大文学家。这个念头使本人每时每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近年来经过专家们这样几番折腾,本人几乎是神经错乱了,但初衷依然不变。本人学过哲学,攻过外语,参加过高考,住过崖洞,去过人烟稀少的沙漠,只差没有上宇宙飞船了。在不太老的专家的论文发表后,一时想不开,本人还产生过几次轻生的念头,只是没有付诸行动罢了。也幸亏没有付诸行动,现在不太老的专家不是又放出了一线希望之光吗:他有可能修改他的论点。


三位专家引起的风波平静下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这种观点来自那些至今在位的老一辈文学家。它先是隐晦地、含沙射影地出现在报刊上面,后来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发表于某某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就在这一辈的老文学家当中,已经出现过大文学家了。他们当中有个别杰出者,早就受过系统全面的教育,有当今年轻之辈所无法达到的高级素养,其他方面的条件也完全符合,为什么至今没有让他当大文学家呢?分析起来原因有三:一、异邦民族对本民族的偏见。二、用方块字写作对于交流的障碍。三、本民族内部的涣散状况。那位作者分析完这三点之后,便强烈呼吁开展学古汉语和学外语的运动,希望以此来达到在世界上传播民族文化的目的。然后,那位作者又补充说,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学家,在艺术鉴赏方面是真正的内行,层次也很高,他认为他在上文中暗示的那位杰出的老一辈,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大家逊色,他完全有资格当选为我们民族的大文学家。讲到他本人,虽然各方面都与这位杰出的老一辈相通、相近,但作者还是认为自己不够格,并决心一辈子以老前辈为偶像,像他那样谦虚,像他那样淡于功名,勇于进取,年龄越老,思想感受越敏锐等等。作者希望文艺界的同仁抛弃偏见,团结一致,都来选举这位老一辈为我们民族的大文学家,一来鼓舞士气,二来也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


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之后,响应者寥寥无几。相应的,在另外几家报刊上,又出现了类似的文章,不过每一篇文章推荐的都不是同一个人,而是文章作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位偶像又总与作者本人有些相似,虽不说不相上下,倒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这种推荐就变得十分可疑了。于是又轮到那位不太老的专家出来大喝一声:“目前还根本没有生长大文学家的土壤,哪来这么多大文学家?!”这就如一记闷棍打在这些飘飘然的推荐者脑袋上,青年文学家们感到真是大快人心,感到这位不太老的专家既喊出了时代的心声,又给青年一代留下了一线朦胧的希望,他们要想站住脚,便只有一面拥护这一位,一面于深更半夜偷学外语之类,到时候来它个一鸣惊人。不太老的专家这一着实在高,这就叫“烈火见真金”。


本人在不久前曾对以上提到的三位专家进行过一次拜访。当时这三位专家正在我们城郊的一座茅棚子里聚会,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式的穿着粗布衣服和草鞋,黑色的眼珠目光炯炯,乱蓬蓬的头发虎虎有生气,不管我故意搞出多大的响声,他们硬是听不见。他们弓着背,围着一张旧桌子,正在画一个很大的图表,每个人都显得很紧张的样子。我就趁他们没注意一下子冲过去,将那张表一览无余。三人都很生气,飞快地折起那张表,质问我是否已经偷看,又说倘若如此,他们将毁掉这张表再造一张。我当然竭力否认,说根本就没看清,甚至没想过那会是一张图表,我还以为诸位在下棋呢!我说了谎,心里可“怦怦”直跳,我大概是聪明过头了,居然敢来探听专家们的秘密。其实那张图表并非机密,不过就是列出了当代知名作家的姓名,在每个姓名底下画了许多红圈圈和黑圈圈,大约是依据这些圈圈来判断他们有无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他们说由于我这个破门而入的浮躁举动,我的名字底下不幸增加了三个黑圈圈,这是于我十分不利的。


“我们基本上倾向于悲观的论点。”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就如背诵什么条文,“经过反复的研究分析,并没有发现关键性的突破,但总的趋势是不太坏的,不可抱过大的希望,但也不要绝望。我们打算牺牲休息时间,置个人的前途于不顾,对大家进行一次集中强化训练,给每个人补上宝贵的一课,或许这样就会出现奇迹也未可知。请你回去将哲学、古汉语和外语方面的课本准备好,这可是个好机会。”


他们弓着背在低矮的茅屋里踱了几圈之后,走到门外,抬头眼望苍茫的暮色,满腔忧愤意识,后来他们又各自沉浸在哲学的玄想中,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我这次不知趣的拜访就这样结束了。本人回到家中,心中忽然产生了一股逆反情绪,我想:他们凭什么给我增加三个黑圈,这么快就判了我的死刑呢?这不是意气用事吗?再说他们还根本没有调查我的情况,完全不知道我的哲学和外语学到了什么程度,在一百年尚未过完之际,也无法看出我的作品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他们凭什么如此武断地下结论?莫非他们成了算命先生了吗?本人越想越气,恨不得立即提笔写文章向三位专家挑战,解一解心头的郁闷之气。这个时候我的表弟进来了,他也是一位文学家,文坛上知名的后起之秀,哲学、古典文学和外语都有本科文凭,目前又在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即将毕业,业余时间还学数理化,为了事业,今年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是独身。表弟一坐下就垂着头大声叹气,叹了大约十分钟,抬起头,眼神黯淡地问我可曾读过报纸否,不等我回答又大叫完蛋了,活不成了什么的,还说什么我居然好端端地坐在这里,他觉得实在惊奇,他想不出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件事太不符合常理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他狠狠地朝地下吐了一口痰,“喂?我老实告诉你,你我都没希望啦!”


我耐心地安慰他说,不要急,还有几十年时间呢,这种事,不是两三个人下得了结论的,来日方长,历史自会作出结论。他反驳我说,再过几十年,他们三位专家肯定还健在,其中那位中年的专家保养得极好,据说对营养学很有研究,说不定他会死在我俩的后头。只要他不死,结论就总是由他来下,而不是由我们来下。说到底,我们总不能自封为大文学家吧?这不令人笑掉大牙吗?再说今日报上登出的那些候选名单中排除了他,就影响了他在大学里拿学位,拿不到学位,前途就更加无望。候选人都没挨上边,又拿不到学位,还搞什么文学呢?先前还抱着希望,有一个奋斗目标,现在他成了什么人啦?他落到这种地步都是受了我的牵连,谁叫我自以为是,与专家作对,想走什么捷径,现在可弄得好:死路一条!假如不是我捣乱,他早上了候选名单,他能肯定自己是前几名,因为国人早就承认了他是最有希望的种子选手。


本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判了死刑,当不成大作家了。尽管本人也想反抗,但又知道那是毫无用处的。一个大文学家,总得有自己的读者群,哪怕这读者群只有两三个人。而在我们这里,每一位读者都是专家们的贴心人、好朋友,他们永远坚定地站在专家们一边,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只要被专家否定了,一个人的艺术生命就算完了,没有一位读者再来读你的作品。表弟说得对,这就是与专家作对的下场,这就是狂妄自大的结局。文艺界的同僚们谈论起本人来,开始使用这样的称呼了——“那只猴子”,“那把扫帚”,“那位卖烧饼的”等等。没有人记得我也曾经是最有希望的种子选手,也曾参加过高考和智力竞赛,成绩不怎么坏。他们还惊讶地睁大眼睛,做出努力回忆的模样说道:“这家伙是怎么钻进我们的队伍里来的?我们怎么会疏忽到这种地步,让这样一个势利小人在我们这里得志呢?”说到读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我这个人的存在,却偏偏牢牢记得我对三位专家的那次拜访,他们将专家们制定的那张图表称之为“在重重压力下诞生的纲领性文件”,用一种神秘的表情讲述那三个人在茅屋里制造图表的情形。提到他们的工作是如何被一个破门而入的暴徒打断,然后他们又如何临危不惧,赶走了暴徒,制定了文学发展的大方向,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本人被排除在外之后,仍然关心着文学发展的前途。由报纸上所公布的最新候选人名单上得知,专家们已经将候选人的年龄放宽到六十九岁了。据他们说,如今的医学是如此的发达,各种延年益寿的秘方不断发现,只要保养得当,要活一百岁以上是毫不费力的,按一百岁计算,六十九岁完全可算是中年,而现在三十几岁的人就只能算是儿童。相形之下,还是六七十岁这一辈的人更为稳健、成熟,根基也更深,修养更高。只要他们注意身体,活到一百岁以上,是有一线希望从他们当中产生大文学家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三十几岁的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但三十几岁的人也要注意身体,因为活得越久可能性就越大。放宽年龄的政策使得文艺界的同僚们皆大欢喜,现在老一辈与少一辈的文学家是紧紧地携起手来了,他们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青年文学家钦佩老文学家的学识,老文学家赞扬青年们的朝气,一派和谐宽松友爱的气氛,令人感动,给人以鼓舞。在这种友好气氛中,本人的问题承蒙一位慈爱的老专家关怀,又被重新提了出来,经过专家委员会的反复讨论研究,大家作出决议:只要本人去掉一些虚荣心,不千方百计突出自己,把性情放平和一些,宏观地看待很多问题,他们会要重新考虑本人的问题的。他们要求本人要不断地向中年专家请教,向不太老的专家交心,至于写出的文章,则要求每一篇都花样翻新,调子绝然相异,比如今天用电报似的短句,明天就用不打标点的长句,今天写一只狗,明天就写一首诗,等等,使人有一种新鲜感,不断产生阅读的冲动。做到了这几点,同时又学好了外语和哲学,注意了身体的锻炼和营养的补充,他们全体打算在下一批评选候选人的时候添上本人的名字。这个消息是由我的表弟通知我的,他来的那天,喜气洋洋,告诉我他已经“挤进去了”,并且很快就要拿到学位,一旦拿到学位,他就占了绝对优势。当然,还有一件事他感到担心。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他患有慢性肝病,这对他的寿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万一活不到那一天,一切全是空谈。我说,凡事都有很多可能性,人的寿命固然自己无法预料,但专家们的意见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对于我,他们不是已经改变过一回了吗?也许他们在表弟还健在时便破格宣布他为大文学家,或者他们自己得了急病,在临死前承认他为大文学家,这样的情况都是可能出现的。说到我,我并不希望他们来这一手,因为我自己也想去占那个宝座。我虽然没有学位,可也没有任何慢性疾病,按常规判断,我肯定比表弟活得久。为了确保长寿,我打算每天坚持锻炼,吃大量的补药,只要有钱就吃,将好一点的衣服和家具全部变卖,吃到肚子里去。听了我这种硬邦邦的宣言,表弟非常气愤,扬言他要去专家委员会游说,让他们在候选人的条件当中增设学位一项,他认为自己是完全有把握成功的。据他摸底,每一位专家本人都是有学位的,一半以上在名牌大学毕业,他们是用非常纯正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的。现在历史赋予他们重任,让他们来担任培养未来的大文学家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学识发挥威力的时候,难道他们倒要抛弃了自己几十年努力获得的成果,去搞某些歪门邪道?表弟进行了一系列的推理之后,越想越乐观,他知道在我们这些人中间,他是唯一获得学位的人,他的游说要是成功,就等于是登上了宝座。


女士们,先生们,大文学家到底由谁来当,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朦胧发光的目标在远方的迷雾中时隐时现,道路无限漫长。每当闭目冥思,专家们的教导就如警钟一般响起,督促我们改造自己这种耽于幻想、行为懒隋的性情,激励我们去作那拼死的搏斗。专家们深邃的目光早就洞悉一切,他们胸有成竹,按部就班地展开工作,问题的答案一直在他们心里,文学发展的大方向始终归他们牢牢掌握。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一天比一天成熟,他们显得训练有素、谈吐深沉,有部分人在学识上已经接近专家的水平,个别人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以轻浮的态度谈论文学的人已经没有了,人们的讨论范围是越来越集中在一些高层次的理论问题上,每个人都把解决这些问题与自己的文学实践联系起来,不断地突破自身,不断地开辟新的领域。与此同时,老一辈文学家们也在努力锻炼,保养身体,大吃补药,减少消耗,希望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的文学事业立大功。看到这种大好形势,我们专家们心头的忧郁也在渐渐地减轻,慢慢显出和颜悦色的表情来。


谁来当大文学家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在明天,或在不远的将来。


选自: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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