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后七日》
类似的体验我有一次久远的，12岁时，在楼梯上把脚踝摔伤脱臼，整个月时间无法行走。夜半梦醒时，常常忘记自己有伤这个事实，如常起床去厕所，走几步忽然跌倒，清晰钝重的痛迎面撞来。不能回避。
4月初朋友换了QQ签名，有哀悼的意思，我赶紧发信息过去问，她淡淡回，父亲走了，脑溢血。之后在网上遇见，她提到回家前一日致电给父母，电话接通后由父亲直接转给母亲，“喏，二小姐的电话。”父亲说。
她说，那是最后听到他的声音。
人突然就不在了。朋友赶回去时父亲已离去，慌乱中她忘记摸摸他的脸。事后想起来，她对我说，再也摸不到了。过了几日，朋友做梦梦见父亲来看她，她摸摸他的脸和手，热乎乎的，他们说了会儿话，后来父亲走了，她在梦中，沿着故乡的青石板路追出很远。
其实我不信这些，她说：但他好像是来了我的心愿。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死亡这件事，都已是成年人，死亡接受起来并不困难，知道必须接受。亲人不在，人生仍旧往前，仍旧朝九晚五，仍旧完成每一件巨细。
我说，大概只是时不时地想起来，这个人不在了，会觉得一阵空落。
她说，嗯，就是这样。
《父后七日》讲的也是父亲离世。看电影的中途我哭起来，毫无准备，向来有足够的抵抗煽情的能力。电影高明在不煽情，它说的只是平常事，充满平常的琐细，时而喧哗，时而默然。惹我落泪的情节有两处：一处是女儿在回老家看望父亲和哥哥时走累了，在哥哥的地摊前脱掉高跟鞋休息，旁边卖歌碟的父亲走过来问女儿要不要吃什么，很自然地将拖鞋脱给她，自己赤脚走。父女两人在深夜的地摊上拿着话筒对唱一首《伤心酒店》，歌词说：“悲伤谁人知，痛苦吞腹里。”
第二处是女儿带着父亲的遗像骑着电车往家里赶，想起来在18岁生日时父亲骑车载她，问她的成绩，然后叫她吃金粽，不要告诉哥哥。两父子在桥上一边吃粽子一边抽烟吹风。画面切换，只有女儿一个人。她背着父亲笑笑的遗像，骑行在逆风里。
父亲走了。兄妹俩接到电话赶到医院，已经拆掉监护仪和呼吸机，摘下手套的父亲的手散发着静静的安详的光，护工用空气压缩包维持着父亲“最后一口气”，在救护车“无医无医”的鸣笛中送回早已设好的灵堂。穿红挂绿的道士已经就位，父亲换好一套新的黑西装静静躺着，枕边有烟，怀中有成人杂志，道士阿义唱：“今嘛你的身躯拢总好了，无伤无痕，无病无煞，亲像少年时欲去打拚。”
画面颜色浓烈，配乐够俗够劲，贴合我所熟知的丧葬仪式里过分隆重的荒谬印象。兄妹俩和表弟在道士阿义的指导下开始仪式复杂的后事，一会儿哭，一会儿跪，配合着仪式的步骤，嘴里含着饭就扑去棺材上哀嚎。我一次次笑出来。为了悲伤而悲伤的时候，那悲伤无疑被冲淡，也被挤压和累积。它会在某个寂静时刻纷至沓来。
去年3月的一个傍晚，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爷爷过世，他们从云南往老家赶，我当即联系车，从成都连夜返回。到叔叔家楼下已是凌晨3点，守夜的人们剩七八个亲戚，院子里有几个用于取暖的火盆，火焰在夜风中奄奄一息。我们走过去，第一件事是在爷爷的遗体前跪下磕头，一盏长明灯燃在床底，被风吹得颤抖抽噎。
那夜我陪爷爷坐了很久，在外面和亲戚说话说得乏了，就进到那间临时搭起来的小小的白屋子里去陪他坐，我轻轻碰他的手，从侧面看他的轮廓，心中被一种不真实的安详充满，也有温柔。快天亮时出来喝半碗清粥，上楼睡了一个小时，听见下面人声嘈杂，道士吹吹打打，赶忙下去跟随指令站起跪下，然后出殡。
爷爷过世时年过九十，生命自然衰竭，大家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死亡来临时，像个早就约好的朋友，从从容容，没有半点挣扎，我们平静地走进程序。父亲、叔叔的脸上是熬夜后干燥的疲惫，姑姑哭了几声，她一向爱哭，那哭声中虽然带有明显的按部就班的意味，在凌晨的冷风里听来，却无法不让人心慌。我一直感到皮肤发痒，苦于找不到焦点，就像一种没有伤口的疼痛。
但凡旁观过死亡，《父后七日》里仪式繁复的丧事都不会陌生。哭，诵经，邻里相帮……要招呼朋友，记录名单，关照饮食，联系回赠给亲友的礼物；要忙着买麻绳和孝布，将黑布撕成窄窄的一方，在袖子上用麻绳绑好，表明至亲。种种过去看来难以忍耐的规矩，随着年岁增长，现已可以体谅，邻里做事时不避讳地闲聊死者家八卦的场景如此真实，导演用略带夸张的调子将这些细节做成了一组快节奏的切换，仍唤起我们记忆深处一丝共鸣。
世俗和死者之间的最后交会。一如在生时鲜活，因其同样五味杂陈，所以温暖。
“悲伤谁人知，痛苦吞腹里。”旁观者无法体验当事人的痛，这很平常。他们的参与是最自然的陪衬。人们穿梭于死者身边，为了旧情，为了恩义，为了礼貌，为了赢利……死者已矣，周围世界仍循轨道转动，没有谁的生活因此断裂，唯有最亲近的人，心脏某处会出现一闪一闪近似跳电的空白。
父后七日，白天在接二连三的程序中迅速打发了，夜晚来临，年轻人坐在父亲的棺材边闲聊着他生前往事，女儿蒙着面膜落下眼泪。表弟和道士阿义在田野里聊天，读阿义写的诗。又是一处温暖的细节：道士认真地说他的正职是个诗人。葬礼结束后，阿义赶往屏东做法事时在车站碰到正要回台北上学的表弟，他对他说，以后要常常回家，帮家里做些事。道士阿义似乎变成了另一个父辈，承担着叮嘱和寄望的责任，也如父辈，阿义坐在长椅上看表弟先行被车带离。
一生中被父母送别过多少次，我曾在候机室里默默计算，难过得不能自已。无数个清晨他们送我们出发，上车，上机，离开家乡，奔向各地。又有些深夜他们接我们回来，打扫整理好的房间，买好的零食水果，床单散发着干净的肥皂味。在这送与接之间，我不太敢去细算，是多么漫长的等待。
等到发线灰白。
电影里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地摊，在深夜里站在父亲曾经站过的位置，女儿则选择了一项终年出差的工作。她对面试她的工作人员说，那就是她想要的。她站在人潮如注的繁华都市十字路口，如一粒流沙，没有回家的方向。我想是。送爷爷去火化的那天清晨，我坐在车上，看着父亲端着爷爷的照片在细雨里慢慢走，每过一个转弯路口他都要停下来，转身，对着运载爷爷遗体的车跪拜。每个路口都跪拜。
细雨中父亲躬下身子，隐隐露出花白头发，我忽地被一种巨大的哀恸抓住，心里想，我的父亲，从此再也没有父亲了。他亦早早失去母亲。他和他的兄妹们像离开手心的沙石从此洒落各处。这个世界上，我便是父亲最亲近的人了，也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依然不敢设想有日自己处理父母后事。太多我所不懂的，俗世人情和传统礼节。只是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去体会拥有。在父亲将我的脚往水里毛躁地摁下去的时候，花一些时间，领会那种男人粗线条的举动里深厚难言的感情。
对于终将失去的亲人，我们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送他离开。在世俗陈规中，在疲倦忍耐中。让他在熟悉的乡音里睡去，悉心照应长明灯，好使他能够安然走到河的对岸。不应哀伤。哀伤是日后自己的事，我们要做的，只是送行。
几个月后和朋友去唱歌，那个女儿漫不经心地说起父亲已过世。朋友问她为什么没提过。她说，我也常常忘记。然后电影里出现了这短短的一段独白：“我也经常忘记，于是它又经常变得很重。直到父后某月某日，我在从香港飞往东京的班机上，看着空服员推着免税烟酒走过，下意识提醒自己，回到台湾，入境前，记得给你买一条黄长寿。”
她在候机室里痛哭，离散的痛楚像缓慢苏醒的冰河，一旦流动则绵延不绝，我仿佛听到了阿拉斯加春季来临时河面解冻的那声开裂。“变得很重。”就像被幼年记忆里被夜半剧烈的疼痛迎面撞击，我们常常忘记的那一种从本能中剥离的失去，在此后的生命中，没有预知的某月某日，时不时地以这样的形式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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