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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北方人祖籍都在洪洞大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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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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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过去上年纪的人总爱对年轻人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盖子都是两瓣的。

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是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内,大槐树是移民史实的见证者,也是移民心目中的老家,每年有20余万人前往景区寻根祭祖,余亚飞诗云: “拔地巨槐冲碧汉,相承一脉密分枝;树身即使高千丈,落叶归根也有期” 。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寻根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在中国北方地区,大量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有详细记载,在地方志如《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丹风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等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至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仍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祖辈相传,妇幼皆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闻名海内外的明代迁民遗址,是数亿计移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

从明洪武3年至永乐15年,近50年的时间里大槐树下就发生大规模官方移民18次,主要迁往京、冀、豫、鲁、皖、苏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经过六百年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而今全球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早已在炎黄子孙心中深深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当作“家”,被称为“祖”,被看作“根”。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迁徙。这对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开发边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等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迁徙长达50年之久,涉及812个姓氏,由这里迁往各地的移民后裔,数以亿计。


中间碑文为“古大槐树灵”


元末明初,北方移民聚焦大槐树

这一切,还须从元末明初说开去。元朝末年,农民起兵造反事件不断,官方则疯狂镇压,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


山西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决定采用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


多次移民,历史聚焦大槐树老鹳窝。


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


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


“不要忘了,家乡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


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


“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


但这只是从大道理上说,而对当时被迁徙的每家每户来说却都是莫大的悲哀。明统治者定出的移民条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好好的一家人便被拆得七零八散。


同姓同宗者为了和亲人迁到一处,不得不改姓。有的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残酷的惩罚,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如此所受的心灵上的摧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被迁徙者心中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弥合。


好在中原人没有忘本。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再后来,中原地区经济复苏了,而惨痛的记忆却一直传承着……


在后来人的心中,“山西移来者”的观念影响是深而又重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由陕西打往北京,一路对百姓秋毫无犯,但后来进入山西洪洞县,却突然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李自成拿几个带头违犯纪律的小头目问罪,审问之后,得知士兵们原来都是“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混乱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不但没有问罪,反倒放假三天,任将士们寻亲访旧。

兴建遗址,塑造大槐树认同

到了晚清时期,大槐树的事迹已广为流传,但在洪洞本地,大槐树长期不见遗址,当地居民亦语焉不详。直到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贺柏寿等人出资兴建古大槐树遗址,并写成书稿正式出版,大槐树终于有迹可循。


建址之初,景大启在碑记中宣称“古大槐树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确定了古大槐树的位置,还把它安置在迁民传说中提及,现实中也能找到的广济寺边上。但明初的广济寺当时已经迁址,由于年代久远,重建古迹的记录里提及选址依据是“故老之传闻”。


明初山西移民与大槐树的关系,也被贺柏寿的碑记确定下来。他认为明初移民并不都是洪洞人,但又说当时“洪地殷繁”,每次迁徙都有洪洞人参与。至于大槐树,则是“荟萃之所”,即移民集中地。


景大启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


1916 年,洪洞县志修志,纂修者韩垌第一次把大槐树写进了地方志中,不过在提及大槐树为集合之所时,也提到“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之后,贺柏寿的弟弟贺椿寿提到,广济寺曾为移民之事树碑,碑文记载甚祥,这个碑现在虽然没了,但“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至于碑叫什么碑,记载了哪些东西,他没有说明。

此外, 1921 年赵戴文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作序说,大槐树移民说“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这既是事实,又把大槐树故事的依据牵系到众多家族谱系的记录中。随着《洪洞古大槐树志》和两年后更大规模的《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刊印出版,他的观点也广为历史学家采纳,持续影响至今。


1949 年后,弘扬大槐树认同的士绅不复存在,这一认同本身却并未被破坏。大槐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待遇足以反映认同之强烈——知名度极高、反映劳动人民受到压迫的著名古迹“苏三监狱”,在文革中被拆毁;而士绅修建的、仅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槐树古迹,却因当地人的崇拜而保存下来。

不过,承载大槐树认同,并被当做依据的家谱、祠堂、墓碑却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损失惨重。等风潮结束,存世的大槐树记录已经不多。但 “寻根问祖”开禁后,失去祖宗脉络的人又兴起了续修、重修家谱的热潮。不少原本没有大槐树认同的人,也在这一时期顺应大众热情,变成了大槐树的新子孙。


到如今,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十八个省,五百县,有的还远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中国史上最大移民潮: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


闯关东》剧照


喜欢看电视的读者,对“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这些名词一定不陌生,以此为名的几部电视剧,都曾经热播。这些电视剧的历史背景,便是中国历史上三次最著名的移民运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移民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现代人寻根和领会地方文化的金钥匙。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陆贫民迫于生活压力,于是“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走西口:晋陕百姓大量进入内蒙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走西口》,在山西几乎人人会唱。据记载,清光绪年间,晋北地区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晋北人不得不到“口外”即蒙古地区谋生。这场移民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影响深远。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而“走西口”则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造成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迁徙,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史载,“阳高地处北塞,砂碛尤甚,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土地贫瘠、气候寒冷、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走西口》剧照


伴随着“走西口”,口外蒙古地区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陆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闯关东:山东百姓的苦难开拓史

清统治者曾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19世纪初,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闯”入东北讨生活,这便是“闯关东”的由来。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清末,沙俄侵略东北,1860年,官府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民国年间(1912-1949),“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闯关东,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闯关东,存在特定的路线和背景。“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推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少妇,老母唤其子女,前后相望。由奉天至吉林,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

下南洋:以中原和两广人士为主

明末清初,大批不愿臣服清朝的汉族人纷纷移民东南亚,称为“下南洋”。这场移民运动持续了数百年,奠定了如今东南亚国家的人口格局。


南洋,主要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



华人历史上几次规模较大的“下南洋”,其起因、年代和大体情况如下:1、西汉末年,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2、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一批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3、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4、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5、明末清初,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及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中国人下南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下南洋》剧照


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最后,劳力需求也是华人下南洋的原因。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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