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路的尽头
这里面至少有几个原因。
所谓新政就是改革。首要的是吏治，也就是官员的问题。
自古改革，最难的都是吏治。攻下了这座山头，事半功倍，倒在这座山下，只能功败垂成。可惜，倒下的多，过关的少。
范仲淹，饱学大儒，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方面，应该下了大力气，做了很深的研究，十项革新措施，至少有五项直接与吏治相关，不可谓不重视。
效果怎么样呢？有个小故事，或许能说明些问题。
据说，新政开始后，范仲淹拿着朝廷官员名册，一个一个的认真核对，严格把关。凡是他认为不合格的，大笔一挥，一律革除。左一笔、右一笔，挥个不停。这让旁边站立的欧阳修惊惧不已。他忍不住地说，您这一笔下去，就有一家人要痛哭。范仲淹听后，微微一怔，朗声答道，一家人哭，总好过一国人哭。
好个范文正公，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可惜，他忘了，成功的改革，一定得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更多人的力量。多个人支持，改革就多一份胜算。多个人反对，改革就多一份风险。而这成片哭声的背后，都是反对的力量。
吏治革新，之所以难，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官员的得失、升降和荣辱。而每个官员背后，又都是一个牵扯着同乡、同年，亲族、家人的庞大群体。牵一发，动全身。
吏治革新，也绝不是简单的杀一批、抓一批，贬一批、流一批那么简单。对这些官吏们，也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该改的当然要改，但一定给要给出路。你拆了人家的庙，砸了人家的碗，总得给点救济，或者指条吃饭的路。
吏治要改，但官吏绝不可弃之不顾。都说改革成功与否，有赖于人心向背；而这些官吏的背后，同样也是人心。
如果范文公正，能听到那些官吏和他们家人的哭声，在改革措施里，多加上些安置条款、多给出路，让他们有所归依，至少能降低他们对新政抵制和反扑的烈度。
很多改革者，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他们过于自信了，或者说，这是改革者的傲慢。他们一旦掌握了变革的权力，就忘了曾经被打压的艰辛。他们还过于相信所谓正义的力量，以为只要竖起正义和道德的大旗，保守派就会溃不成军、土崩瓦解。
溃不成军是可能的，但土崩瓦解就未必了。
事实上，那些被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吏，很多人并非不知道国家的弊政、新政的必要。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想富国强兵，也是支持新政的。前提是，新政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被针对的对象，被砸了饭碗、名利皆无，一家人流离失所、没了活路，他们能怎么办？
保守派的这些境遇，改革派自然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在这其中，正享受着权力肆意的快感、正义昂扬的愉悦，还有对保守派打击的惬意。他们享受这样的过程。很多人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想着，那些人活该。
这时候，对保守派来说，就不是改革与否的事，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唯一的路，只能重新抱团，拼死反扑新政。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新政，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而为了生存的斗争，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庆历新政，在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中摇摇欲坠。
不过，最后压倒新政的，还不是他们，而是新政的发起者。
仁宗皇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