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分享了奥斯曼帝国在西方世界视角下最为辉煌的时代——苏莱曼时代，了解了苏莱曼一世的历史功绩。本篇文章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线，走进奥斯曼帝国官僚时代。
由上文可知，公元1566年叱咤风云的苏丹苏莱曼一世死在了远征匈牙利的途中。虽然最后战争以胜利告终，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时代也随之落幕。
随军出征的大宰相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刻意隐瞒了苏丹的死讯，在战争获得胜利后的一个半月后，开始组织部队向首都伊斯坦布尔撤军。与此同时他给在继承人之争中胜出的塞利姆王子写信，让苏丹派军队前往巴尔干地区与自己会合。
此时苏丹塞利姆二世自己的幕僚精英和财富积蓄在苏丹之位的争斗中消耗殆尽，无力组织起只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震慑各方势力。事实上，苏丹塞利姆不得不向自己的姐姐米赫丽玛赫借款五万金币，向部队支付赏金。
另一方面，苏莱曼一世五十多年的统治让官僚体制日趋完善，各级官僚相互结盟形成了稳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使得以大宰相索库鲁为首的官僚统治阶级，渴望摆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
一方是想要大权独揽的大宰相，另一方是处于弱势且无力的苏丹。在这种情形下，苏丹塞利姆最终选择顺应时代潮流，将政务大权委托给了大宰相，他自己待在后宫享受生活，留下了“醉鬼”的恶名。奥斯曼帝国从此进入了长达120年（公元1560年至1680年）的官僚时代。
1.帝国的官僚体制
进入官僚时代后，虽然苏丹仍然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博弈的核心，但权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帝国政治不再由苏丹独自掌控，而是和大宰相、伊斯兰教长老、宫廷里的黑人宦官长、耶尼切里军团司令官等政治强人共同执掌。
其中大宰相是军人政治家们争权夺利的最高目标。随着公元14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大宰相的权力和地位日益提高，逐渐变成了苏丹的“全权代理人”，主持着由帝国各职位最高者组成的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由宰相们、财务长官、作为欧莱玛头领的两名军人法官、文书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尼桑贾等组成，由大宰相主持。通过这一职权，大宰相决定着帝国高层的政策走向。战时，大宰相经常代替苏丹指挥军队，甚至各军的司令官也都由大宰相任命。随着苏丹实权的丧失，大宰相的权威更是与日俱增。也因此，大宰相成为了政治斗争中最为激烈的职位。
虽然大宰相权力很大，但按照帝国惯例，必须由苏丹亲自任命才具有合法性。这也成为了苏丹制约其政治权力的重要保障。各大势力围绕大宰相职位互相竞争，甚至还有后宫妃子和大宦官势力的介入。
因此，大宰相的职位风险非常大，不仅要常常因政策失败负全部责任，还要经常防备竞争对手对苏丹的蛊惑。这导致16世纪下半叶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坛成为了多名实力派军人政治家相互内耗的舞台。内部的争权夺势极大消耗了帝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点燃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叛乱的火种。
每一个大宰相的候选人都不是孤家寡人，他们身后都充满了文臣武将在内的庞大社会集团。他们名义上被称为“苏丹的奴隶”，但实际上在官僚时代已经成为军人政治家的智囊团队。
由于帝国除了欧莱玛系统外，缺乏中国古代科举制类似的官员选拔和职务晋升制度，所以在奥斯曼帝国做官，必须依靠实力雄厚的政治集团。而有实力的政治家也时常利用职务之便向各级职位输送自己的亲信来维持集团势力，进而竞争大宰相之职。
除了大宰相，在军人政治家中居于第二位的就是省军政官。奥斯曼帝国地域辽阔，各省份都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行政运营模式下，省军政官的权力和责任都非常重大。特别是16世纪后半期，独立运营的省份逐步增多，军政官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他们与中央关系密切，多是在宫廷经历过专业的训练和教育，既要负责指挥部队作战，也要负责省内兵力和物资的筹集，以及各省税负的收缴。因此他们通常具备相对雄厚的财力和政治手腕，拥有并供养着庞大的私人军队和家臣团。
为了维持私人军队和家臣团的开销，省军政官不得不在帝国俸禄之外参与各种经济活动，比如农地开垦、金荣、城市手工业等，甚至还和印度、波斯开展长途贸易获得巨额财富，确保收支平衡。
在省军政官之下，则聚拢着军人、书记和欧莱玛等政治势力，他们和中央派驻的财务官一起管理地方军政。除此之外在他们周围还聚集着大量书记员和欧莱玛官职的候选人，这些都希望借助实力派军政集团的推荐进入政府机构任职。
省军政官之下则是地方法官，他们是帝国欧莱玛阶层中最重要的职位。他们接受穆斯林学校麦德莱赛的教育，经过层层选拔而任职，一经上任就终生履职，不再升迁。他们控制的区域被称为“卡萨”，级别相当于县，直接听命于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欧莱玛高层。
作为县一级的行政管理者，他们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发挥着政府基层机构的作用。不仅要在法庭上做出裁决，还要担负起杂事登记、行政管理、收取赋税和维持秩序的责任。
与地方法官相对应的是书记官僚，是政府中主管财务的官员，负责制定、实施和调整由上而下的财政政策。虽然他们总是成为军人政治家们的替罪羊，但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奥斯曼帝国实现了“大政府、大规模常备军”的新体制。
他们本来是宫廷和军人政治家的私人服务人员，16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步官僚化。而随着帝国包税制在16世纪后期的扩大，以及阿巴鲁兹税和人头税在帝国全境直接征收的普遍化，中央政府和地方上的书记官也逐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重要岗位。
虽然奥斯曼帝国官场充斥着选任不透明、裙带关系和“任人维亲”，但这并非意味着帝国的混乱和衰落。相反，一旦官员任职，各级官员就会因职权分明、考核严格，较好的履职尽责。奥斯曼帝国官僚选任“不透明”和职责“分明”的二重性，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着帝国的繁荣和强大。
2.官僚时代的国际局势
苏莱曼去世后，军政大权由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独揽。在他的主政下，奥斯曼帝国对外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
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向威尼斯共和国发起进攻。公元1570年攻克了塞浦路斯岛，消除了首都伊斯坦布尔至埃及航线的威胁。
面对紧张局势，威尼斯联合罗马教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形成了庞大的联合海军，企图夺回塞浦路斯岛。双方在1571年10月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勒班托海湾展开了决战。奥斯曼海军指挥官经验不足，全军覆没。
但威尼斯联军各大首领并没有达成一致、乘胜追击，给了奥斯曼帝国海军以喘息之机。帝国海军在冬季奇迹般的重建，在第二年夏季继续与威尼斯联军对抗。虽然战况仍然不利，但却稳定住了地中海地区的边疆。
由于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相比小小的威尼斯更具有发动长期战争的资本，所以面对无休无止的战争，威尼斯被迫解除了与罗马教皇、哈布斯堡家族的合约，选择与奥斯曼帝国议和，放弃了塞浦路斯，并支付帝国30万纳贡金。
趁着战胜之威，公元1574年，奥斯曼帝国新组建的舰队在西地中海夺回了上一年被西班牙无敌舰队攻占的突尼斯，延续着在地中海的霸权。
同一年，“醉鬼”苏丹塞利姆二世去世，穆拉德三世继位，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继续担任大宰相。他的连任让垂涎大宰相之职的各路实力派军人政治家们，开始寻求推翻索库鲁的手段。
公元1578年，索库鲁在执行公务的途中被暗杀，奥斯曼政局随即陷入了混乱。多名实力军人政治家为争夺大宰相之职内讧。在苏丹穆拉德三世执政期间，大宰相更是换了十一次，直接影响了帝国对外的战争形势。
1578年索库鲁被暗杀后，主战派把持朝政，奥斯曼帝国开始对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开战。由于奥斯曼军队要同时迎战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者和萨法维王朝，还要克服复杂的地形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战局一直对奥斯曼帝国非常不利。
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13年，直到1590年因萨法维王朝国王更替和东部昔班尼王朝入侵等原因，双方才得以议和。奥斯曼帝国终于占领了高加索和阿塞拜疆。
这一战虽然使得帝国的疆土进一步向东扩大，但却耗空了帝国的国库。帝国军民都在感怀索库鲁时期的和平与安宁，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而且这种胜利也并没有维持多久。
等到17世纪初，萨法维王朝阿巴斯一世继位后国威大振，立刻开始对奥斯曼帝国反击。而此时，奥斯曼帝国正陷入同哈布斯堡帝国开战的泥潭，无力应对东部战局。
公元1603年，刚刚占领不久的大不里士、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阿塞拜疆的占贾等地均一一陷落。到了1607年，帝国在之前获得的土地全部丧失，双方的领土又恢复到了公元1555年《阿马西亚和约》时的状态。
在西线，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也陷入了持久战。公元1593年，在主战派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再次出兵匈牙利，双方围绕特兰西瓦尼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三个属国展开激战。
匈牙利境内，奥斯曼军队处于劣势，特兰西瓦尼亚倒向哈布斯堡家族，见形势不妙，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国领主也背叛了奥斯曼。奥斯曼大军顾此失彼，战争陷入僵持。
直到1603年，局势才变得对奥斯曼有利。先是哈布斯堡军队杀死了瓦拉几亚大公，使得特兰西瓦尼亚也发生了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叛乱。之后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也屡战屡胜，挽回了匈牙利的败局。终于在公元1606年，双方在西特瓦托罗克议和。
东西两线长达13年的战争，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称为胜利者。奥斯曼军队的总体优势已经丧失，战争已经很难为帝国开拓新的空间，奥斯曼帝国连年征战，到头来不过是守住了旧有的领土。唯一的战果，或许只有西部边境长达六十年的和平了。
3.官僚时代的国内局势
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压力巨大，加重了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活不下去的农民落草为寇，联合各种暴徒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横行乡野。而此时国家军队主力都在东西两线作战，无力对他们进行清剿。他们破坏村庄，使得大量在乡骑士失去了经济来源，也都被迫加入了叛军的行列。
恶性循环不断加剧，在帝国内部争权夺利落败的卡拉曼省军政官，在征讨叛军的路上临阵倒戈，让叛乱再次升级。不仅如此，叙利亚地区的杰昂普拉特家族也以阿勒颇为据点，向帝国秩序发起挑战。其首领阿里·帕夏一度与意大利的地方诸侯缔结协约，展示其要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去的态势。
起初，为了服务于东西两线战争，奥斯曼帝国往往采取诏安的方式拉拢叛军的首领，任命他们巴拉干地区的市或省级军政官，防止叛乱进一步扩大。
等到1608年，东西两边的战争都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开始对各地的叛乱采取强硬的措施。库由吉·穆拉特·帕夏率领的政府军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对各路叛军围追堵截，多数叛乱都被镇压了下去。但国内的危机并没有就此消除，新一轮的国内叛乱高潮仍在酝酿，而导火索就是帝国苏丹奥斯曼二世的夺权行动。
从“醉鬼”苏丹以来，连续五任苏丹都延续着塞利姆二世的处事模式，在深宫里享受帝王生活，不再冲锋陷阵直接参与帝国的征战。等到奥斯曼二世继位后，他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建苏丹的雄风。
但事与愿违，在他不顾大宰相、省军政官等官僚的反对，执意对波兰发动远征惨败后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
不甘心失败的苏丹，为了摆脱大官僚集团的制约，表示要去麦加朝圣，并企图解散耶尼切里军团，迁都开罗。这引起了耶尼切里军团的暴动。在苏丹拒绝处死大宰相等6名高官服软后，耶尼切里军团直接在伊斯坦布尔的耶德库列城堡废黜并杀害了奥斯曼二世。
这一政治巨变，引发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实力派军人政治家们的接连叛乱。公元1622年埃尔组鲁姆省军政官阿巴萨·穆罕默德·帕夏因不满耶尼切里的暴行发动叛乱，战火燃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最终，阿巴萨被任命为波斯尼亚市的军政官，叛乱才得以平息。
4.官僚时代帝国最后的辉煌
奥斯曼二世死后，其患有精神病的叔叔穆斯塔法一世也很快被废。公元1623年，12岁的穆拉德四世即位苏丹。在他的统治时期，帝国苏丹的权威得到了一定提升。
公元1624年，萨法维王朝在阿拔斯一世的带领下夺回了巴格达，令逊尼派穆斯林颜面扫地。为了掌握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奥斯曼帝国不断向东派兵。
公元1638年，27岁的穆拉德四世御驾亲征夺回了巴格达，让帝国获得了久违的军事胜利，并与萨法维王朝通帝国签署了《席林堡条约》，高加索、阿塞拜疆等地归萨法维王朝，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地区归奥斯曼帝国。
虽然穆拉德四世因其禁酒、禁烟、禁咖啡，成为后世吐槽的统治者，但他的胜利确实提高了苏丹的威望。可惜的是穆拉德四世英年早逝，年仅29岁就病逝了。
他死后，其儿子不幸早夭，唯一有血缘关系的苏丹继承人，只剩下因患有精神病而未被处死的弟弟易卜拉欣，他也被后世称为“傻蛋”苏丹。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深宫中一群不懂军事、不懂政治的人发动了对克里特岛的战争，遭到了威尼斯的报复，达达尼尔海峡被威尼斯海军封锁，伊斯坦布尔局势危急。
最终公元1648年，易卜拉欣被废黜杀害。年仅七岁的穆罕默德四世继位。公元1656年，老练的军人政治家寇普洛鲁·穆罕默德·帕夏在斗争中获胜就任大宰相，帝国秩序终于得以恢复。
年逾80的寇普洛鲁以爆脾气和坚决的态度，挽救了陷入极度混乱的奥斯曼帝国。他彻底肃清了在伊斯坦布尔飞扬跋扈的卡多扎迪派激进主义团体和敌对的军人集团，牢牢掌握了权力。1657年8月在爱琴海大破威尼斯海军，解除了伊斯坦布尔的心头之患。
第二年，为惩罚背叛奥斯曼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他亲率大军远征特兰西瓦尼亚，进攻波兰。与此同时，处死了瓦拉几亚的希腊正教会的总主教，震慑其他属国。最后在1661年，他武力平定了阿勒颇省军政官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叛乱大军，为17世纪后半期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在他的治理下，17世纪后半期的奥斯曼帝国再次显现出了对外的雄心。寇普洛鲁·穆罕默德·帕夏去世后，其长子法祖鲁·艾哈迈德担任新的大宰相。公元1663年，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
在地中海经过长期的包围战后，公元1669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干地亚王国，克里特岛纳入帝国版图。1672年，奥斯曼帝国与波兰为争夺乌克兰开战，攻占了第聂伯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沃伦——波多利斯克台地，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领土达到最大。
但帝国内部军事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7世纪中叶，在帝国境内负责守卫要塞的军队只有十分之一是耶尼切里军团，余下的都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本地非正规军。特别是军事行动中过于依赖属国克里米亚汗国军队，让帝国如履薄冰。
然而帝国高层对这些危机并未察觉。到了17世纪后半期，穆罕默德四世因酷爱狩猎，在靠近猎场的埃迪尔内一住就是40年。帝国政府机构和后宫也都迁往那里，使得首都伊斯坦布尔失去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首都市民极度不满，融入市民生活的耶尼切里军团最终发动暴动逼迫穆罕默德四世在1678年退位。奥斯曼帝国官僚时代的辉煌即将落幕。
好了本篇文章就到这里，下篇文章我们走进衰落的帝国，以奥斯曼帝国为镜，反思历史为我们带来的启发，这是与您分享的第639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篇文章不见不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