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元丰二年四月，苏轼来到了湖州做知州。就在他刚到任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把他投入了监牢。那么，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在狱中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苏轼能躲过这次灭顶之灾吗？
全文：
上一集我们讲到，苏轼初出茅庐，反正是不顺，地方上开始不顺，后来到了中央也不顺，在中央，因为呆得不顺，所以想到地方上去顺，呆了八年，应该说做得还是相当不错，那么，就在他要去湖州当知州的时候，有一个灭顶之灾降落到他的头上，这个灭顶之灾是什么呢？因为苏轼在这好几年当中一直都没有在中央工作，对当时的朝政的局势不太了解。
作为革新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在六年的时间里边，先后两次被罢免了宰相，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彻底回到了自己家，闭门著书，支持编写资治通鉴，不问国事，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王安石离开了宰相的岗位,司马光不问朝政，那朝廷里头到底什么人活动呢？那不空了吗？没有。活跃的人物大有人在，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当然是宋神宗，这时候的宋神宗已经30多岁了，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事都要征求王安石意见的小伙子，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推进和困难的不断增加，宋神宗已经变成了一个希望惟我独尊，而不是再需要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趋近中年的皇帝，他需要有皇帝的权威。
第二类是谁呢？以宰相王珪为代表，这个王珪叫做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请圣旨，接圣旨，传达圣旨。政治上碌碌无为，但是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谁的大腿粗，就抱谁的腿，是此人的主要特点，这是朝中的一股势力。
第三股势力是什么呢？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人。代表人物是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书亶、何正臣，这个御史台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的，有点儿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的监察部。权御史中相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李定，刚才说的书亶和何正臣是监察部的官员，他们都是靠着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高位的，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利益在哪呢？就是最担心的是像司马光和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
在这里面，像李定、书亶何正臣这不过是一些前台主刀的人物，王珪是个敲边鼓的，宋神宗是平衡旧党人物和新党人物真正的幕后的操盘手，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苏轼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对于朝政点点戳戳，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
第二，苏轼确实写过抨击新法的诗文。苏轼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这是第二。
第三，苏轼有重返朝廷任职的趋势。宋神宗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我前面说了，宋神宗对苏轼那是非常欣赏的，徐州抗洪抢险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里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重新任官的趋势，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至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就拿他来开刀。开到不能乱开，开国的皇帝北宋有规矩，不能因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出版诗文集而杀头，这是祖宗家法，那怎么办呢？好办。
苏轼不是到湖州了吗？按常规，凡是官员新到任所，就得给皇帝写一份上表，苏轼的这份上表，实际上是一封感谢信，感谢龙恩浩荡，赐于我这个官职,本来是个常例，这份上表叫什么呢？叫湖州谢上表，李定等人把这篇三百多字的上表，研究了四个多月，总算给研究出点名堂儿，由何正臣首先打响第一炮来。他说，苏轼在这个上表里面，处处讥讽朝政，标榜自己。
第一，苏轼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什么意思？我这个人，个性特别古怪，名声又很微弱，才疏学浅，别人都有所长，只有我毫无所长，只有所短，这是什么？这是正话反说。想要标榜自己，先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要借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是第一条罪状。
第二，苏轼说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我自己这个人生性愚昧，跟不上形式，跟人家那些提拔快的官员没法比，也跟不上去，皇上看我这个人老了，没用了，也不会生是非，所以派我到地方上去牧养老百姓，实际上就是到地方上去任官，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跟不上新提拔的干部？什么叫年纪大了，就不会惹事生非？难道我们新提拔的干部都是惹是生非的？你这就是对革新变法的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罪状一条,算上。
李定，我刚才讲了权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的首长，终于赤膊上阵，指出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哪四大该杀之罪呢？
第一该杀之罪，苏轼不学无术，不过偶然考科举，滥竽充数，浪得虚名，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和皇帝，行地非常仁爱，宽容他，希望他自己悔过自新，不料，他变本加厉，毫不悔过，该杀。
第二该杀之罪，苏轼无视朝廷，说苏轼面对朝廷之上，口出狂言，傲慢无礼，影响很坏，弄得中外人士都知道，该杀。
第三该杀之罪，苏轼的言论蛊惑人心。说苏轼所做诗文，蛊惑人心，影响了圣上对百官和百姓的教化，该杀。
第四该杀之罪，苏轼诋毁圣上声誉。苏轼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有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埋怨皇上，抱怨皇上，所以，公开诋毁圣上的声誉，该杀。
连续四个该杀之罪，这个导火索的火一点着直接烧到皇帝头上，苏轼不死也难，不死也是半死。我刚才讲过，神宗是平衡新党和旧党的操盘手，现在他手里拿着这个天平，这个天平怎么办呢？就开始倒，倾斜，朝着谁来倾斜呢？朝着李定，他下了圣旨，让他们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把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监察部，审理这个事，李定等人一听，精神振奋,总算有事情做了。马上派亲信叫黄埔遵，带着两个士兵和自己的儿子，星夜快马加鞭，赶奔湖州，7月28号，黄埔遵到达了湖州，手持笏板，带着两个士兵，直接闯入衙门大厅，苏轼毕竟是个读书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局势，他有点慌，苏轼出去一看，黄埔遵脸色铁青，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僵持了半天，还是苏轼自己先开了口，苏轼就问，说，我知道自己平时的言行多次激怒朝廷，这回肯定是皇上赐我死罪，死我倒不怕，请给我留出时间，跟我的家人告别。黄埔遵盯了他一言，牙缝里吐出几个字说，还不至于。黄埔遵说，立即上路，马上两个士兵过来，五花大绑把苏轼像一条狗一样就拉走了。
到了京城，审。怎么审？先问苏轼，你们家就没有丹书铁券，就是民间传说的免死牌，这个问法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丹书铁券是皇帝特别颁发给那些开国功臣的子孙的，犯了死罪的话才可以免，哪有这么问的？一见面就问，有没有免死牌？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就是要死的人了，所以，还没有开始审理，就已经等于给他定了要死罪，定死罪你要证据，证据哪来？有的是。苏轼已经所有已经出版的刻印诗文算是一项，开始苏轼只承认说，的确，我有那么几首诗，讥讽朝政来着，讥讽新法来着，可我不是所有的诗都讥讽新法，难道，欲把西湖比西子，也是讥讽新法吗？那不可能啊。审判员一听不干了，暴跳如雷,必须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怎么样讥讽的新法，怎么指责的皇帝，你就按我这个思路来解释，这才能通过，不然不能通过。
现在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苏轼的诗文，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杀你也不冤啊，有没有问题？分为三种情况来看。
第一，苏轼的诗文有抨击新法的倾向。平心而论，苏轼的诗，包括一些文,的确有抨击新法的倾向，譬如有这么两句诗，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什么意思？朝廷制订了新法之后，社设立了一些办事机构，农民为了能够办某些手续，一趟一趟往城里跑，苏轼意思说，新法的好处农民没得到多少,净往城里跑，庄稼也耽搁了，跟在屁股后头的孩子，什么没得到，倒把城里人的口音给学会了，就是讥讽新法没好处。
第二，苏轼的诗文含义模糊，说不清楚。有这么两句，东海若知明主义，应教斥卤变桑田。钱塘江潮，大家都很熟悉，北宋的时候，钱塘江潮一来，有很多的年轻人就跳到那个钱塘江潮里面去弄潮，浮游，这是一种冒险的活动，朝廷多次下命令，不让当地人从事这种活动，太危险了，把命送了，苏轼说，他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东海龙王如果知道皇上体恤民情的一番好的意，就把这钱塘江，甚至东海，变成万亩良田，那老百姓就过不去，不去弄潮了，种地了，他说，这两句是这个意思。严刑逼供之下，你得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解释。
第三，对苏轼的诗文瞎编乱造，歪曲诬陷。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还没忘记那王珪吧，他该出场了。有一天，王珪跟皇上说，苏轼对您有忠之心。宋神宗很吃惊地说，苏轼这个人虽然反对新法，让我感到很恼火，不至于对我不忠，有什么证据吗？王珪说，有，他那诗里面就对你忠，念了两句，这个诗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个诗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这个树的根，在地底下，是伸了还是曲了，我们不知道，只有潜伏在地下的龙才能知道,这首诗是什么呢？是写树根的。王珪说，你看，皇上就是龙，真龙天子，您在这儿呢，他不写您，他要到底地下找什么蜇龙，这不就是谋反吗？这不就是不忠呢？宋神宗固然年纪小，对苏轼很有意见，但不是个傻子，也不是白痴，脑子还是清楚的，他说这个是诗人的话，怎么能当真呢？他写他的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旁边另外一个宰相，叫章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说什么呢？说这个龙啊，不一定非得是国君自称，古代历史上有很多人都自称做龙，宋神宗说，我想起来了，诸葛空明不就自称我是卧龙吗？他也不是皇上啊。王珪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见在朝廷里面，对这种文字狱打击报复,很多的官员也是非常地不满。
好了，说来说去，到底有没有一首诗，是足以能够让苏轼人头落地呢？我们看了，不就这三种情况，没有。其实我们大家说白了，苏轼不过就是这个文人，有时候文人，刁钻刻薄一点，写在诗里面，写在文章里面，仗着自己有才学，骂人的时候不直接骂，引用好些个典故，曲里拐角地还是把你骂了，让别人看了心里头不舒服，也是有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说破天去，苏轼的罪过也就到这儿了，非得要杀吗？没有证据表明他可以被杀，问题在于，我想要杀你,还需要理由吗？审讯结束了，告一段落了，他们忙着总结这个审讯的结果，写判词，打算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指责皇帝来起诉他。我们的公诉人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就等着皇帝一签字，马上拖出去，一切就OVER了。
第一类，就是已经退了休的，保守派的旧大人物，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是退休的宰相，已经70多岁的张方平，他跟苏轼他们家族关系非常地密切，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赦免苏轼。当地的官员，不敢转呈这封信，张方平大怒，给他儿子说，他们胆小鬼，你去，直接把这交到国务院信访办去，他的儿子叫张恕，来到信访办的门外头转了好几圈，他生性懦弱，不敢去敲那个鼓,犹豫了很久，把信揣到口袋里，回家去了。大家不要叹气，换到是谁都会考虑到，这封信交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父亲原来是个宰相，已经70多岁了,如果这封信交上去，可能就会倾家荡产，跟苏轼一个下场。但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苏轼到最后是多么地感谢张恕，苏轼后来案件结束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苏轼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连连吐舌头，吓坏了，为什么呢？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一开头就是一句话，苏轼乃是天下之奇才，苏轼是很了解宋神宗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当着宋神宗的面说，苏轼是天下奇才，杀的就是你这奇才，不但救不了苏轼的命，还会很快断送了苏轼的姓名，懦弱的张恕，无意当中救了苏轼，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我们想都想不到，早已退居到南京的前任宰相王安石，上疏神宗皇帝，告诉他，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不能在圣明的时代杀知识分子的，也许王安石这个话对神宗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王安石对于宋神宗来讲，就好比一个改革变法之父，虽然他已经退居南京，但他的话在当时，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位人是中间派。有一次，下朝之后，宰相吴充跟神宗聊天，他就问皇上，说您认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宋神宗说，曹操这种人不值一提，他心目当中，向往的是尧舜禹那样的圣君，曹操是法家。吴充就说，那就怪了，连曹操这种不知一提的人都能容忍当面谩骂他的祢衡，皇上您这样的圣君怎么就不能容忍苏轼这么个小人物？神宗听了以后，猝不及防，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想把情况问清楚，回头就给他放了。这是中间派。
我在一开始就讲过，宋神宗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平衡新党和旧党的操盘手。现在30多岁的宋神宗，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来判断这件事情，有一天晚上，苏轼正在牢房里边睡觉，突然门一响，进来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发，带一个小包袱扔在地上，直接倒头便睡，苏轼想，这个人真没礼貌，可能是新来的犯人吧，不管他，咱接着睡。等睡到四更天的时候，那新来的犯人把他摇醒来了，摇醒来以后就跟他说，恭喜苏学士，监狱里头说恭喜苏学士，这挺吓人的，苏轼不懂，何喜之有，这个新来的犯人说，你只管睡觉，不用管事儿，拿起小包袱走了。这早上上朝的时候，这位新来的犯人，就对宋神宗当面汇报，说苏轼昨晚一夜熟睡，酣声如雷，中间根本没醒来过，除了我那天把他摇醒了,可见心底坦然，并无瓜葛之事，原来这个新犯人是宋神宗派去观察检查苏轼的一个小黄门，就是小宦官。现在，宋神宗的这杆天平，开始发生了一个移动，慢慢地朝向了苏轼这一边。
我们都还记得黄埔遵去抓苏轼的时候是7月28号，在12月28号，5个月之后,这个案件做出了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这个罪名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他涉案人员各有不同层次的处罚，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个案子的名字，叫乌台诗案。什么叫乌台呢？我前面讲过，审理案子的机关叫御史台，在汉代的时候，御史台里面种了很多的柏树，有很多的乌鸦在树上造窝，所以，就把这御史台叫乌台，因为苏轼的案子皆因他所做的诗而引起，所以后边的历史把这案子叫做乌台诗案。算起来，苏轼被整整拘押了130天，现在他从牢房里出来了，看到路上行人往来，车水马龙，空气清新，全身放松，当天晚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一口气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面对酒杯，我觉得刚刚过去的事如一场大梦，拿起这支笔写诗依然感觉到运行如神，大难过后，何必想那么多，人生何官场上的事情，难道都一定是有原因的吗？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了搓手，然后骂了自己一句话，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可救药啊。
现在苏轼该打点行装去杭州了，大难不死的苏轼，该如何面对黄州的生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集，《潇洒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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