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说英雄》系列之二——心口不一的君子刘备(转载)

心口不一的君子
　　——说刘备
　　一、引子：如此君子
　　在整部《三国志演义》小说当中，魏、蜀、吴三方的领袖人物，真正能够和曹操相媲美的是刘备。所以，人们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如果要找一个对仗的句子，我想说刘备是“心口不一的君子”。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道德本性来看，刘备“德胜于才”，是古人称道的“君子”，老百姓说的“好人”；而曹操“才胜于德”，是古人贬斥的“小人”，老百姓说的“坏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性格来看，刘备的突出特点就是“心口不一”，他说的和想的不一样，做的又和说的、想的不一样，我们看他就像雾里看花，很难看透他的心思；曹操不同，曹操是“心口如一”的，即他做的和想的往往是一样的，他做的和他说的、想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他，连他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曹操不怕暴露自己，刘备生怕暴露自己，所以这两个人物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刘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始终把曹操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这成为了他自觉的行为准则。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12《庞统献策取西川》。这段话见于《三国志》卷37《庞统传》注引《九国春秋》）刘备觉得，只要每个方面都和曹操对着干，这样大事就可成了。所以曹操不是刘备假想中的敌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天敌”。刘备只有时时处处与曹操相对，才能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也才能显出他的真正价值。他要取得天下，要建立功勋，他就一定要跟曹操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心口不一的君子”究竟有哪些特点？他是如何做到与曹操不一样的？下面咱们就好好地探究他一番。
　　二、君子风范
　　（一）高贵的血统
　　历来人们都说刘备是“君子”、是“明君”，是文人士大夫，甚至是老百姓所向往、所爱戴的好皇帝。
　　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形象确实具有君子风范，他的性格基调是“宽仁厚道”，或作“仁慈宽厚”，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人物的基调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的“宽仁厚道”，跟他的雄心大志是相辅相成的。要没有雄心大志，人们也不会称颂他的“宽仁厚道”。大家想想，一个胸无大志、庸庸碌碌的人，成天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他待人诚恳，心肠忒好，人们也不过夸他老实巴交，谁也不会称他“宽仁厚道”呢？
　　刘备从小就胸怀大志，甚至想入非非，要当皇帝。小时候，他家屋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桑树，高五丈多，长得非常茂盛，整个桑树撑开来像一个大车盖子似的。刘备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在树下玩，他说：“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他的叔叔听到这话，非常着急，立刻责备他说：“汝勿妄言，灭吾门也！”随便讲这种话，是要灭族的。
　　可见刘备从小就有当皇帝的志向，这是很少见的。小说把刘备的这种志向做了肯定的描写，而且还把这种肯定的描写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刘备长相的描写。刘备的长相与众不同，“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据中国古代的相法，这是十足的帝王相。这当然是夸张性的描写。双手过膝，比例不当，有点像猿猴。而耳朵特别大，显然是有福之人，咱们看到寺庙里佛祖的塑像就是双耳垂肩的。刘备的大耳朵是他的面容上一个标志性的器官，所以落下绰号叫“大耳儿”，或者贬义的“大耳贼”。小说这么描写，就是要强调刘备天生就是帝王种子。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众多英雄豪杰中，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是像董卓，像袁术、袁绍之类的“反面人物”。包括曹操、孙权在内，都一直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想当皇帝，顶多是心里想想，或跟自己的心腹说说而已。只有刘备与众不同，他是小说中唯一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正面人物”，作者也好、历代的读者也好，都众口一词地认可他这种想当皇帝的野心。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古人之所以会把选票投给刘备，这显然跟刘备高贵的血统有关系。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介绍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邦的这支血统，从西汉初一直绵延到东汉末，三百多年，在刘备的身上，还能流淌着多少皇帝后裔的血液呢？尽管如此，刘备毕竟姓刘，而且是纯正的皇族宗室之刘，地地道道，如假包换。他的血统是纯正的，中国古人讲究这种血统的纯正。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宗法观念。不管一个人为人的品质怎样，不管他的性格怎样，一旦生在帝王家，就有这种高贵的血统。更何况刘备还随时随地亮出“汉室宗亲”的招牌，唯恐别人不知道，甚至还跟汉献帝论辈份，称为“刘皇叔”。他是自觉地推销自身的皇家身份的。
　　为什么刘备一生颠沛流离，还有很大的号召力，还有很多人对他表示好感，愿意追随他？这和他尊贵的身份是分不开的。既然是汉室宗亲，是皇叔，所以他做皇帝就有着比曹操、孙权更为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正统观念。在小说中，很多人劝刘备当帝王，或者劝他篡位，都是拿他的尊贵身份来说事儿的，说你是皇叔，你是正经的、地道的皇家宗室，你得天下是正当的，名正言顺的，帝王非你莫属。所以这种高贵的血统是刘备最有政治号召力的地方，无论是董卓、袁绍、袁术，还是曹操、孙权，都跟他没法比。
　　其实这种正统观念在三国时期并不吃香，当时盛行的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主之”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要得天下，不是看你姓什么，而是看你有没有仁德，这是第一位的。
　　但是三国时期的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三国故事逐渐成熟、蔚为大观的时代，即北宋以后，尤其是南宋皇室偏安东南一隅，人们对统一有一种期待，到了元朝，又成为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特殊时代，这时，正统观念经过一班文人士大夫的鼓吹，早已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的心灵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种观念融进小说中，人们对帝王血统的传承有一种热切的希望，有一种政治上的热切期盼，这样就形成了小说当中对刘备的帝王血统的夸张和强调。
　　（二）仁义爱民
　　当然，老百姓认可刘备，并不仅仅因为他姓刘，是纯正的皇室血统，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使他享誉天下，不足以吸引那么多的人来拥戴他。在小说中，同样具有纯正的皇室血统的，还有刘表、刘璋等人，但是老百姓都不看好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刘邦取得天下后将近四百年，刘家的后裔成千上万，并不一定就轮到刘备当皇帝吧。那么，大家为什么就看好刘备呢？
　　在小说中，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蜀方之主，能够最终赢得当时的民众和后代的民众的爱戴，单凭血统纯正是不够的，还得靠他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可以是“仁”，可以是“德”，也可以是“义”，总之是一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大家都能认可的一种道德品质。
　　前面曾经提到，当时人们认为，天下虽然是天下人之天下，但是真正居于上位的是什么呢？“惟有德者居之”。孟子早就说过：“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说，讲仁讲德，是刘备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明君形象的杀手锏，也是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在小说中，刘备的做派有时像山大王，但他和一般山大王最大的不同，是他极力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强调得理直气壮。之所以理直气壮，跟他的血统有关。别人强调自己的道德品质，比如曹操，强调自己忠心耿耿，可是天下原本是姓刘的天下，不管怎么强调，都会有篡权的嫌疑。刘备却坦坦荡荡。在他看来，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就是强调皇家的道德品质，他把两者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用一种很巧妙的办法把两者混淆在一起。
　　这样一来，大家在认可刘备高贵血统的同时，也认可了他宽仁尚义的品质；大家认可了刘备宽仁尚义的品质，就会认可他的高贵的血统，因为我们看不到汉献帝宽仁尚义，但是看到了刘备如何做到宽仁尚义，所以都会默认他是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实际上，刘备在一生的实践中，都非常注意强化自己宽仁尚义的品质。这种仁德与血统的合二而一，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广告效应，成了老百姓的口碑。所以徐庶之母在教训徐庶时说：“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谁不仰之？况乃汉室之胄。”（卷8《刘玄德三顾茅庐》）张松力劝刘备夺取西川的时候也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即帝位，亦不分外！”（卷12《张永年反难杨修》）诸葛亮劝刘备不要辞让，早登帝位，也说：“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汉宗派，宜即正位。”（卷16《汉中王成都称帝》）
　　可见，仁德与血统，二者不可缺一。刘表、刘璋虽然拥有宗室的血统，但仁德不足，难以获得认同。而刘备既是汉室宗亲，又有宽仁大德，当然是最理想的君主候选人。天下很多仁人义士之所以都拥戴刘备，支持刘备，并始终不渝地跟随刘备，与他的这一特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最终能看好他，与他的这种声誉和口碑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曹操占有天时，孙权占有地利，刘备如何在天、地、人三者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显得特别重要。既然刘备无法占有天时和地利，那他必须拥有人和。事实上，刘备确实在人和上表现突出，即他的道德品质高尚，口碑好。所以诸葛亮能够看好刘备，在普遍意义上，在大家能够公认的那层意义上，看好的就是他这种仁德。
　　按照儒家的说法，所谓“仁义”之心，即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还可以因小见大，比如学一些“君子远庖厨”之类的德行，做一些“为长者折枝”之类的好事。读一读孟子的名篇“齐桓晋文之事”，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了。小说也是从这个角度描写刘备宽仁尚义的。
　　比如卷7《玄德新野遇徐庶》一节，写徐庶化名为单福，投靠刘备，希望能够一展宏图。因为刘备有“仁义之主”的声誉在外，但不知真假，徐庶要考验考验他。
　　刘备有一匹观，叫的卢马。徐庶看到这匹马，说：“此马虽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 意为这匹马会妨碍主人，谁骑它，谁就要受到伤害。刘备对徐庶说起被蔡瑁追击、跃马跳檀溪的事情，徐庶说：“此乃救主，非妨主也。”于是假装劝他将这匹的卢马送给一个他讨厌的人，“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无事”。
　　刘备听了此话，非常生气，就叫侍从“点汤”。这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客人来时先不上茶，先聊会儿天，一旦谈崩了，主人就叫“点汤”，让底下的仆人上茶，也就是逐客的意思。客人一看主人让“点汤”，就知道话不投机，赶紧走人。
　　徐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备解释说：“汝初至此，不教吾躬知仁义，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徐庶大笑说：“吾闻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试之耳。” “耳闻不如目见”，徐庶感到刘备果然名不虚传，所以死心塌地帮助刘备。
　　的卢马妨主，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刘备是“君子”，他宁可让的卢马“妨死”自己，也不能让的卢马“妨死”别人。如果换了像曹操这样的“小人”，肯定不愿冒被“妨死”的危险的。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仁义之主”，刘备的道德行为是真实的，虽然有时带着点儿做秀的成份，但至少在内心中是很真实的。
　　刘备总是很明确、很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种“仁义之主”的形象。他非常明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汉末群雄逐鹿的局势下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别具心裁的政治谋略。
　　因为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通行的是“霸道”。在大家都行“霸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施行一种“仁道”、“王道”，那么他就有特色了，就显眼了。但是施行“仁道”、“王道”，应该说是一招险招，风险比较大。比如曹操，他实力很强，由他来实施“仁道”、“王道”，是可以的，因为他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如果是其他人，在实力不强的情况下，还要实行“仁道”，实行“王道”，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胆略。这是一种政治风险的投资，而刘备却明确地选择了这种风险投资。
　　从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咱们看到了刘备的这种政治谋略是成功的。虽然开始时他焦头烂额，到处逃窜，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最后他还是能够占据西川，在汉末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刘备能够选择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政治谋略，而且贯彻到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到底，的确有着过人的胆略。
　　好几次在危难之际，刘备当着众人的面表态：“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人”，或者说：“吾宁死，而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他多次这样表态，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即在内心中一再强调，我一定要做这种人，别的想法、做法我得尽量克制，而“仁义”是我一定要这么做的。
　　宽仁尚义，是刘备非常明确的一种行为准则，也是传统公认的一种道德选择。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刘备的“仁德及人”，“爱民如子”。他所到之处，总是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致力于使百姓丰衣足食。这是他一贯的行为，不管是穷是达，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在当时口碑极好，老百姓无不拥戴他。
　　当他在小沛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的时候，“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卷4《吕布败走下邳城》）。
　　在新野，人民歌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卷7《玄德新野遇徐庶》）
　　当曹操大军南下，攻陷新野，逼近樊城时，有十数万百姓情愿离乡背井，随同刘备逃难，两岸哭声不绝。刘备“大恸”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竟“欲投江而死”，幸亏“左右扯住”。他的做法虽然有点夸张做作，却很得民心，以至于“闻者莫不恸哭”。
　　这时曹操追兵在后，情势万分危急，诸葛亮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却哭着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这话很快地传到百姓耳中，“百姓闻得，莫不伤感”（卷9《刘玄德败走江陵》）。
　　这是刘备立信立德于天下的第一桩轰轰烈烈的大举动。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诸葛亮还拿它说事儿：“当阳大败，豫州见有十数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义也。”嘉靖本还引后代史官习凿齿的评论，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扶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卷9《刘玄德败走江陵》）
　　（三）诚信待士
　　刘备不仅以“大仁大义”取信天下百姓，赢得了社会上一致称道的口碑，还以“大仁大义”吸引天下英雄，得到了很多有志之士的拥戴。
　　刘备爱民，也爱才，他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讲的还是“仁义”二字。
　　比如徐庶收到母亲的信，被迫离开刘备，前往许昌。这时，孙乾劝刘备不要放徐庶归曹，以防徐庶为曹操所重用。
　　刘备不同意，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卷8《徐庶走荐诸葛亮》）
　　当然，刘备的这种竭诚相待，也得到了徐庶的丰厚回报，他临走前举荐了诸葛亮，彻底改变了刘备的命运。
　　又如对赵云，刘备第一次见到赵云时，就“甚相爱敬，便有不舍之心”（卷2《孙坚跨江战刘表》），结下深厚的友谊。到赵云前来投靠以后，刘备更是以诚相待，非常信任。
　　江陵大战时，赵云几次孤身冲进曹操大军之中，单骑救主的时候，张飞、糜芳都以为赵云投奔曹操去了，只有刘备信心十足地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卷9《长阪坡赵云救主》）果然赵云经过一场血战，救出了阿斗，为刘家保留了后代。
　　在刘备和赵云之间，构成了一种很和谐、很默契的道德纽带，这与他与关羽、张飞的兄弟义气不完全一样，是一种朋友式的道德纽带。这种道德纽带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二字。赵云之所以看好刘备，就是因为他看重刘备“仁义”的道德品质。
　　赵云曾经明确地对刘备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2《赵子龙磐河大战》）。他认为，目前天下大乱，汉献帝已经不足于支撑汉朝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应该肩负起恢复汉朝天下的大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要支持刘备，拥戴刘备，鼓励刘备。这是赵云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唯一很难挑出毛病的是赵云。赵云对刘备忠心耿耿，一直到最后，他已是70多岁的老将了，还是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志向，和刘备一样的志向——恢复汉朝的天下。刘备跟赵云这样的仁义之士之间，有一种道德上的交流，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正因为刘备对下属“大仁大义”，所以像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和刘备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如鱼水。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导后主刘禅要学习他的父亲刘备，“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清心寡欲，薄己爱民”（卷21《孔明秋风五丈原》）。
　　（四）平民的气质
　　作为一个帝王，刘备还有很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关羽、张飞之间有着义薄云天的兄弟之情，这种兄弟之情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使蜀国大伤元气，这到底值不值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仁”与“义”有时是一个复合名词，兼指“仁”和“义”；有时是偏义词，偏于“仁”，或偏于“义”；但有时也有区别，就是“仁”归“仁”，“义”归“义”。一般情况下，讲“仁”属于帝王品质，讲“义”则属于兄弟之情，而兄弟之情的产生完全基于个人的平民气质。在中国古代，讲“义”，实际上是强调一种平民之间的朋友之情、兄弟之情，像《水浒传》小说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所以，如果说“仁”更多地指刘备的圣君风范，那么“义”更多地指他的平民气质。刘备不只具有帝王的远大志向和道德品质，而且具有一种平民的气质，他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帝王。
　　刘备本身就是“贩履织席之辈”，是个平民百姓。他虽然血统很高贵，但已沦落，是没落的贵族，靠卖草鞋子、织席子过日子，是个小商小贩。正是这一点，使刘备富有一种很特殊的平民气质。这种平民气质，孙权没有，曹操没有，在其他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表、刘璋身上，都看不到这种平民气质，恰恰在刘备身上出现了这种平民气质。
　　正是这种平民气质，才使刘备为了兄弟之义，不惜牺牲天下，不惜牺牲皇帝的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皇帝本来很金贵，不能轻易冒险，但刘备宁愿去冒险。因为他与关羽、张飞，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就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二弟皆死，他岂能独生？
　　当刘备听说关羽被杀的消息时，他哭倒于地：“孤与关、张二弟在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他伤心到了极点，竟至“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裳，班班成血”（卷16《曹操杀神医华佗》）。不仅泪流满面，湿透衣服，而且泪里带血，两只眼睛都哭得流血了。毛宗岗在这里评道：“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是啊，刘备与关羽、张飞，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兄弟还亲。
　　这时的刘备，可以说完全失去了理智。为了亲兄弟的死亡，为了报仇雪恨，他愿意赴汤蹈火 ，他不顾“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大政方针，贸然率师复仇。赵云劝刘备时说：“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乞陛下详之。”（卷17《范强张达刺张飞》）可是刘备偏偏不会做这种因公废私的事儿。
　　刘备一生谨慎小心，但这一次却因为兄弟情义而显得鲁莽、冲动甚至愚蠢。正是所谓“天下为轻义为重”（朱国桢《涌幢小品》）。这一行为导致了“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结局，造成了蜀汉处于危急的困境。
　　毫无疑问，刘备的这一行为显然有损于帝王的形象。他把“义”摆在“天下”之上，为了兄弟情义放弃了政治家的责任，服从一种更为高尚的、不为通常的功名利禄所支配的人的责任。也许，这时他的那种“贩履织席为业”的身份浮上了意识的水面。正是与关、张二人“同死”的愿望，使刘备超越了政治家的身份而具有了平民气质。
　　正如有的学者评论刘备时所说：“政治上的失败却给他带来了做人的成功”。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不肯定刘备，不喜欢刘备，却不能不肯定刘备为了兄弟所做的牺牲，一种心甘情愿的牺牲。
　　刘备舍弃一切为两个兄弟报仇，这种做法无疑得到了老百姓的好感。普通读者所喜闻乐道的，正是刘备身上的平民气质。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刘备能够和他身边的人一直保持普通的兄弟关系，建立深厚的兄弟情义，这使刘备很快与一般读者拉近了距离，也是数百年来老百姓一直喜欢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备的这种行为可能是失败的。他一生都在忍，到这会儿居然忍不住了，可见出他的霸气不足；但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兄弟，他是最可靠的，可以托付终生。这是两种不同的评价。
　　可以说，君子风范与平民气质的统一，构成刘备形象艺术生命力的主要源泉。如果他只有君子的风范而没有平民的气质，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喜欢他。老百姓真正喜欢他，看好他，认为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就是因为他可以自己摆在比较低的位置上，跟大家平起平坐，是可亲可敬的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三、枭雄品格
　　（一）勉从虎穴暂栖身
　　以民心向背来衡量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传统。刘备形象所体现的这种“仁义”观念，寄托着小说家仁政爱民的理想。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小说中，曹操惺惺相惜，把刘备和自己并称为“英雄”，认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为之，人们常常称刘备是“当世之枭雄”。
　　在字典上，“枭雄”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这有贬抑的意思，其二是指智勇杰出的人物，具有褒奖的意味。
　　是不是智勇杰出的人都会有野心，都会强横？一个人，智勇双全，与众不同，从正面来看，是好的，他很优秀、杰出；但从反面来看，因为能干，他就不免会强横，而且富有野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有很多人，包括曹操、刘表、刘璋手下的一些谋士，都称刘备是“枭雄”，不可小看，这使刘备在“仁义之主”之外还拥有了“枭雄”的口碑。
　　作为“枭雄”，刘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君子”，却常常“心口不一”，想一套，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比如，刘备从小就想当皇帝，但只有在“小孩儿家口没遮拦”的时候，他才脱口说出心里的想法，长大成人以后，他就努力要把这种念头深深地藏在心底，轻易不让人知。
　　刘备虽然以“贩履织席为业”，却“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圆他的皇帝梦。直到28岁，他的生命才有了第一次巨大转机，这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但这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1《祭天地桃园结义》），还不是夺取天下。
　　但是刘备一直是有野心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到处宣传自己是汉室宗亲，有皇家血统。他第一次见到关羽和张飞的时候，这么直率地推销自己，后来也一直这么做。
　　刘备想要掩盖自己的野心，实际上并没有掩盖得很严密，不时地还流露出这种野心，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枭雄”，因为他是有志于天下的人物，而不是庸庸碌碌之辈。
　　当时汉末动乱的时候，许多人都有志于天下，刘备也有志于天下。但是刘备有志于天下，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长处，那就是他的高贵血统。刘备之所以能够被曹操看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这一特点。
　　曹操可以瞧不上其他人，但却不得不对刘备刮目相看。像袁术、袁绍，虽然他们是三公九卿的后代，是贵族出身，但是没有皇家的血统，缺乏一个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再如刘表、刘璋也有皇家的血统，但刘表庸庸碌碌，不具备刘备的政治韬略；刘璋性格柔弱，也不足挂齿。只有刘备，既有皇家的血统，天生就有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又有野心，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仁义之主”，这既令曹操心中佩服，也令他惴惴不安。
　　在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小说写他寄人篱下，一败再败，常常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处于这种处境时，刘备首先展现的不是出人头地的野心，而是明哲保身、免遭谋害的本领。为了“保身”、“免祸”，他非常善于忍耐，表现出过人的机智。
　　尤其是与曹操的交往，让人不得不佩服刘备的智慧。正如毛宗岗所说的：“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步步保护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两雄相遇，两智相对，使读书者惊心悦目。”（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评语）
　　在投靠曹操时，为了提防曹操的谋害，刘备“就下处后园种菜，自己浇灌”。一位出身高贵、胸怀大志的汉室宗亲，居然不耻于亲自种菜，这需要多大的能耐！
　　关羽想不通刘备为什么会这么做，认为这不是英雄的行为，批评他：“兄不留心于弓马以取天下，而学小人之事？”刘备回答：“非汝所知也。”
　　是啊，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的“韬晦之计”，确实是鲠直的关羽百思不得其解的。但这点雕虫小技却骗不了曹操，曹操笑着对他说：“玄德，学圃不易。”其实不是说学种菜不容易，而是说你要蒙骗我曹操不容易。
　　但是，刘备把这件不容易的事情做成了。曹操一生从未让异己者逃脱掌心，有的受到奴役，有的遭到囚禁，有的甚至被虐杀。只有刘备一个人，得以逃脱曹操的虎口，免于灾难，最终蛟龙入海，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可见刘备的机智的确高人一筹。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非常令人耐读，在闲情逸致中隐含着刀光剑影，在对饮倾谈中充满着机智斗赛，在悠闲文情中包孕着险诈机心。曹操畅论何为英雄后，用手先指着刘备，后指自己，说道：“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听说后，大为震惊，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了地下。小说一开始介绍刘备时，就称他“喜怒不形于色”，但这一次，他真是“惊恐失态”了。
　　当然，被人道破深藏不露的心机，尤其是被曹操这位目光犀利的人看穿心事，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地下，这是常人都会有的举动。但是，刘备立刻以闻雷来掩饰自己，并自称：“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他故意恶心自己，巧妙地逃过一劫，这就表现出他随机应变的过人机智。
　　刘备不仅从曹操那里安全地逃脱，而且在袁绍那儿也能虎穴脱身。在袁绍那儿危险更大。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但关羽刺颜良，斩文丑，结拜兄弟杀了袁绍手下的大将，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被刘备耍滑头，蒙骗了过去。所以刘备很善于伪装自己，很善于蒙骗他人，这就是他的“极枭雄处”（卷6《云长延津诛文丑》）。
　　他在袁绍面前说的几句说辞，相当能言巧辩：“今曹操素惧刘备，备虽一时溃散，必有复仇之日。今知刘备在明公处，恐其协力攻曹，故特使关某诛杀二将。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断绝仇人，以除后患。愿明公思之。”袁绍一想，刘备说得很对，我怎么能中曹操“借刀杀人”之计呢？
　　接着，刘备自告奋勇，写信给关羽，让他前来辅助袁绍，“共诛曹操”。袁绍一听高兴了，说：“吾若得云长，似颜良、文丑复生也。”（卷6《刘玄德古城聚义》）袁绍是个傻瓜，没有韬略，他没想到招来关羽的前提是必须先把刘备留住才行。他不但没有把刘备软禁起来做人质，让关羽投靠过来，反而派刘备前往荆州，结连刘表，结果刘备趁机逃走。
　　可见，刘备是看准了袁绍的性格的。他这一招能骗过袁绍，但一定骗不过曹操。袁绍是不可一世的贵族，刚愎自用，从不多疑，而曹操是多疑的。刘备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袁绍的性格弱点，使自己得以逃脱。这是刘备“枭雄”品格的一种表现。
　　（二）权术高手
　　作为一代“枭雄”，或者曹操所称的“英雄”，在政治行为上，刘备常常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品格，即善玩权术。善于玩弄权术，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性。
　　比如刘备与吕布之间的关系。刘备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吕布出尔反尔，不讲信义，其反复无常，堪与吕布相比。
　　在徐州的时候，刘备与吕布称兄道弟，多次“仁义”地阻止关羽和张飞杀吕布。甚至吕布称他为“贤弟”，他也笑嘻嘻地答应，并留吕布在小沛暂住。
　　这时曹操采纳荀彧的“二虎竞餐”之计，假诏授刘备为徐州太守，并送密书，要刘备谋杀吕布。刘备认为：“他人志极事穷而来投我，我若杀之，大不义也。”（卷3《吕布夜月夺徐州》）所以阻止张飞杀吕布，还将密书交给吕布。没想到吕布真是“不义之人”，乘刘备发兵讨伐袁术之际，攻取了徐州，还掳走了刘备的妻子。
　　不久吕布把妻子还给刘备，让他屯兵小沛。关、张心中不忿，刘备又表现出过人的忍耐，对关、张说：“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卷3《孙策大战太史慈》）
　　刘备很善于忍让，当袁术兴兵攻打小沛时，吕布出兵救他，对他说：“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异日得志，不可相忘。”（卷4《吕奉先辕门射戟》）于是用辕门射戟的方法，和平地解除了两家的争斗。
　　后来吕布与袁术定为儿女亲家，再攻小沛，刘备弃城而逃，投奔曹操，受封为豫州太守。曹操下书与刘备合谋杀吕布，刘备回复曹操说：“望相公大兴王师到来，备用为前驱。吕布乃狼虎之徒，轻则猖獗矣！备严兵整甲，专待钧命。”没想到吕布兵发小沛，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曹操生擒吕布，在白门楼，吕布对刘备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听了以后，点点头。
　　曹操叫人把吕布押过来，吕布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步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
　　曹操听了这话，有点心动，回过头来问刘备：“吕布欲如何？”
　　刘备回答说：“明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乎？”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义父，都被吕布杀了。刘备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收留了吕布，将来吕布不也会害你吗？
　　曹操点头称许。吕布盯着刘备骂道：“是儿最无信者！”骂归骂，曹操到底还是命人杀了吕布。（卷4《白门曹操斩吕布》）
　　刘备为什么劝曹操杀吕布呢？从表面来看，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政治家的眼光，从大局来考虑，吕布非杀不可，不然会贻虎为患。但如果仔细研读上下文，不难发现，其中还隐含着私人恩怨。
　　小说写道，吕布有两次攻打刘备，两次都俘虏了刘备的妻子，第一次还给了刘备，与刘备和好如初，第二次吕布让糜竺将刘备家小送往徐州安置。在杀吕布的时候，刘备的妻子还在吕布手里，他怎不恨吕布？所以说刘备心里有私仇，但在表面上却表现得冠冕堂皇。
　　刘备 “让三城”的政治事件，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高超的政治权术。能把政治权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刘备莫属。
　　首先是“三让徐州”，这在历史上并无其事。从正史来看，陶谦病重，把糜竺和陈登找来，说我已经不行了，曹操对徐州虎视眈眈，将来只有刘备可以依靠，说完就死了，并没有“三让”之类的举动。陶谦死了以后，陈登、糜竺找到刘备，希望他出来主持大事。刘备起初不答应，老百姓苦苦哀求，刘备才答应下来。
　　所以说，“三让徐州”，这是小说作者为了写刘备的得人心而添加的。尽管刘备兵寡将乏，没有地盘，但有人看中他的人品，看中他的出身，非得把整个徐州让给他不可。
　　曹操对徐州一直虎视眈眈，因为徐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所以出兵围攻徐州。孔融出兵要救徐州，但自己的兵力太小，就请刘备前来解围。
　　到了徐州，陶谦一见刘备，“仪表非俗，语言如钟”，二话不说，就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来，硬要让给刘备。
　　所以刘备在名声宣传上颇为成功，有相当轰动的广告效应，他让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是位“仁义之主”，是个好人。陶谦着急要把徐州牌印交给刘备，刘备却说：“今特为大义，暂来相助，何出此言。”坚决不肯接受。——这是“一让”。（卷3《吕温侯濮阳大战》）
　　于是刘备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请曹操退兵。正好袁绍起兵讨伐曹操，曹操就卖给刘备一个面子，退了兵。陶谦更有理由把徐州交给刘备了，他宴请刘备，要刘备接受徐州太守的位置。
　　刘备推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援徐州，以义之故。今却据守，人不知者以为大不义也。”谁劝也不听。孔融说：“今日之事，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还是坚执不肯。
　　这时陶谦抱着刘备痛哭道：“君若舍我而去，吾死不瞑目！”关、张合劝刘备接受徐州牌印，刘备居然“掣剑自刎”，幸亏赵云夺了佩剑。陶谦没办法，就留刘备驻扎在小沛，帮助他保守徐州，刘备答应了。——这是“二让”。（卷3《吕温侯濮阳大战》）
　　最后是“三让”。陶谦病倒在床上，弥留之际，恳请刘备受取牌印：“我的儿子靠不住，百姓信赖你这样的仁义之主。你接管徐州，我死则瞑目矣。”刘备仍然不答应，“陶谦以手指心而死”。
　　于是众官拥戴刘备领徐州事，刘备还装模作样地一辞再辞。这时“徐州百姓哭拜于地”，说：“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死于贼人奸党之手矣！”这时刘备才领了徐州牧。（卷3《陶恭祖三让徐州》）
　　毛宗岗评价说：“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而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一回评语）也就是说，刘备虽然想要徐州，却故意做出不想要的样子，这样最终才能坐稳徐州太守的位置。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徐州虽然是个战略要地，但是地处平原，攻不可救，退不可守，又挨着曹操的老巢许昌，做了徐州太守后，等于倚在曹操的卧榻之下，所以刘备不想以它作为根据地。这个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次是“权摄荆州”。
　　如果说“三让徐州”是陶谦真心实意，难以固辞，那么，“权摄荆州”，性质就大不相同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备的权术和心机。因为对刘备来说，徐州是可有可无的，而荆州则势在必得，否则就无法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政治蓝图。对此，刘备心里非常着急，却一直不形于色，这可真了不起。
　　刘备从汝南败走荆州，往投刘表。刘表手下的人认为刘备“心术不正”，不能接纳。但刘表觉得刘备是同宗兄弟，不可不留，把他留在了荆州（卷7《刘玄德败走荆州》）。
　　后来刘表派刘备驻扎新野。一次在宴席上，刘备不由自主地吐出真言。刘备面对曹操、袁绍这样的英雄的时候，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很小心谨慎。但是面对像刘表这样的庸庸碌碌的人物，他心理的防线就松懈了，警惕性不高了。他乘着酒兴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
　　刘表听了，“忽然变色”，心想：我有这个荆州，怎么就变成碌碌之人了？刘备突然明白说错话了，害怕刘表要杀他，马上逃回新野。（卷7《刘玄德襄阳赴会》）
　　黄祖失守江夏，刘备偕同诸葛亮去荆州见刘表。刘表一边要刘备来帮忙理事，一边对他许愿：“吾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刘表并不是真地要把荆州托付给刘备，他是在考验刘备到底有没有这种野心。
　　这时候刘备还不敢暴露自己的野心，所以极力推辞。诸葛亮私下问他：“刘景升付荆州与主公，何以却之？”刘备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感叹道：“真仁慈之主也！”（卷8《孔明遗计救刘琦》）
　　当曹操大兵南下时，诸葛亮献计，让刘备乘刘表病在危笃，“借此郡以图安身，兵精粮足，可以抗拒曹操也”。刘备却说：“公之言甚善，奈何备感景升之恩，安忍图之！”诸葛亮坚持道：“今若不取，后悔何及！”刘备坚决地说：“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蝼蚁尚且惜命，人岂如此容易要死要活？刘备不过是夸张其辞罢了。（卷8《献荆州粲说刘琮》）
　　不久刘表病重“托孤”，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刘备拜倒在床下说：“备当尽竭忠诚，扶助贤侄，安敢以摄荆州之重任乎？”仍然力辞不受。他后来对诸葛亮说：“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卷8《献荆州粲说刘琮》）表面看来刘备好像真的是“大仁大义”，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人言”——别人说三道四，会毁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仁义之主”的名誉。
　　刘备对荆州一直是看好的。荆州的地势和徐州大不一样，它有险可守，作为战略要地，比徐州更为重要。因为刘备下一步就是要取西川，荆州当然是必经之路，是一个很好的前沿阵地。所以，刘备对荆州可说是朝思暮想，必欲得之而后快。
　　所以在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立刻提出要得荆州，“权且容身”。诸葛亮嘲笑他说：“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他只能搭讪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卷11《周瑜南郡战曹仁》）
　　可见刘备并不是不想要荆州，而是很想要荆州，因为他“孤穷一身，四海无置足之地”，新野那小地方，怎么容得下他？但是因为刘表曾经收容他，刘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忍忘恩”，以便树立自己的“仁德”的形象。能够将自己的欲望藏在心底，该忍的时候一定要忍，即使是很想要的地方，时机不到也不能轻易出手，这正是刘备的“枭雄”品格。
　　第三是“自领益州”。
　　益州原归汉宗室刘璋防守，而刘璋平生懦弱。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就提出占领益州、三分天下的谋略。正是有了这个对策，刘备才看好诸葛亮，劝他非出山不可。所以对刘备来说，益州很重要，一定要据为己有，只是时机未到。
　　“张松献图”给刘备提供了收取益州的绝佳机会。张松本想把西川地理图献给曹操，但张松长得太丑，曹操看不上他。曹操从来不以貌取人，这次却失之交臂了。
　　张松到了荆州，想要游说刘备取益州。诸葛亮很聪明，知道张松有所为而来，所以要刘备做足姿态。于是刘备好酒好饭地招待张松，却一句不提益州之事。
　　最后送别时，刘备拉着张松的手，依依不舍，泪流满面，送了一程又一程，感动得张松实在憋不住了，力劝刘备取益州，还取出自己画的西川地理图，献给刘备。刘备假惺惺地回答：“备虽艰窘，奈刘季玉与备同宗，若相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张松劝他：“今若乘时不取，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卷12《张永年反难杨修》）
　　回益州后，张松给刘璋献计，劝他结好刘备，以为外援。刘璋很相信刘备，便接纳了这个建议。当时满朝文武都反对，说刘备是个“枭雄”，不能轻易用他，但是刘璋还是看好刘备，非常相信地说：“玄德是我宗兄，他安肯有夺我基业之心？”（卷12《庞德献策取西川》）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刘备可不像刘璋所想的那么“仁慈”。当法正见刘备时，他说：“备一身寄客，未尝不伤感而叹息。常思‘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穴’，况吾人乎？且蜀中乃丰余之地，非不欲之，奈刘季玉同一宗室。”心里虽然很想要取益州，表观上却抹不开面子。
　　法正力劝刘备采取果断的行动，“此机会不可错失”，刘备却“尚自沉吟”，不愿“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史官做诗称赞道：“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 （卷12《庞德献策取西川》）
　　没想到这位“尧舜”装不了多久就露馅了。庞统随刘备到西蜀，诸葛亮留守荆州。庞统劝刘备说：“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历代以来，多以权变得天下，用仁义以守之。主公熟思焉。”庞统说出了历来政治野心家的心声：要取天下必须用“霸道”，得天下以后再行“仁道”。刘备听了恍然大悟：“金石之言，当铭肺腑。”（卷12《庞统献策取西川》）
　　于是刘备遂起兵西行，明为襄助刘璋，暗中相机行事。庞统劝刘备设宴，席间杀了刘璋。刘备说：“季玉是吾同宗骨肉，诚心待我。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矣。公之谋，虽霸者不为也。如此，则不义矣。”庞统、法正再三劝说，刘备丝毫不听。
　　次日与刘璋大会于涪城，筵席间，刘备再三声明：“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议大事，岂有二心？”并深责庞统：“吾以仁义躬行天下，安忍为此？汝无复言。”（卷12《赵云截江夺幼主》）
　　庞统作为军师和诸葛亮最大的不同是，他明确地实施“霸道”，实施诈术，而诸葛亮在行“霸道”的同时很注意兼施“仁道”。比如说“七擒孟获”，诸葛亮在行诈术的同时，很注意耍手腕，让孟获输得口服心服。但是庞统不同，他总是赤裸裸地施行“霸道”。
　　在这点上，刘备的确比庞统高明，体现出“枭雄”的品质。他非常明白，要得益州，首先要得民心。如果不顾一切地用诈术取得益州，一则守不住，二则原来的一世英名都栽到这上头了。原来大家都觉得刘备是“仁义之主”，现在他以这种诈术来取代刘璋，怎么面对天下百姓，尤其是益州的百姓呢？所以他绝对不能这么做。
　　当然，刘璋对刘备也不放心，不敢留他在涪城，而是派遣他去防守葭萌关。在葭萌关，刘备采用了“广布仁义于天下”的施政策略来讨好百姓，让老百姓看到他怎样真正爱民如子，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时张鲁大兵南下，刘璋派刘备前往抵御。他的手下人说：刘备已经慢慢做大了，千万不能再给他兵力，不能再给他粮草。刘璋听从挑唆，真的不接济刘备军马钱粮。这事激怒了刘备，他立刻翻脸不认人，说：“吾为汝破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碰巧刘璋得知张松叛变西川，私交刘备，也明白了：“刘备欲夺吾之基业”，于是两人反目成仇。
　　刘备杀了杨怀、高沛，夺下涪水关。涪水关相当于益州的门户，夺下涪水关，说明刘备距离做益州太守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令刘备非常兴奋，饮酒庆贺，得意忘形地说：“今日之会，可为乐乎？”
　　庞统性格比较直爽，想啥说啥，不会讨好刘备，所以酸溜溜地讽刺说：“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你不是一直讲仁义吗？现在讨伐别人，侵犯别人的领地，你还觉得很快乐，很高兴，算什么“仁者之兵”呢？
　　刘备因为多喝了两杯酒，忍不住破口大骂庞统：“吾闻昔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武王是纣王的臣子，所以武王伐纣也是“伐人之国”，他前歌后舞，高高兴兴地讨伐纣王，难道也不算“仁者之兵”吗？
　　可见刘备这时已顾不得什么装饰了，打着“仁者”的幌子，想干的是夺取益州的勾当。但酒醒后，他立刻明白自己说错话了，马上向庞统道歉：“昨因酒醉，有触于公，幸勿挂怀。”（卷13《玄德斩杨怀高沛》）
　　都说酒后吐真言，刘备对益州处心积虑，早有所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机会终于等到了，所以他毫不留情，兵临城下，逼着刘璋投降。
　　面对刘备大军，刘璋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降，要么战。战的结果，就是百姓受害；而降呢，不过是自己受苦。刘璋想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之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璋才是真讲仁义的，他宁可失去自己的权势，也不愿意看到百姓受到伤害。这既表现了他孱弱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恻隐之心”。真讲仁义的人，不在宣传，而在行动。
　　刘备明明是在逼着刘璋交出权势，“自领益州牧”，这时却继续做秀。在刘璋受降时，他握着刘璋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卷13《刘玄德平定益州》）。
　　在“势”和“仁义”的选择上，刘备没有选择“仁义”而选择了“势”。作为一个枭雄，刘备在他的道德品质赢得了一定的口碑，已经足以装饰他“仁义之主”的形象以后，就可以更重视他的现实利益。一旦丧失这个现实利益，就等于丧失称霸天下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称霸时却讲“仁义”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仁义”只是个幌子，“势”即形势才是真的，“仁义”敌不过形势。形势所逼，就是时机所逼。逼到什么程度？逼到非夺权势不可，这时就不可手软了。所以为了权势可以牺牲仁义。刘备“自领益州”完全是一场军事政变，不管怎么说用“仁义”都无法解释。所以宋代文人苏轼评价这一行为“失天下义士之望”（《诸葛亮论》）。
　　“三让徐州”、“权摄荆州”、“自领益州”，这三次政治行动反复渲染了刘备的政治野心与伪善品格。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刘备是很懂得这套政治权术的。
　　（三）封王称帝
　　小说后来描写刘备的封王和称帝，那就更为滑稽，近于演戏了。
　　卷15《刘备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劝刘备“暂为汉中王”，说是“机不可失”，不可使部下失望。张飞也说：“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梦矣！”小说写道：“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又恐军心有变，只得依允。”
　　卷16《汉中王成都称帝》更是一场闹剧。诸葛亮等人劝刘备称帝，刘备坚决拒绝，一再说：“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孤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作万载之骂名！”看来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但是，当诸葛亮装病卧床，力劝刘备登基的时候，刘备的口气突然缓和了，一开始推托说“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也”；但马上就说“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当十六位大臣闻言拜伏于地时，刘备还假惺惺地说：“陷孤于万代骂名，皆卿等也！”
　　直到登基大典时，刘备“受了玉玺，捧于坛上”，还要“四面让之”，说：“备无才德，请于有才德者受之。”真是把戏演足了。
　　在历史上，刘备称帝是迫不及待的，费诗因提出反对刘备称帝，还被刘备贬了官（《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小说中刘备的这些做法，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极为相似。在《水浒传》中，宋江早就看好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却一再退让，不管是谁，只要是被他逮着的有头有脸的将官，他都要将他们“扶上交椅，倒头便拜”，假模假样地要让出第一把交椅。这种把戏一演再演，正如李逵所说的：“让弟兄们都寒心了”。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三国志演义》小说这么描写，是想把刘备“仁义之主”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一点，更鲜明一点，更可爱一点，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欲彰显刘备“宽仁厚道”的品质，没想到像在作伪似的。
　　刘备是“似伪”而不是“真伪”，这是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刘备不是真的在作伪，他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做起来却像是假的。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明明知道刘备有作伪之嫌，却又感觉不出他作伪；或者说明明知道他在做假，却认为他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毛宗岗在评论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时说：“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说着便要跳江自杀。有人说这种做法和曹操收买民心的做法是一样，都是假的。
　　毛宗岗接着说：“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字，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评语）毛宗岗认为，曹操做假，百姓知道它是假的；而刘备做假，百姓明明知道，却都把它当作是真的。
　　相比较而言，刘备的做假水平的确比曹操高明多多。曹操做假的时候，尽管大家知道是假的，但都不得不接受。刘备不一样，当他做假的时候，大家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愿意接受他，甚至认为他绝对不假。这大概就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和“心口不一的君子”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作为“枭雄”，曹操显然比不上刘备高明。权术高超的枭雄，是真正善于做假的人。居心叵测的政治家、野心家能够在做假的时候，能够让你明明知道他在做假，却偏不以为假，反以为真。
　　更有意思的是，刘备做假，不仅别人可以不以为假，甚至连他自己都可以不以为假。他做假已经做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做假是权术与真心的天衣无缝的结合。
　　刘备多次声称：“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这既是为自己做广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后连刘备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果然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之人，于是连做假都成了真心的流露。
　　做假能做到不仅别人信以为真，连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做假的最高境界。
　　但是，老百姓的眼光毕竟是雪亮的，当时人也许“偏不以为假”，后世人却能看透刘备的伪善。隔了一段时间，有了时空间隔以后，“距离产生美”，这时候百姓就不再“偏不以为假”了。
　　后世的百姓没有跟刘备直接接触，没有直接受到他言行的感染，所以心明眼亮，可以辨析出刘备行为的真假。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歇后语：“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这是老百姓阅读《三国志演义》以后的一种深刻的感受，融入了老百姓的政治智慧。
　　在长阪坡，赵子龙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救出了刘备的宝贝儿子阿斗，刘备居然接过孩子，“掷之于地”，骂道：“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
　　刘备摔阿斗，是摔给众人看的，效果果然极好，感动得赵子龙“泣拜谢之”，说：“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卷9《长阪坡赵云救主》、《张益德据水断桥》）
　　这一摔，要是摔太轻了，容易让人看出是做假；要是摔重点儿，阿斗不死则伤。而刘备却摔得不轻不重，拿捏得恰到好处，可见他用心良苦。他就是要借摔阿斗的这一举动，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大仁大义”，以便“远得士心，近得民望”。
　　刘备在做假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从摔阿斗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一个技巧，就是在做假的时候，在玩弄权术的时候，他把这一套变成自己真情的流露、真情的交流，不但自己动真情，还要感动百姓的真情，两情互相感动、互相激荡，这时候都不把做假当作是假的，百姓就能自然地接受了。
　　玩弄权术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共同的品质，曹操是这样，孙权是这样，诸葛亮、周瑜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刘备擅长玩弄权术，笼络人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刘备擅长于借助人的情感因素来玩权术，可以看出他玩权术已经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再举一个例子。刘备和关羽在盱眙，张飞在徐州把守，谁知张飞喝醉了酒，打了曹豹。曹貌是吕布的老丈人，他一怒之下献了城，吕布攻了进去，得了徐州。刘备的妻子被俘虏了。
　　张飞一人逃出来，找到了刘备和关羽，说明了情况。众人大惊失色。刘备叹一口气说：“得，何足喜；失，何足忧。”但是关羽却不依不饶，问嫂嫂哪里去了？张飞只好承认，嫂嫂被俘虏了。
　　刘备听了，默默无言。关羽大怒：“你当初要守城时，说甚来？兄长吩咐你甚来？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犹恨迟，尚自有何面目来见兄长！”张飞听了，也觉得对不起大哥，拔出宝剑，就要自杀。
　　刘备拦腰抱住张飞，说：“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日生，誓愿同日死。今日虽无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吕布掳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略救援。”
　　说着，刘备“大哭”，关、张也“俱感泣”。毛宗岗评道：“是至情，亦是妙用。”（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评语）“妙用”一语，点出了刘备“深心人”的性格特质。
　　所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反映了古人不尊重女性的观念，无疑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刘备并不是不心疼他的妻子，但此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兄弟感情。在妻子和兄弟的两者必去其一的权衡中，他选取了兄弟，选取了近在眼前的兄弟，这不正好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大道理吗？
　　四、柔弱性格
　　（一）从来善哭
　　我们还要看到，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既“宽仁厚道”又“心口不一”，这种二重性格的产生，并不是一种无意识、下意识或者非意识的心理，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即明显地抑制性格的一个方面，而着力表现、发展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在前文曾引用过一段刘备入川时对庞统说的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12《庞统献策取西川》）
　　在刘备的性格中，并不是没有急、暴、谲的因素，但是为了成大事，他总是以坚强的、积极的意志去抑制急、暴、谲的一面，而突显自身宽、仁、忠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有时刘备的性格会因为两方面的不相平衡而显得伪善。
　　其实，被人们称为“仁慈长者”的刘备，性格中的确也有残忍的一面。比如，糜芳、傅士仁前来投降，刘备命人将他们剥去衣服，跪在关羽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 （卷17《刘先主猇亭大战》）。这种赤裸裸的血腥性，是历史上的刘备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虽然大大冲淡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要不然，人们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刘备是“枭雄”了。
　　刘备给读者的一般印象，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喜怒不形于色”的。但与司马懿不同，他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内心的情感，尽管有时让人真假难辨。
　　刘备真情的流露，表现最多的是他的善哭，他动辄伤感忧闷，痛哭流涕。刘备的好哭与曹操的好笑形成一个绝妙的对比。
　　有人做过统计，《三国志演义》中写到曹操、诸葛亮的哭各为13次。这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曹操跟诸葛亮哭的次数居然差不多。我们说过，曹操的哭有假哭，诸葛亮也有假哭。比如他去哭周瑜就是假哭，当然在他的内心里也可能是真哭，因为周瑜是他强有力的对手，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个对手，这么早就死了，以后将是多么孤独啊！
　　而小说写到刘备的哭是多少次呢？有人做了统计，是33次，比曹操和诸葛亮的总数还多，可见刘备的泪腺的确比较发达。所以毛宗岗说：“先主从来善哭”（毛本《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夹批），又说：“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评语）。民间谚语也说：“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小说写刘备的哭，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假里有真，有时候真里有假。
　　比如，因为缺个好军师，刘备一直在打败仗。有了徐庶以后，他打了许多胜仗，他很高兴。可这时，徐庶不得不离开，因为曹操把他母亲接走了。如果刘备不让徐庶走，就意味着他们母子分离，这是不仁不义的事情，宁死他也不会做的。所以他送徐庶走，一路上一哭再哭，依依不舍，这是真情，因为这等于是断了他自己的胳膊，眼前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才了。所以，他看到徐庶匆匆而去，又“放声大哭”，“凝泪而望”。
　　刘备这么一路哭过来，哭得徐庶“心绪如麻”，但毕竟打动了徐庶的真情。所以徐庶走了以后，又骑着马回来，向刘备极力推荐“卧龙”诸葛亮，说他“乃天下第一人耳”，“若此人肯相辅佐，何虑天下不定乎？”（卷8《徐庶走荐诸葛亮》）
　　徐庶告辞之前，有没有想到推荐诸葛亮，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他是被刘备的哭打动后隆重推荐诸葛亮的，而且他还特地跑到卧龙岗，先把这件事跟诸葛亮挑明了。
　　刘备这一哭，哭出了个诸葛亮，产生了极好的效应。你说他的哭是真情的流露，还是虚假的做作呢？实在说不清楚。
　　又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请了半天，诸葛亮愣是不出山。这时刘备握住诸葛亮手哭着说：“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说完，“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卷8《定三分亮出茅庐》）。
　　他不说自己需要诸葛亮辅助，而说是汉朝天下、黎民百姓需要诸葛亮“匡扶”，这一下果然感动了诸葛亮。毛宗岗说：“请诸葛亮则哭而请之，不哭则亮安得有出山之心”（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评语）。可见这也是一次很有效用的哭，哭得诸葛亮心动，哭得诸葛亮为之出山，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分辨。
　　所以刘备的哭，有时候是真情的流露，有时候是虚假里露真情，有时候是真情里掺虚假，具有多种变数。若进一步来看，刘备善哭，是其“仁君”心性的流露，是其“义士”性情的表现，是其“英雄”之志的表露，更是其“枭雄”之术的展示。总之，刘备的哭有相当丰厚的性格内涵。
　　（二）贪恋女色
　　好哭的人和爱笑的人，在性格的基本素质上是不一样的。爱笑的人往往比较坚强，尤其面对失败都敢于笑的人，这是性格比较强悍的人。而好哭的人性格比较柔弱，尤其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哭的人，更是性格比较懦弱的人。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的好哭，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他性格中女性化的特点。我在这里不是贬低女性，只是指出相比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伤心处”，男儿也哭，只是未到“伤心处”，还可以忍住不哭。一个小女子如果动不动就哭，大家觉得这很正常，而一个大男人如果禁不住就哭，大家会觉得他不像男子汉。所以说好哭是女性化的性格特征。刘备性格中多多少少包含着一点女性般的柔弱，这与曹操有时表现出的男性柔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女性柔弱的极端表现，就是贪恋女色。在小说中，刘备的身边几乎不能没有女人相伴。刘备的这一性格特点，与司马懿、孙权很不相同，却和曹操有点类似。只不过曹操的贪恋女色属于主动进攻型，我想要就得要，你不答应我也要；而刘备的贪恋女色恰恰相反，是被动接受型的，他希望别人主动送上门来，我不接受，你硬要逼我接受，我也没办法。虽然刘备心里需要女人，却从不公开表现出来，更不公开采取行动，一句话，还是“心口不一”。
　　小说中写刘备先后有四个妻子：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吴夫人。当然这四个妻子不是同时娶的，与皇帝的三宫六院是两回事。
　　甘夫人是刘备居住在小沛的时候娶的，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在荆州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阿斗——刘禅。当曹兵追到长坂坡时，刘备万般无奈，抛弃了甘夫人和阿斗。亏得赵云救了阿斗，甘夫人可能死于军中。
　　卷11《周瑜定计取荆州》写道：“刘备自没了甘夫人，昼夜烦恼。”“烦恼”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其实刘备在失去甘夫人之前，就耐不住寂寞了。吕布袭取下邳后，甘夫人被俘虏，糜竺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刘备，刘备高高兴兴地娶她为妻，她就是糜夫人。
　　相比较而言，甘夫人的地位只是妾，糜夫人才是正妻，这是《三国志》里写的。在历史上，长坂坡陷于乱军中的只有甘夫人，没有糜夫人，小说写到糜夫人，写她抱着孩子交给赵云以后，跳井自杀，死得轰轰烈烈，可歌可泣，这是小说的创造。所以京剧《长坂坡》里的女主角是糜夫人，而不是甘夫人。其实在历史上，糜夫人在长坂坡事件之前就死了，阿斗跟糜夫人也没有血缘关系。
　　甘、糜两位夫人都死了的时候，刘备快五十岁了，后来他先后娶孙夫人和吴夫人，同样都不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而是别人献的策。
　　第一次是周瑜设下“美人计”，想把刘备诓过江来，让他老死东吴，用他来换取荆州。这个计谋中的“美人”就是刘备的第三位夫人——孙夫人。可能因为她只是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才会成为孙权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儿。
　　结果这个计谋被诸葛亮识破，刘备设法取得乔国老和吴国太的同情和帮助，弄假成真，和孙夫人正式结婚。婚后，二人又双双逃回荆州。这个故事流传广泛，京剧《龙凤呈祥》就是以此为题材。
　　在娶孙夫人时，孙夫人在新房里插满刀枪剑戟，“付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刘备吓得“失色”，但他还是以“甜言蜜语”哄得孙夫人心里欢喜。
　　后来，刘备贪恋“温柔乡”，“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卷11《锦囊计赵云救主》）。好歹混到50多岁了，娶了一个好老婆，生活也过得挺好，再回去受苦受难干什么？这时候刘备没有了英雄斗志，没有了远大理想。戎马生涯20多年，最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追求。毛本《三国演义》中有两句诗很有意思：“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第五十五回）。没想到孙夫人这么厉害，能把刘备三分天下的雄心大志都改变了。
　　连老实的赵子龙都知道刘备“贪恋美色”（卷11《锦囊计赵云救主》），幸亏诸葛亮看透了他的这个毛病，谋算在胸，才使得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故事表现出刘备贪恋女色已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他的这种性格还遗传到儿子阿斗身上。
　　刘备这种“贪恋美色”的性格，使我们想起春秋时的晋国太子重耳。据《左传》记载，重耳出亡，本来是要发愤图强的。没想到他逃难到齐国以后，跟齐姜结婚，一味迷恋女色，不思归国报仇，只愿老死他乡。后来他的舅舅与齐姜设谋，先把重耳灌醉了，把他装到车上运走。运到郊外，重耳醒来一看，我怎么跑到郊外来了？我的夫人在哪里？他拿起戈矛，绕着车好几圈，追着要杀他的舅舅。幸亏手下人制止了他，他才幡然大悟。
　　相比较地，刘备毕竟年长几岁，比重耳明白事理，还不至于要杀赵子龙。更何况孙夫人还能陪着他一起回蜀，这不两全其美吗？
　　后来，孙权假称吴国太病重，把孙夫人骗回江东去，把她扣下了，刘备又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在小说中，刘备娶了第四个夫人，这就是吴夫人（卷16《汉中王痛哭关公》）。吴夫人是原来蜀国大将吴懿的妹妹，嫁给刘瑁，刘瑁死了，守寡在家。
　　在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诸葛亮很体贴刘备，对刘备说：“孙夫人南归，必难再来。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正其内。”诸葛亮给刘备介绍对象，介绍谁都行，偏偏介绍了一位同宗兄弟的遗孀，说吴夫人“美而贤”，可以纳为王妃，甚为奇怪。
　　刘备一开始不同意，说：“刘瑁与吾同宗，于理不可。”真要纳王妃的话，就纳其他人，别找这么一个兄弟之妻，不合人伦之道。
　　这时法正说了一番大道理，说是古代已有先例，刘备听了觉得有理，就高高兴兴地娶了吴夫人。可见刘备不是不想娶吴夫人，而是想用正当的理由来娶，在没有正当理由时得让人帮他找出正当理由来——瞧他做人有多累！
　　到了民间，这故事有了新的变异。吴夫人一开始并不愿意嫁给刘备，还当面责备刘备：“玷人清德非人义，不是贤明有道君。”（《三国志玉玺传》卷18）你不是讲仁义嘛，怎么能做这种不齿于人的事情呢？这话说得刘备满脸通红。这时吴懿劝说妹妹：“如今世界反反复，山河多少未安宁，男儿尚且难酬志，女人名节值几何？”最后，吴妇夫人回心转意，同意嫁给刘备，她安慰自己：“莫恨妾身今失节，姻缘分定不由人。”（《三国志玉玺传》卷19）同是嫁娶之事，吴懿的视角不同于吴夫人，男女看待问题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四次娶妻子。如闪所述，他有一句名言，说是“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旧了，换一件就是了；手足如果废了，瘸了手，瘸了腿，那可不行。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不能容忍这种说法，怎么能不把妻子当人看呢？但是刘备不只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了。对他来说，妻子死了一个再换一个，还不是“司空见惯浑常事”？
　　（三）表象和本质
　　在阅读《三国志演义》时，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刘备确实是君子，在阅读整部小说的过程中，虽然感觉到刘备令人钦佩之处，但在钦佩之余，会慢慢地生出一种厌恶感。对曹操则完全相反。你在欣赏曹操的时候，首先会很厌恶他，他一出场就会很厌恶他，但是在厌恶之余，慢慢地会生出一种钦佩感来。对曹操，你会既厌恶他的奸诈残忍，又佩服他的强悍刚毅；对刘备，你会既欣赏他的仁义宽厚，又厌恶他的伪善柔弱。
　　刘备的确是君子，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仔细审视这位“君子”的时候，会发现这位“君子”具有某种小人的性格，与他“君子”的称号总是不太吻合。曹操是小人，这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阅读这位“小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位“小人”的所作所为，怎么也有一些君子的大度呢？
　　于是你明白了，人的性格其实是很复杂的。刘备和曹操都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都以玩弄权术见长，我们既不能用“好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也不能用“坏人”的标准去谴责他们。你说他是个好人，但这好人里头有坏人的某些因素；你说他是个坏人，但这坏人里头也有好人的某些因素。
　　所以，阅读小说，可以培养咱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能力，能够透过“君子”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同时也能够透过“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君子”的表象和本质。
　　过去有句老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我觉得这句话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小人”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君子”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我们应该透过“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这样你对人就能看得更透，对人的理解就不会是简单的黑或者白，“非此即彼”，你会明白很多人是属于黑白之间的。这是咱们阅读刘备以后可以获得的一种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