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
万历帝长期蜗居深宫与其多病的体质不无关系，他曾经是一位形端表正的大丈夫，拥有一副令人惊艳的伟岸身躯。但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岁月磨蚀，他的体质一直令人担忧。早在万历14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万历18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30年，在“争国本”事件妥善处置、皇子大婚后，神宗却突然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世。万历46年，他对首辅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着湿熏蒸，不时腹泻，头目眩晕，身体发软。今见服药未愈，临朝不便”。
就在万历帝驾崩前夕，首辅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万历帝病情恶化，只得派文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
无论体弱多病究竟在万历帝长期怠政的缘由中占多大比重，但多病确是不争的事实，身体状况不佳肯定会对其正常上朝施政产生不利影响。据说，万历帝体态过于肥胖，在拜见母后时需有太监帮助。倘若如此行动不便，我们便可充分理解万历帝就不上朝的实际困难了。
万历帝高贵、屈从、曲折的个性心理为其长期怠政创设了无可反悔的心理基础。贵为一代帝王，万历帝的尊严自幼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当这种得到尊重的心理需要越来越强烈时，他收获的却越来越少，最终促成其自鸣得意却脆弱无依，这种心理特征的直接后果便是每遭重大变故便自闭、回避、逃避。
万历帝周边同备份的直系亲属并不多，能够真正陪伴他嬉笑怒骂、推心置腹的就更少，他所直接依附的仅有三人：母亲慈圣太后、尊师张居正、大伴冯保。
作为生身母亲，慈圣太后应该是万历帝最亲的直系。事实上，慈圣太后对儿子的关心确实比较到位。这位宫女出生的皇太后在第一位孙子降生后，能够非常果决干脆的维护同样曾为宫女身份的儿媳妇的利益，表明她骨子里拥有一份难得平民情绪，而正是这种平民情结引发的对儿子的过多期望和要求，将万历帝本该天真活泼的童年记忆变得十分灰暗沉重。
慈圣太后要求的太严了。从不休的日讲，到太多隆重的经筵，从日复一日、程式化成都非常高的早朝，到毫无创意、严肃而生硬的朱批，每一个环节，她甚至一度直接搬到万历帝的宫中居住。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少年朱翊钧既要完成小学生的厚厚作业，更要履行天子的沉沉责任。
张居正像
老师张居正太有才了，这位如智慧化身的教授先生，不仅精通四书五经，深谙治国安邦之道，而且具有惊人的创新精神。他在进行正常教学的同时，还编撰了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老师无才，是学生的悲哀；老师太有才了，反而成为学生的灾难。朱翊钧惧怕老师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老师的尊严，更重要的他深不可测的学识。
大伴冯保太不给力了，作为朝夕相处的太监，冯保本应更加体谅到朱翊钧作为普通孩子的情感，但始终觊觎掌印大权如今终于如愿以偿的他，既要从长远出发，尽力服侍好小皇上，等日后皇上亲政时更加飞黄腾达，同时要保住眼前的利益，不能让难得的权利轻易易手，而要确保当前的利益不失的可靠依赖便是慈圣太后。于是，他主动充当了慈圣太后的耳目，对万历帝进行监视。
有才的张居正、势利的冯保，给与少年天子的不仅仅是学识和服侍，也有无以言表的仇恨和压抑。万历亲政后，立刻对张居正、冯保进行清算，也许正是这种情绪的总爆发。
生活中，从习字到练兵，他没有没有自由的决断权；工作中从批奏到早朝，他像一台格式化了的机器；而在家庭内部这个本应十分温馨的港湾，他却经历责难、磨难，做家长的决断权也被汹汹嚷嚷的臣僚们剥夺殆尽。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万历帝只能以暴制暴，动辄处决身边侍从，只能以曲制曲，躲进高墙环绕的深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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