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实现大统一之后，形成了多民族的新格局。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因为其统治是军事暴力征服，在很大程度上王朝带着奴隶制和早期封建制度的落后。
和早期的中原统治一样，借助“君权神授”的宗教思想成为了统治者巩固民心的基本做法，蒙元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采用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大力扶持和保护各种宗教，从而使各教僧侣享受了与众不同的待遇。
因此，元朝的皇权的统治保护下，出现了中原统治下最特殊的一批皇权的衍生物——僧侣。
我们先看看元朝时期僧侣的地位——
《蒙古史》记载：
“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这也从地位的不平等衍生出元朝四等人划分的依据。建元后，忽必烈就赐给八思巴居住的后藏地区的僧院和僧人作了不受侵害的保证，特别是13世纪中期，蒙藏“凉州会谈”后，奠定了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基础。
为了对于汉人、南人的麻痹，其宗教团体的地位高于了种族而存在，从而出现一种：“出家奉教，亦不因种族不同而有去取难易之殊。“
由此可见，元朝时对于各教的僧侣优待，不同常人。
其次，僧侣的任官特权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僧侣之间的统治管理都是专门设立专司统领，官职属于僧俗并用的状态。
中央设立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三个机构管理宗教，集贤院专门提调学制和道教事物；崇福司管也里可温（即景教徒）的宗教事物；最牛逼的要属宣政院，由帝师直管。《元史·释老传》记载：
“（世祖）乃郡县吐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从元初开始，就把帝师作为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从忽必烈是把藏族僧人八思巴任命为帝师之后，后期的统治者皆跟着效仿此举，不仅有帝师之高位，还有其他教派的也受到统治者的尊敬。授权吐蕃之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从而形成了僧贵僧官多在扼要之地担任要职的局面，僧侣在国家官职中占据着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特权也可见一斑，蒙哥统治时期，曾下令免除僧侣的徭役，使臣不得在僧舍和寺院住宿以及所有僧人之事均由萨迦派掌领的诏书。大量的西僧涌入中原，或是从事翻译工作、或是从事宫廷的佛教祭祀活动。。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同时可以看到其地位的不同，金庸笔下主要有这些喇嘛：
鸠摩智、灵智上人、金轮法王、桑杰、血刀老祖，还有这些人的徒子徒孙。他们都是作为反派出现的。并且这些喇嘛往往不是作为普通的武林中人出场，而是作为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出场。
比如鸠摩智、金轮法王、桑杰，他们都有着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分别代表着觊觎中原的吐蕃国、南宋死敌蒙古、地方民族分裂势力，这就反映出什么从南宋末到元建立的天下统治格局，对于僧人喇嘛的重视。
从根本上说，元朝除了皇亲国戚之外，就属僧人地位最高。
早期的宗教僧侣对于传教和地区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但是随着政权的腐化，滥竽充数的僧侣利用皇权便利，在各种制度的维护和保护下，可以想象得出僧侣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大肆干政，岂止是一个狂字了得。
根据1291年宣政院的奏报：
天下寺宇42318区，僧侣213148人，但实际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些僧侣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寺院的大量财富均来源于国家的赏赐，私人捐赠和各种巧取豪夺方式获得，仅国家赏赐一项，数量就大的惊人。
如元世祖时期，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15000亩，大德五年（130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500顷。仁宗初立，赐大普庆寺寺田8万亩。
由此可见，僧侣实则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甚至到了泰定帝时期有“江南民贫僧富”的局面。在皇权的护佑下，僧侣等势力出现恶性膨胀。
元朝并没有成型的司法系统，导致司法混乱和腐败。史料记载：
帝师则荐番僧知枢密院事，国师则保释有罪之行省右丞；僧官则凌轹（li，四声）官府、侵理民讼等等。
僧侣恣意干预司法，元朝佛教中有所谓的“脱鲁麻”，就是西僧做佛事，请释罪人以祈福。这种释囚活动在元朝成为了普遍现象。《元史》记载：
世祖时，帝师奏释京师大辟30人，仗以下百人；
成宗时，帝师又奏释大辟3人，杖以下47人；
由于奏释情况泛滥，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抨击，元朝统治者意识到这样的弊端，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但终元之世，这种现象一直未曾断绝。
不只如此，元代僧人还营私坏法，危害四方。《元史》载：
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盛言。
世祖时期杨链真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入献美女宝物无算；等等暴行。
并且在上一章曾经提到过元顺帝时，哈麻曾向顺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
部分僧侣出入宫闱，丑声四布，导演了宫闱内部以荒淫著称的”演揲儿法“及其他丑事。
当时顺帝还选了十六名宫女，称之为“十六天魔”，身披缨络，头戴佛冠，赤脚露脐，表演摆臀扭胯的天魔舞。此种乱舞皆是受到佛教僧人影响。
比如，泰定皇帝也孙铁木儿，每天上朝啥也不干，一门心思求佛拜佛，每次做佛事，光来混饭吃的僧人就有几万人，赏钱数以千计。
不仅如此，为了表达一心向佛的诚意，还拜番僧为帝师，帝师手下的番僧大都称为司空、司徒、国公。你看，遇上这样的皇帝，想不狂，都难。
当然，这些番僧也很懂得“知恩图报”。成宗帝的时候，有个番僧作佛事为皇帝祈福。怎么祈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叫犯罪的人穿上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坐着黄牛车，从宫门里慢慢地走出去。另一种是直接请求成宗帝释放罪犯。说这样就可以增福消灾。
所以，有钱有势的人犯了法，都去贿赂番僧，请他设法免罪。无论什么样的罪人，只要番僧答应了，入狱没几天，一道赦免令就出来了。
这种祈福方法后来几乎成了惯例。这样的王朝，怎么可以长久？或者可以这样说，元朝的灭亡，立下最大功劳的应该是他们！
整个元朝社会的僧人“寺院僧侣，尽同俗装，不习经典，乱受灌顶，不知戒律为何事。
本来宗教和皇权本身就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元朝时借用宗教来巩固统治，宗教也需要依附在皇权下发展。早期的宗教代表人物不远万里前来投靠新兴政权，随着统治阶级的贪婪和腐化出现，这些宗教的僧侣不仅没有为其纠正引导出正确的治国之路，反倒是不断帮衬着统治者愚弄人民，推动统治者的腐朽之路。
在皇权的护佑下，僧侣不仅得到了法律的优待券，同时大肆运用宗教的教义麻弊皇权，对于元朝的加速衰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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