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就靠一张嘴，就靠一两篇治国安邦的锦绣文章，就能被诸侯重用，位极人臣。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时诸侯之间的竞争关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人才者得天下。人才是稀缺资源，是卖方市场，所以就很吃香。
大一统之后，那种竞争关系没有了，所有人才都只有一个皇帝一个买家。于是，人才就弱势了，很难再有被市场炒作的机会。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再也没有了。
这时，成名的人才多数是当年毛遂所鄙视的“因人得势”，都是被谋个伯乐提携着，来到了皇帝面前，然后展示出他们的才华，再然后，他们没有纵横，而是成了皇帝身边的智囊、文胆、大秘。从以前纵横家的为个人成功而奋斗，变成为得皇帝认可而奋斗。
贾谊生在大一统的时代里，所以成了大秘。
他是被贵人提携推荐到汉文帝跟前时不过二十来岁。
司马光大段抄录了贾谊给汉文帝的几篇进言。以后还有若干大秘，评选标准就以他的文章被司马光抄的多少而定，哈。
贾谊给汉文帝的第一篇进言，主要讲发展农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他讲：
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老百姓吃饱穿暖了，才好治理。吃不饱，挨饿，甚至可能饿死，天下不可能太平。
他还讲：
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不成？以攻而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发展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主题。经济实力强，就什么事都好办。国富则兵强，政治地位就高。而发展经济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
汉文帝采纳，并以此作为自己施政的主要思想。
第二篇进言，也是关于经济管理的。刘邦嫌秦朝的半两钱太重，废止，发行一种很薄小的“荚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汉文帝时做了一定的改革，但民间私铸钱的情况很严重，货币管理还是很混乱。对此，贾谊建议从源头管理，把铸钱的原料铜全部收归国营。另一位大秘贾山也建议：
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钱是一种操控人的工具，必须皇帝自己来掌握，不能让别人染指的。
但汉文帝不听，他赐给自己的宠臣邓通一座铜山，让其铸钱，邓通后来成为财神爷的原型。还有吴王刘濞的封地里有铜山，也大量铸钱，为其以后发动兵变积累起雄厚基础。以后关于铸钱，各朝代都曾是重要的问题，司马光也都记述得很详细。这都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课题。
第三篇进言是讲政治的，主要三方面：
一是要削藩，缩小王侯的封地和实力，强化中央集权，用之前刘敬的话就是“强本弱末”。
二是要教育好太子，这样才能实现皇权的长期稳定传承。
三是要改进秦朝单纯法治造成的对传统道德的破坏，移风易俗，建立起以礼治天下的政策框架。这篇进言，融汇了黄老道家和孔子儒家的思想，非常完美。
他引用“黄帝经”的“日中必蔧，操刀必割”，强调削藩已势在必行，要及早，在还比较容易做时来做，损伤会小些。
他认为，“前车覆，后车诫”，秦传一世而亡的根本问题就出在太子教育不行。
并引用孔子讲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强调太子的教育要及早，要有品德高尚智慧深沉的人做老师，要有一班正人君子在身边交往，这样，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他讲：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
人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而不能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法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做出惩治，人们都看得到；而礼则将可能发生的事禁止于前，人们就看不到。于是便感觉，法比礼管用，而没有意识到，礼治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他讲：
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
听人说话，要看与其实际做的，或者事实是否一致，这样就没人敢信口开河。事实就是，秦朝只强调法令、刑罚，于是短命；而商周强调仁义礼乐就传了数十世。
最后，贾谊讲：
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
皇帝要给大臣留脸面，培养大臣的廉耻尊言，大臣若真有罪，应当让其出于维护自我的尊言而自杀，刑讯是下策。为什么古人讲，“刑不上大夫”？因为，大夫没等被定罪就自杀了。
贾谊这几篇治国理政的文章，成为以后两千年皇权统治的重要参考。
汉文帝当然也非常赏识贾谊，想提拔重用他任公卿之位，让他掌实权，而不仅仅做个大秘了。但是大臣们都不给贾谊上好话，说：这个洛阳小子，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就想着往上爬，真正办事并不行的。这样的话听多了，皇帝最后也就疏远了他，让他到地方上去做长沙王的幕僚了。之后，三十三岁就死了。
被人忌妒是少年得志者的宿命，机关里有些人很年轻就被提拔，然后一直等到退休却再也没有动，也是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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