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理解，中国的皇权时代主要是讲“人治”的，这个特点影响至今。其实，准确地讲，历代以来，中国社会是讲究“人治”与“法治”的平衡。作为皇帝，怎样来平衡呢？汉文帝是把“人治”的权威授予落实“法治”的人。这个人就是张释之。
有一次汉文帝去视察皇家园林上林苑，并向上林苑令了解园林中的禽兽数目等情况。这个官员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旁边一个虎圈啬夫则代为回答，都答得一清二楚。于是，汉文帝招呼身边秘书张释之草拟诏书，要把这个啬夫升任为上林苑令，现任免职。张释之迟迟不动笔，文帝催促，于是这个小秘书便给皇帝上了一课，他讲：周勃那样的长者，对一些细节问题也照样不能掌握。啬夫长期在园林现场工作，所以有此口头上的小聪明。如果因此便得重用，那么天下效之，只重表面，不重其实，就又将走上秦国的老路。汉文帝释然，由此对张释之也刮目相看。这段故事则耐人寻味，张释之说得对不对呢？很难说。他自己不也正是由这样一番聪明的表现，开始被重用吗？
之后，又经过几次优良表现，每次都官升一级，很快被提拔为廷尉，主管司法。
有次汉文帝坐马车过桥，桥下正好跑过一人，把马给吓惊了，差点把皇帝给摔坏了。这个人被抓了，送到张释之这里审判。张释之判决此人违反交通法，罚款了事。文帝大怒：此人吓惊我的马，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竟然判这么轻？！张释之答：依法就得这样判，你要是想重判他，当时直接杀了他就得了。有法而不依，老百姓就不信法了，法也就没用了。汉文帝沉默了好半天，才说：你说得有理，就这样吧。
还有一次，有人偷了供奉刘邦牌位的宗庙前的玉环。张释之依法判此人死罪。文帝大怒：宗庙这对我们家是多么神圣的地方，他都敢偷，罪大恶极啊，起码得夷三族！张释之跪答：依法，杀头就是重判了啊。不能一沾皇室在意的地方就都成了大罪啊，有人要是捧了一把高祖皇帝陵墓的土，那得怎样判啊？汉文帝回去跟薄太后禀告了此事，太后谅解，才认可。
这两件事使张释之成名于史策，其实恰是汉文帝给他这个名声，立法治的权威。而后一件事则同时彰显了文帝的孝道。
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很让汉文帝以及史家纠结。文帝的亲舅舅薄昭杀了一个使者，怎么办？当年陈平周勃请他去做皇帝，多亏这位舅舅跑前跑后，给立下大功，而且这是他妈妈的兄弟啊。要法，就得杀，可置孝道于何地？最终，文帝决定派大臣给薄昭送去一杯毒酒，可是薄昭坚决不喝。好吧，文帝随后又派了一群大臣穿着丧服去薄昭门口大哭。薄昭自杀。
如前所述，以法治国体现的是汉文帝的黄老思想。那么，黄老的法治和法家的法治有何不同呢？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有个叫淳于意的官员犯法，当罚以肉刑，肉刑包括五种：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大辟（死刑）。他的小女儿叫缇萦，向汉文帝上书：父亲本是个好官，被百姓爱戴，因为一点罪过，就被处肉刑，以后再怎样悔过自新，也长不回去了。所以，我愿意代父受罚，卖身为官奴。汉文帝大受感动，便重新修订刑法，大幅减少了刑罚的残酷性，除了宫刑和死刑，其它三种都废止了。
这个故事就反映了两种法治的不同。法家是强调严刑重罚的，商鞅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重轻罪”，很轻的罪过，也要罚以重刑，这样人们就干脆一点罪也不敢犯了，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而黄老的法治，强调凡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而且要简易，如刘邦的“约法三章”，就是黄老的风格。
最后再讲一段故事，同样体现着人治与法治的平衡。前文提到过，汉文帝有个宠臣邓通，两人之间近乎“断背”关系。这个邓通在皇帝面前非常放肆随意，有次竟然当着丞相申屠嘉的面就如何如何。这个申屠嘉是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将出身，朴直威严，便对皇帝讲：您宠爱谁，可以让他富贵，但不能让他乱了朝廷之礼啊。汉文帝答：我知道了，稍后我私下警告他吧。
申屠嘉不罢休，回到丞相府，便派人去叫邓通来。邓通不敢去，先跑到皇帝那里问怎么办。皇帝说：你先去吧，我稍后就让人去丞相府把你捞回来。
邓通免冠、光脚，跑到申屠嘉面前，跪着磕头如鸡啄米，弄得一脑袋血。申屠嘉就跟审孙子似的，审了一通，最后就要当场把邓通给斩了。
这时，使者到了，代表皇帝来求情：这就是我的一个弄臣，您就放他一马吧。
邓通这才捡了一条命。
弄臣现象关于人性与权力，很有嚼头，后世多有。能如汉文帝这般对待，也属不易。
按：这其实是《谷园讲通鉴》的文字初稿，也算是个提纲，后来决定做成视频脱口秀节目，稿子只好全部重写。干脆发上来与大家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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