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北朝出了骚乱，安分了近十年的关中地区爆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举兵的首领，乃是一个叫做盖吴的卢水胡人。
卢水胡是关中胡人的一个大支，以世代居于卢水流域而得名。根据考证，这个卢水可能就是今天甘肃张掖南面的黑水。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民族混居区，包括匈奴、羌、小月氏等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体，因此考究民族史的学者常把卢水胡归为匈奴。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便是最为典型的卢水胡人，在五胡十六国中与刘渊、赫连勃勃都属匈奴，其实这三者不可一概而论：刘渊是南匈奴后人，属于匈奴与汉的混血；赫连勃勃是铁弗部，即匈奴与鲜卑的混血；沮渠蒙逊，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出于小月氏，可以认为是匈奴与羌的混血。后来“卢水胡”的概念扩大，只要是来自卢水的胡人都可称为卢水胡。
北魏灭北凉后，在关中各地分设军事重镇，对各胡实施统治。比如羌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李润镇（今陕西大荔北），在氐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仇池镇（今甘肃成县西北），而在卢水胡人聚居的地方，则设立了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杏城一带的胡人，都成了卢水胡（这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北朝时期的所谓的民族，往往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称谓，而非血统。比如起事的盖吴，血统而言应为羯胡，但仍被划归卢水胡一族）。非鲜卑的胡人地位远低于汉人，他们不仅被迫迁徙，而且还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胡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是个让北魏君臣提心吊胆的年份。前一年，由于北击柔然未果，河东强豪薛永宗、薛安都据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发动起义。鲜卑人正发愁呢，关中又风传“灭魏者吴”，盖吴乘着人们传播谣言的时机，在杏城聚众反魏。一击石惊起千层浪，不但卢水胡人纷纷响应，氐、羌、屠各、汉等各族人民都争相投奔。盖吴很快拥有了十几万兵马，他派遣使者前往南朝的宋国，请求归附。
北魏的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没把盖吴放在眼里，带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拓跋纥战死。盖吴的队伍继续壮大，震动了平城的北魏朝廷。拓跋焘派了高平敕勒部骑兵奔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率并、秦、雍三州士卒屯兵渭北，全力抵御盖吴南下。盖吴派兵进攻长安，与叔孙拔的精骑大战一场，战死了三万余人，遭受了第一场挫败。
盖吴见攻打长安受阻，便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向西进军，攻打新平（今陕西彬县）。西面果然是群胡混杂，盖吴的军队还没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等地的胡人便云涌而起。盖吴又分兵东掠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以东地区，在黄河边被北魏将领章直击破，淹死的人就有三万之多。（盖吴的部众虽然气势很惊人，人数也多，但基本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压迫的胡人，其战斗素质非常之低。盖吴想依靠民众的愤怒和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机动力强大的北魏骑兵抗衡，毕竟是极困难的。）
河东的薛永宗听说盖吴在关中起兵，受到振奋，立即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盖吴得到友军支持，颇为得意，便在杏城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并任命薛永宗为秦州刺史，共同打击北魏。
薛永宗在河东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他进攻闻喜一带，当地没有什么守兵，本应该是轻而易举拿下的，没想到闻喜的强豪自行组织起武装力量，将其击退。倒是其族人薛安都顺利地攻占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为了阻断盖、薛两家的联络，拓跋焘命薛拔纠集宗族百姓，沿黄河筑起壁垒，然后，又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领率领两万骑兵讨伐薛永宗，另一名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三万骑兵讨伐盖吴，至于进入陇右地区的白广平，则由西平公寇提以一万骑兵对付。
这时盖吴的控制区域已扩大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天水、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东至河东，南至渭水。盖吴又向南朝遣使，呼吁宋国出兵援助。奇怪的是，一向对北伐很有兴趣的宋文帝，这回却似乎打不起精神，只是象征性地封盖吴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并命宋国一方的雍州和梁州的士兵驻扎在边境线上，远远地为盖吴作声援，这样可怜的一点所谓的反应，估计是要遭来盖吴的强烈鄙视的。
那么宋国为何对于北方的乱事如此冷淡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宋国内部权力斗争刚刚平息，北伐的构想已有，但尚在策划阶段，不宜仓促出兵；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拓跋氏是鲜卑，盖吴是卢水胡，这两派胡人闹起来，充其量是狗咬狗的内乱，自己还是一边坐壁上观为好。可惜，可惜，鲜卑人在境内到处“救火”的机会并不多，真要想恢复中原，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缺乏远虑的宋国统治阶层只能事后去高唱“抓不住北伐机会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了。
拓跋焘亲率大军抵达东雍州（今山西临汾一带），兵临薛永宗的城堡。拓跋焘不明敌军底细，便问随军的崔浩：“今天可不可以进攻呢？”
崔浩答道：“薛永宗肯定没料到陛下会亲自前来，军心懈怠，现在北风迅疾（北魏军进攻薛永宗，是从北向南），应当急速进击，必使其溃散。如若等到明天，恐怕他们见官军实力强盛，连夜逃跑。”拓跋焘采纳崔浩计策，挥师挺进，迅速包围了城堡，薛永宗全军大败，无处可逃，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而死。据守在弘农的薛安都独木难支，被迫放弃城池，南投宋国。
魏军消灭了河东义军势力，士气大振。拓跋焘随即向西一指，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关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灾难即将降临。
拓跋焘统领的北魏骑兵马不停蹄地开进关中，眼前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条北道，沿着渭水北面前行，距离盖吴的大营只有六十里的路程；另一条南道，渡过渭水西行，然后再转正北，也可到达盖吴大营。
拓跋焘向崔浩问计：“盖吴在长安城以北九十里处，渭北一带没有城池，渺无人烟，缺少粮草，不利于行军。朕的意思嘛，不如渡过渭水，走渭南，爱卿以为如何？”
崔浩答道：“盖吴的军队离此处并不远。所谓击蛇之法，其要领是打破蛇头，头一破尾还怎么动？依微臣之见，应当走北道，乘我军势头正盛，先袭击盖吴。大军前往只需一天时间，到了他的大营，必能获胜。然后大军再回长安，也只要一天就到了。一天的时间，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如若走南道，盖吴的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渭北山区，那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了。”
或许是担心发生意外，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从崔浩的意见，他下令大军沿渭水南岸向西进发。不出崔浩所料，军队刚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便惊动了北面的盖吴，义军散入山岭之中，魏军无法采取行动进攻。拓跋焘大为懊悔，只得领军先进长安。
魏军到达长安后，便在城中驻军，以作休整。长安城的佛寺遍地皆是，魏军的一些将官便入佛寺游逛。僧人们不敢怠慢，请他们到寺庙里喝酒。僧人本该谨守戒律，并且不拜俗，即所谓“不拜父母，不拜帝王”。长安的僧人与官宦贵族接触很多，献殷勤成了习惯，哪料到这下子可惹来了灭顶之灾！
将官们来到僧人的住所，竟意外发现那里堆放着弓箭刀枪、盔甲盾牌等物件。佛门净地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他们心中狐疑，回来后就到拓跋焘面前去报告，拓跋焘听说后，勃然大怒道：“这些东西非佛门之用，他们必是私下勾结盖吴，想要作乱！”他当即命令有司捉拿相关人员，并且抄检佛寺的财产。皇帝就在长安城，底下的人自然是尽心尽力执行任务，查抄行动迅速彻底，结果也颇为惊人：佛寺中不仅私藏了武器，还藏有许多酿酒的器具，以及附近州郡的牧守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僧人的住处还搜出了好多间密室，里面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
这还了得，佛寺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佛教可是大大的坏了。拓跋焘颁布法令，宣布佛教为邪教，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凡是涉及藏匿武器或奸淫妇女的僧人，一律活埋，其余僧人则罚为奴隶。不仅长安一地实行法令，拓跋焘又传诏到国都平城，命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在各地依样行事，禁止佛教的传播。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一时间，各地佛寺被夷为平地，大量佛经也消逝在烈火之中，僧人们更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惨状为数百年来所罕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一桩：太武灭佛。
拓跋焘的灭佛令反响之大，影响之深，他本人即便有过心理准备，怕也不能完全预料。佛教自东汉初年来到中原地区，已有近四百年历史。十六国时期的几个大国，比如后赵、前秦、后秦等，其君主与贵族都十分崇尚佛教，后秦更是奉佛教为国教，其统治中心地处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冲，佛教交流频繁，佛事盛极一时。北魏的鲜卑贵族地处代北，离西域极远，按理说是不可能接触到佛教的，更不可能去信仰。可是拓跋珪在进入关东地区的过程中，除了认识到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外，也不断在各地遇到佛寺和僧人。鲜卑统治者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一无所知，到渐生好奇，久而久之，认为佛教对于平定天下很有帮助。经过三代时间，到拓跋焘时，鲜卑贵族基本上都信奉佛教。
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并不排斥佛教，他也喜欢与德高望重的僧侣交谈，探讨一些与统治有关的问题。然而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
拓跋焘对于佛教的印象，由好变坏，还有两个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崔浩，他笃信道教，对于佛教的学说很厌恶，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妄之极，危害世人，应当取缔。另一个人是寇谦之，此人也是道教徒，却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学说，并将其整理成经书，献给拓跋焘，宣称这是神仙所授。拓跋焘很是推崇，他的新年号“太平真君”，便来自寇谦之经书中的一句话：“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可以说是将道教定为了唯一的国教。
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他就曾下诏，命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便能够征役讨伐北凉；为防止僧人寄生民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他发出禁令，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一律不得私自豢养僧侣以及巫师，有这些情况的，限期遣送官府，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僧侣处死，主人灭门。
从这一系列的政令中可见，拓跋焘在长安所发的灭佛令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北方佛道两教之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长安的政令对于北魏境内佛教势力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过执行的过程中也不是毫无阻碍。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
佛教遭殃，人心惶惶。拓跋焘继续巡视关中地区，大军经过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东）、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收捕杀害与盖吴有关联的汉、氐、羌、屠各等各族叛民。接着，魏将乙拔率军在卢水胡的大本营杏城大破盖吴军，盖吴的军队溃散。拓跋焘满意于战事，从关中选了一批能工巧匠，就回驾平城。
尽管如此，关中陇西地区的叛乱依然此起彼伏，没有停息。不久，盖吴重新在杏城聚集了兵马，自称秦地王，召回了一些躲在山林中的旧部，重振旗鼓。这次拓跋焘采取了两面夹击的策略，一方面派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统领长安以北的军队南击盖吴，另一方面从关东的定、冀、相三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发动两万士兵，驻扎在长安南山的谷地中，防止盖吴逃逸。面对一个小小的盖吴，北魏的军队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
盖吴很快败于拓跋那的军队之手，他只身逃匿，其二叔则被活捉。众将建议把盖吴的叔叔送到平城邀功，唯有长安的镇将陆俟提出不同意见。
陆俟认为：“长安险固，民风膘悍，盖吴一日不除，长安就一日不得安宁。如今盖吴潜逃，如果不依靠他亲信之人，谁能捉住他？不如收买他的叔叔，许诺对他和他的家人免罪，放他去追盖吴，必有收获。”
众将不以为然地说：“贼党已散，只剩盖吴一个，能逃到哪里去？”
陆俟道：“各位没见过毒蛇么？不斩断其首，他就还会作乱（与崔浩的想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盖吴生性狡诈，若能逃脱，其称王造反之心就不会死，那样只会更加危害社会。各位放心，如若放了他的叔叔而不回来，我自当承担罪责！”
拓跋那赞同陆俟的计策，便放了盖叔叔，与他约定时间捉拿盖吴。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叔叔果然提着盖吴的脑袋来到魏军营中，陆俟的深谋远虑也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拓跋仁的军队又讨灭盖吴的余党白广平、路那罗等军队，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在北魏的连番军事行动与高压统治政策之下，被彻底平息，前后坚持时间将近一年。
扑灭盖吴起义，陆俟立了大功，拓跋焘也很高兴，把他召回平城，给他加官晋爵。陆俟出身拓跋氏的鲜卑旧部，祖上就一直追随北魏首领征讨诸侯，屡立战功。“陆”这个姓氏，是半个世纪后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的时候改的汉姓，也就是说，在拓跋焘的时代，陆俟可不是姓陆的，而是姓步六孤，也作步鹿孤(Bulgar)。这个姓在鲜卑内部属于大姓，我们后面将会提到，它在鲜卑八姓中排名第二，地位相当高。
拓跋焘北征柔然，西讨北凉，都不忘了把陆俟带在身边。陆俟其貌不扬，五短身材，在军中却颇有威信。拓跋焘让他负责都督辎重，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盖吴起义中，陆俟的职位是都督秦、雍两州诸军事，镇守长安。他的长处是有头脑，有手段，政治敏感度高，常能准确预言形势，让人不服不行。拓跋焘曾夸他：“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就是说别看你长得不高，考虑问题却颇为长远啊。
盖吴失败后，另外的一支卢水胡人在安定叛乱，首领叫做刘超，叛军数以万计。拓跋焘吸取了对付盖吴的教训，不立即派兵去镇压，而是下诏让陆俟想办法。拓跋焘说：“秦川之地极为险要，并入我国还没多少年，那里的官民没能享受到足够的恩泽，所以呢，这几年来叛乱暴动屡屡发生。现在这个刘超又凭借地利关险，不顺从王命，很让人头疼。朕若给爱卿重兵，则刘超等叛军必然合兵一处，据险对抗，未必容易攻下来；如若给爱卿轻兵呢，又恐怕制服不了他们。我看，也不用给兵了，爱卿以谋略来平定这帮子反贼，相机行事。”于是再次加封陆俟为都督秦、雍诸军事，出镇长安，对付刘超。
拓跋焘这个皇帝，虽崇尚武力，却也并不忽视用其他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场上他喜欢出奇出巧，而不仅仅依靠人多势重去征服敌人；在战场之外，他也更懂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许重要，但消灭敌人的反抗意志，并得到更多的民心，则更为关键。比如对付柔然时，采用军事行动予以消灭自是主要方针，同时他又拉拢联合与柔然矛盾极深、受到柔然奴役的高车各部的力量，结果在与柔然的连年战争中，越打越强，骑兵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拓跋焘的这份诏令既反映了他的治乱方针，也反映了他对于陆俟这个老部下的无比信任。试想没有对一个人的胆识智略的充分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写出拓跋焘那样一段话语的。
陆俟明白拓跋焘的心思，追随皇帝多年，只需一个信号，便可心领神会。刘超的上万叛军刚刚树起大旗，又有地利之便，正是最为狂妄强盛之时，这时候上去硬碰硬，保不准就做了“拓跋纥第二”，刘超也完全可能闹得比盖吴还大。所以陆俟也不张扬，自己一个人骑一匹马，就去长安上任。
刘超军中探马来报，说朝廷派来的这个陆俟，也不带兵，也不打仗，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刘超心想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不把陆俟放在眼里。
陆俟一到长安，便四处张贴告示，宣扬朝廷的宽大政策：对于反叛势力，只要与朝廷合作，不捣乱，一律既往不咎，还可以做官。为了表明诚意，陆俟又派人到刘超营中，向刘超提出娶他女儿为妻，结为姻亲。
有这样的好处，刘超自然不会放弃，但他仍然十分警觉，没有投降的意思。陆俟修书一封，向刘超提出，愿带帐下兵士，前往拜见刘超，共商两家之好。刘超那边很快就回信说：“你要来就来，带的人若超过三百名，我就以弓马相迎；带的人若不足三百名，我就以酒食相待。”字里行间透出地头蛇的杀气：你要人多，咱们就直接兵戎相见，谅你人再多也多不过我的上万兵马；你要是人少，我就观望一下，要是不老实，同样可以给你搞个鸿门宴，教你有来无回——这买卖看起来只赚不赔。
陆俟是个聪明人，他之所以要去见刘超，目的有二，一是向刘超示弱，使其放松警惕；二是到刘超营中探看虚实，以确定将来的行动计划。刘超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含糊，带上两百名兵士，前往探营。
刘超听说陆俟和他的手下果然来了，而且人数稀稀拉拉的，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便命人摆下酒席伺候，同时也不放松警惕，身边将士大多穿戴刀甲，严加防备。陆俟见了刘超，两边寒暄一通，陆俟也大致看穿了刘超的架势。酒席间，陆俟不说大义之辞，只与刘超觥筹相错，杯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一个劲地喊着过瘾。刘超等人见此情景，以为陆俟真和他们一条心呢，早没了杀意。酒席散尽，陆俟竟然要由手下将士们扶着，才回得了长安。
回到长安，酒也醒了，陆俟立时换了一个人（呵呵，也不知是真醉假醉，反正聪明人总能在该清醒的时候清醒，在该沉醉的时候沉醉，愚蠢的人则正好相反，总是在该沉醉的时候清醒，在该清醒的时候沉醉）。他对部下说：“我们可以搞定刘超啦。”他在长安城里的守兵中秘密挑选了五百名精壮之士，组织他们严格训练，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国家的恩情多么多么高，你们呢，只要奋勇争先，拼死杀敌，将来必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些确是实话，北魏初期尚武，统治者对于立了军功的将军士兵，给予的待遇非常高。士兵们受了激励，纷纷对陆俟说：“咱们这些人到死都跟着陆公，决无二心！”
陆俟看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战斗力也提升上去了，就带上这些士兵，以出猎为名，去见刘超，出发时说得清楚：“今天咱们要找机会除掉刘超，诸位但等我与刘超会面，席间以酒醉为号，便一齐下手。”士兵们各自领命。
刘超听说陆俟打猎顺路来见他，以为又找他叙旧呢（你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呢，看一眼也就明白你的底细了），便让人再次摆下酒席，招待陆俟。这回陆俟虽有五百名随从，刘超鉴于上一次的经历，不再小心设备。
陆俟的表现与前一次无异，也是相见甚欢，说些哥俩好的话，拼命地喝酒，刘超就陪着喝。喝着喝着，陆俟有了几分醉意。左右上前搀扶，陆俟却执意不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要上马出营。刘超不知底细，赶忙到马前送他。陆俟翻身上马，脸色突变，对着刘超大喝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将刘超人头砍下。兵士们早已会意，各自拔出武器，高呼猛进，击杀刘超的部下。刘超营中一时大乱，哪里抵挡得住这五百精兵，死伤数千人，剩下的举手投降，刘超的叛乱就此平息。
拓跋焘大喜过望，再次把陆俟调回京都平城，升他的官。陆俟单马镇长安，终于不辱使命，表现得有胆有识，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潜在的大乱。《魏书》评价他只用八个字：“威略智器有过人者”，一个字都没有说错。
此后北方的各地胡人虽还有零星叛乱，但已难成气候，拓跋焘进一步巩固了他河东、关中、凉州等地的统治后，就要北上讨柔然了。
北魏对付柔然的一大问题是，柔然背靠广袤的沙漠，回旋空间极大，打不过北魏，就可以一直往北逃，北魏骑兵机动力虽强，但对付远遁漠北的柔然人，不要说追不上，经常连找都找不到。吴提做可汗以来，柔然衰微，很少与北魏军队正面对抗，客观上反倒减小了柔然的损失。吴提在位的十六年中，北魏征讨柔然经常因为找不到敌军，又缺乏水草，而半途而废。吴提死后，他的儿子吐贺真继任可汗，依然秉承这一策略，效果卓著。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开始的与柔然的战事，源自西域悦般国（《资治通鉴》作般悦国）的遣使来朝，与北魏相约合攻柔然。悦般国在北魏以西万里之外，据称是北匈奴的一支后裔，风俗言语近于高车而远于柔然。他们的首领与柔然结下了梁子，苦于实力太弱，只得让人来北魏求援。
悦般国内有不少温泉资源，放到现在应该也属于疗养旅游胜地。悦般使者朝贡之外还带了一名宣称有法术的人，能够将人割破血脉，放血数升，然后用药草治疗，一会儿便能止血，再养个一个月，就能恢复正常，连瘢痕都不会留下。拓跋焘下令从监狱里带一些死囚按照使者的说法进行试验，果然不假。拓跋焘见有这么好的药草，便问使者哪里能采到。使者神秘一笑，说：“奥妙之处在于我们这位法师，而不在于药草。这种药草，在中原各地的名山中都能找到，陛下可以派人依样去寻，然后由法师传授医治的法术。”拓跋焘彻底拜服，对悦般国使者的言语深信不疑（神秘主义的东西自古而今都是一脉相承，很多特色千年不变，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平头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崇拜者。君不见悦般国使者的这些宣传手段，今天还被许多人用来“发财致富”）。他下令全国戒严，准备出兵讨灭柔然。
北魏这场对柔然的进攻，在事后看来，基本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但从拓跋焘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却可以推测，他是有心直捣漠北，与柔然拼个鱼死网破的（当然多半时候还是有信心保证网不破）。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当年宣布戒严看出来，拓跋焘要保证后方无事，才敢大军出动，可见规模不小；以前的北伐，皇太子都是要驻守国都平城的，而太平真君九年的北伐，太子拓跋晃却跑到漠南的行宫，朝见拓跋焘，随军一同北上；并且，拓跋焘连续两年三次用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征战密度。
第一次用兵在当年的冬天，北魏大军向北挺进沙漠，遍寻柔然踪迹而不得，最后到达汉朝征讨匈奴时留下来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天气寒冷，行军困难，魏军便将携带的粮草囤积于城内，在城中留了些守兵，就撤退了。
转年开春，拓跋焘回到漠南，大宴群臣。大约是浸沐于席间大臣们的一片阿谀之词中，拓跋焘忽然志气昂然，不甘心于前一年的徒劳无功，下令再度北伐，大军分为三路：高凉王拓跋那走东路，略阳王拓跋羯儿走西路，拓跋焘本人则与太子一起过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阿尔泰山东段），北行数千里。这个气势很吓人，柔然可汗吐贺真闻风而遁，拓跋焘的连续第二次北征又未果。
拓跋焘并不罢休，他分析了最近几次北伐的得失，总结出教训：每次都把局面搞得太大，没到柔然腹地就把人家吓得半死，这怎么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呢？他吸取教训，在紧接着的这个秋天第三次发动北伐，这一次，他只让拓跋那和拓跋羯儿率领少数精兵，分别从东路和中路北上。吐贺真果然接招，他以数倍于魏军的柔然精兵迎战，包围了拓跋那的军队，包围圈绵延几十里。
拓跋那全无惧意，命令士兵深挖战壕，坚守待机。双方相持多日，吐贺真每次出阵挑战，都被拓跋那击退。柔然人多势重，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吐贺真渐渐感到恐惧，越想越觉得魏军必有后援，这么下去自己要倒霉，就主动解围，连夜逃走。拓跋那带兵追赶，九日九夜，穷追不舍。吐贺真对自身的战斗力没信心，弃了辎重，翻山越岭没命地跑。拓跋那得了辎重，不再追赶，回军会师。另一路的拓跋羯儿也收编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数百万之多，全部带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连续对柔然的用兵，最后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柔然上层势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获取了柔然的资源和财产。史载“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严格地说，应该是柔然的势力重心西移，更多地与西域诸国发生冲突，而不敢来招惹东方的这个霸主了。
拓跋焘压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浑也被他打得抬不起头，得意之余，想的当然是如何功高盖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灭北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他让崔浩担任监秘书事，命他召集一堆汉族文人高允、张伟等共同为魏国修国史。修史本是汉人的强项，试问古往今来，天下诸多国家，又有哪个有中国的史籍那么连续和完善呢？崔浩也是当仁不让，觉得这种任务就该由他来领导完成，很爽快地接手过来。
其实崔浩见识虽广，文笔却不咋样，执笔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来做，他只负责总结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鲜卑贵族仍把崔浩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崔浩在不少问题上都伤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灭佛的那次），这次又要对他们的先世品头论足，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法子，皇上这么信任那些汉族读书人，自己呢，打仗虽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听之任之。
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本来就对修国史有意见的鲜卑贵族当然也去看了，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里是在夸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发家才历经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体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放在外面给大家看呢，太不像话了。鲜卑贵族一个个怒气冲天，前呼后拥地跑到拓跋焘面前，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这帮汉人是存心损咱们呢，应当严惩不贷！
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儿臣刚刚还问他来着，他说全是崔浩干的。”
拓跋焘转脸问高允：“太子说的，可是实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为微臣侍讲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实他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倒吸一口冷气，居然还有这样的大臣，感叹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临头，还能面不改色不说假话，此乃信；身为大臣，而能坚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贞。既信又贞，让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焘又派人把崔浩召来质问，崔浩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拓跋焘就叫高允起草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并且诛杀与著述国史相关的官员。
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大晋王朝》），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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